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要论

心性和谐思想是中国佛学和谐思想的核心内容.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具有融合中印佛教心性思想的特征,它突出发展了印度大乘佛教的智慧解脱思想,相对于印度佛教而言,具有关注现实人生、现实人心、现实之用的特征.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体现在修行观上、心性本体论和境界论上,具有将心性和谐推展到现实人生,将内在精神和谐与应对世间智慧相结合的特征.研究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对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僧肇的心体论及其在中国佛性论建设中的地位

在东晋佛教史上,僧肇的出现代表着“六家七宗”时代的终结,意味着印度佛教已经摆脱了对中国文化的长期依附,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尽管僧肇的心体论思想与真正的佛性论思想还有一段距离,但在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无论是他的般若无知论还是万法唯心论,对于竺道生佛学思想的产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朱熹视域中的佛教心性论

朱熹对佛教的"心论"和"性论"分别表达了自己的理解和评价.朱熹认为,佛教"心论"是"以心观心",实际上是"裂心为二";认为佛教"性论"是"作用是性",实际上是"以气质为性";并因为这样的"心性论",佛教不分是非、不事存养.但是,朱熹对佛教"心性论"的理解与佛教"心性论"本有内涵是有距离的,朱熹并没有领悟佛教心性论的真正意义.     

试论惠能心性论对二程的影响

佛学和儒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相互影响的。惠能的心性论以自性为核心概念,打通了身、真心、自性和佛性,充分肯定了个人的价值和地位。二程在批评禅宗社会影响的同时,又在吸收和改造惠能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天理为中心,把情、心、性、理相贯通的心性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儒家哲学。     

儒佛交融与朱熹心性论的形成

心性论是理学的主题。而宋代理学心性论的形成渊源则要追溯到佛教传入以后儒佛关系的演变过程,儒佛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外来佛教在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的影响下,为适应中国社会的思维方式而不断改变自己,这即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而正是这种中国化了的佛教,又对中国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仅从儒佛关系的角度,分析佛教哲学在传统儒学影响下逐渐心注化的历程,以及由此产生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并探讨朱嘉既吸收佛学的理论精华又超越佛学建立心胜论的理论过程。     

论僧祐佛学思想

僧祐在南北朝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的佛学思想立足于其弘法护教的宗教实践,是对南北朝佛教生存、发展问题的思考与回应。僧祐的佛性观维护和巩固了佛教信仰对象的神圣性,强调了佛与众生之间的联系;其心行并重、以制心为始的律学思想已经具有了融通大小乘律学思想的萌芽;而其天竺地理中心观和夷比夏优文化观则是其弘法护教实践的反映。僧祐的佛学思想既是南北朝三教之争的缩影,也从侧面反映出魏晋以来佛教主流思潮由般若性空之学到涅槃佛性论的转变。     

藏传佛教格鲁派与汉传佛教三论宗心性哲学之比较

本文分别介绍藏传佛教格鲁派佛性论哲学和汉传佛教三论宗心性哲学,比较二者的异同,加深我们对藏传佛教心性论以及汉传佛教心性论实质及多样性的理解。     

基于禅宗心性论与宋明理学心性论关系所作的思考——以分灯禅、朱熹、陆九渊心性思想为例

中国佛教各宗派中,禅宗的心性思想整体性特别强。尽管如此,作为分灯禅中的重要两支,洪州派与石头派还是表现出相互区别的心性思想。笔者试将洪州派、石头派心性论与陆王心学、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陆九渊、朱熹的心性思想作相关比较,以期对探究禅宗心性论与心学、理学心性本体思想间的借鉴、吸收关系,以及宋明时期儒家心性思想为何由人生、伦理转向心性本体层面提供有益的参考。     

论唐代“三教合流”趋势的形成

印度佛教引入中土后,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经过了一段不适应的时期,到唐代已经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形成互相融合的趋向。这种融合首先以佛学的中国化为契机,如天台宗“一念三千”就与儒家心性之学有某种暗合,唯识宗学理上虽仍与中国哲学格格不入,但亦显示出对皇权的依赖和臣服,华严宗则大量引用老庄而“以老解佛”,同时又对双方都有所改写和调和。禅宗是对佛教作中国化改造最彻底的案例,其顿悟说既融合了道家和玄学的成分,也具有儒家心性论的背景,成为后来宋明理学和心学的重要思想来源。对这些中国式佛学,儒家的回应既有批判,也有吸收,由此而提出儒家“道统说”(韩愈),并试图以心性之学来统一儒佛两教(李翱)。道家则以《道体论》为代表,借助于郭象的“无心论”而将佛理佛法大量融入道家经典,使道家哲学在思辨层次上提高了一个档次。这些都为后来宋明理学吸收三教而成一统准备了充足的理论前提。     

《解脱庄严宝论》的佛教哲学之探析

达波噶举的创始人达波拉杰的《解脱庄严宝论》融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等佛教内容为一体,集大乘佛教的唯识宗、中观宗和如来藏佛性论于一身,在佛教哲学本体论、心性论及方法论上独具特色。达波拉杰把噶举派大手印思想与噶当派的道次第有机融合在一起,标志着噶举派显教大手印的正式确立,这是藏传佛教史上的一次创新。     

百年来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比较研究述评

朱熹《诗集传》间采三家,辨正旧解,为诗经宋学代表之作,其对诗经汉学既广泛继承,又多有批判。20世纪以来研究朱熹诗经学论述著作纷纭,异彩纷呈,关于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亦是成就斐然。20世纪上半叶较少出现专门著作,以胡适与傅斯年等学者为代表,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皆肯定了朱熹诗经学的创新价值及开拓意义。20世纪下半叶,朱熹诗经学的研究蓬勃发展,但有些学者还带有阶级理论的烙印,在肯定朱熹诗经学对诗经汉学有突破之功的前提下,亦指出其研究视域的局限性。新世纪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更加深化、细化,对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也具有相当理论深度,尤其是裴云龙先生的论述到达了前人所未有的高度。     

