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孝"字的文化阐释

<论语>是儒学文化的源头.本文就<论语>中孔子言"孝"的文化内涵及历史和现实意义进行了阐释.笔者认为"孝"的文化内涵除了"善事父母"外,还应包括统治者的"慈惠爱民",从而体现了孔子所倡导的一种为政之道与成己之方.并且,"孝"的实践意义,致力于唤醒人们的道德自觉与对社会及家庭的责任感,无论古今,皆归于此.     

从文化学角度试析"龙"何以有"禁忌"之意

"龙"在<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一共有22个义项,我们在出土的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发现,"龙"还有一种特别的用法,意为"禁忌".龙具有这一用法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龙是神圣的,人们崇拜龙,从而产生禁忌心理;另一方面是因为"龙"的原型是蛇,人们对蛇的惧怕在龙身上延续着,因而产生禁忌心理.     

《琵琶记》意义新探--兼谈悲剧的形而上特质

现代有关<琵琶记>意义的诠释,包括当前主要的"伦理矛盾说"和"性格缺陷说",皆未出"五四"以来现代话语结构中对传统儒家思想及国民性批判否定的层面.而自德国古典哲学以来的重要悲剧思想,无不强调悲剧的形而上特质,其中包括终极性认识和终极性超越两个方面.作为经典悲剧作品,<琵琶记>具有较之以往理解更为普遍的深层诠释空间,其间所表现的父子之间"孝"与"孝",君臣之间"孝"与"忠"的冲突,从根本上来说,展示了理想价值体系在具体时空当中的分割、对立和冲突,体现了有限中的人对完美理想的不懈追求.这个更深层次的诠释,不仅丰富了<琵琶记>的意义,而且能够加深对悲剧本质的认识.     

从“一师风潮”看“五四”时期的浙江报刊

研究和宣传新思想的报刊的大量出现,以及发表在<浙江新潮>上<非孝>一文引发的"一师风潮",是五四运动影响浙江思想界与报刊界的直接后果."一师风潮"是1920年全国学生运动中最突出的事件之一,<浙江新潮>则对新思想在浙江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批评歧见与文本矛盾--《白鹿原》文化研究论衡

<白鹿原>的环境、情节、人物均"文化化"通过淋漓尽致的民情风习、神话传说、村社建筑和日常生活描写营构了乡土气息与时代氛围交融一体的文化环境;将传统文化内部正负优劣冲.突、个人本位文化与阶级本位文化冲突浓缩到白鹿村两个家庭两代人之间,形成辐射状结构网络;塑造了白嘉轩、朱先生以及鹿子霖等传统文化人格,鹿兆鹏、白灵、鹿兆海等现代文化人格,黑娃、田小娥等游离、介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至真至情的人格,藉以打开民族文化库藏.小说围绕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主题展开,感情与理智不完全统一,感性状态的描述与理性状态的思考存在某种悖论,思想意蕴广博、深厚、复杂、纷繁,给批评家提供了宏阔的解读空间.文本矛盾合成<白鹿原>的文化内涵,批评歧见合成<白鹿原>的价值论定.     

解悟清贫--方志敏与中野孝次清贫观的比较研究

以中国方志敏的<清贫>与日本中野孝次的<清贫思想>为文本,比较研究中日文化关于"清贫"的理念、内容、特征、价值、渊源的异同,并回应当今社会应该怎样面对富裕的物质生活和富裕之后应该有怎样的人生追求等问题.     

《白鹿原》中的“神灵”与“鬼怪”

<白鹿原>在中国20世纪末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神灵"与"鬼怪"交织在故事中,使小说蒙上一层浓浓的神秘色彩;作为一种象征,神话原型预示和代表了人的命运,更加丰富地演绎了白鹿原上悲欢离合的故事.     

论《论语》中“仁”的多层统一

<论语>中的"仁"可分为多层,认为<论语>"仁"具有层次性的一些学者将<论语>中的"仁"分为"全德之名"和"德目之一"两个层次,此观点有不完善之处.结合孔子思想实际与<论语>具体材料的文意训释,<论语>中的"仁"可分为"理想之仁"与"现实之仁"两大层次,并且"现实之仁"内部还可分出多层.<论语>的"仁"是一个多层的统一体,这些层次间相互关联,共同统一于"爱人".     

论《周易》的孝意识及其特色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思想莫不发端于"孝"意识,"孝"意识是中华伦理道德的原点精神,它是中华民族自然情感的积淀和升华.至周代,生发于中华民族内心世界的这种情感,逐步演化为一种和谐致善的社会风尚而使周代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楷模.养老敬贤和崇尚孝道是周代的基本国策,这一国策反映着"孝"意识在周代已成为个人和社会的道德自觉.<周易>作为性命之书,对周人的道德风尚有着深刻的反映.本文通过对<周易>孝道意识的分析,洞观周人养老敬贤的孝道风范,并以此作为当代社会道德建设的思想借鉴.     

论"品式":西晋《户调式》、北魏《丘井式》、隋《输籍样(式)》

两汉的"式"制取"样"的意思,一种制度的标准模式,与"品"制结合,谓之"品式",构成"汉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品式"普遍化,一般事务均有"品式"的规定.<户调式>是西晋赋税"品式"中"样"方面的规定,用作划分户等时比照和折算的基样.北魏<丘井式>是户籍编造的样式.<输籍样>仿自<户调式>,也用来"定户上下".<通典>不懂"品式"制,把<户调式>中修饰"样"的形式方面的规定,即"占田"、"课田"从"式"中抽出,当作土地制度归入<田制>;把<丘井之式>中的"均田"幌子当真,视其为由国家分配土地的"均田制";把<输籍样>解释为"轻税"之法,目的在于挖"浮客".<通志>、<文献通考>继承了这些错误,并一直影响至今.     

感恩与孝道——借基督教感恩文化重塑孝道文化

＂感恩＂是基督教的信条之一,＂孝道＂则是儒家文化的根。基督教感恩文化和儒家孝道文化的核心内容都是＂爱＂与＂感恩＂,都提倡＂敬爱父母＂、＂感激父母＂。在国内当前社会道德普遍滑坡、感恩之心缺失的背景下,尝试将两种文化进行融合,通过诵