巴渝理学家度正诗文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度正以理学名世,乃朱熹门徒,是南宋时期巴渝的儒家正统文人。其诗文留存不少,但多应制酬答之类。诗文里常渗透着理学思想和忧国忧民之感,偶有乐观旷达的情怀。＂以文为诗＂、＂好用故实＂的南宋主流诗风对其诗歌影响颇深。     

宋代翰林侍书王著生平及其书法诸事考辨

宋太宗曾仿唐制设置过翰林侍书一职,任职者为王著。王著在当时是一位对宋初书法做出过贡献的书法家,有一定的名望。可惜的是,王著在宋以后人编著的书史性文献中地位不显,而且目前的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比如对王著的生平与卒年、王著＂善于规益＂,以及王著书法的评价等问题的认识,仍有深入探讨和研究的价值。     

“唐宋之争”与朱彝尊、查慎行宋诗观探赜

明清文学流派纷呈,各流派或宗唐,或崇宋,围绕尊唐尊宋、唐诗宋诗孰优孰劣等问题产生诸多争议,唐宋之争成为明清文学史上一大公案。朱彝尊的诗学观主要是尊唐黜宋,以唐诗为源为正为盛,以宋诗为流为变为衰,呈现出的是一种传统的源流正变的文学史观,强调伸正黜变。晚年其对宋诗态度虽有所缓解,但仍认为宋诗不能成为诗坛主流。查慎行与朱彝尊有表亲关系,两人经常诗文唱和,在对待宋诗问题上,查慎行不同于朱彝尊,朱彝尊认为唐宋诗是继承关系,查慎行对唐宋诗的认识则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变化过程。最初,查慎行认为唐宋诗是继承关系,后来逐渐认识到宋唐诗是并列关系。查慎行改变了长期以来所流行的以唐论宋模式,提出唐宋互参的模式,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此外,与朱彝尊排斥宋诗不同,查慎行以宋诗为尊,诗学苏轼、陆游,尊宋而不废唐,兼法唐宋,以高超的创作成就使浙诗派呈现出独特的宋诗特质。     

朱熹“体用一源”思想论析

体用范畴自魏晋发展成熟以后，玄学和佛学各派争相言体用，以说明本体与现象、实体与功用之间的关系。程颐揭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基本原则，为理学本体论哲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朱熹在这一原则基础上，建构起他的理本论哲学体系，构成了整个理学的思想基础，他整个哲学体系无不贯穿着“体用一源”这一根本宗旨。     

略论唐宋饮食文化的差异

唐宋饮食文化有着许多显著的不同。唐代饮食文化深受游牧民族和异域风情的影响，具有鲜明的“胡化”色彩，宋代饮食文化的“胡化”色彩则大大减弱。唐代饮食文化显得豪迈粗犷，宋代饮食文化则显得细腻精致。唐代饮食文化的贵族化色彩显著，宋代饮食文化的平民化色彩突出。唐代饮食文化的发展基本上局限于自然经济的范畴，而朱代饮食文化中的商品经济因素则显著增多。     

居乡状态中的南宋理学士人——以朱熹为辐射中心的群体探讨

南宋一朝,在理学内因和社会政治两方面的作用下,理学士人居乡化态势日趋明显。朱熹是南宋杰出的理学大儒,也是南宋居乡士人的典型代表。他行道乡邑,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努力构建理学框架下的基层秩序。以朱熹为中心,其亲友弟子中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居乡士人群体,在乡闾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对地方政府而言,他们是稳定地方、和谐乡里的优佳辅翼者;对基层民众而言,他们是下情上达、济贫恤困的有力护翼者。作为持道秉义、代表时代发展趋势的"第三种力量",他们不断扩大着自身对基层社会的影响力度,在乡闾间进行潜移默化的改造,将理学家的社会理想落到实处,不仅为理学在基层的深入拓宽了空间,同时也基本定型了居乡理学士人的行为模式和发展方向。     

朱熹自我教育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自我教育思想是朱熹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教育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产生了种种影响。了解和分析朱熹的自我教育思想，探讨其自我教育的方法、实现过程，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典籍与教科书同构:朱熹纂辑《四书》的理路

朱熹纂辑《四书》,旨在将儒家经典的诠释与学校教科书建设熔于一炉。作为中国儒家经典《四书》的集大成者,朱熹注重义理阐发而不废章句训诂,力辟佛说而注意吸收、利用其理论思维成果,形成了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一系列四书著作。朱熹治《四书》,实现了文化传播与教育的有机结合,为南宋以降元明清三代的士人学子开启了为学进德的基础路径,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信仰体系和政治伦理秩序的合法性。     

元代新安理学从“唯朱是宗”到“和会朱陆”的转向

元初的新安理学家以宗朱为特征。他们奉朱熹之说为圭臬,做了大量的理学义理普及与文献整理工作,陈栎、胡一桂、胡炳文是其中代表性人物。唯知株守朱学常常会产生流弊,使朱学流为训诂之学。以朱升、郑玉、赵为代表的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开始寻求突破,从而使新安理学出现了“和会朱陆”的转向。朱升以“尊德性”统摄“道问学”,郑玉力倡朱陆之同,而赵则认为朱陆“早异晚同”。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和会朱陆”思想,其实就是想用陆氏“发明本心”的思路来纠正宗朱学者偏执于语言训诂的流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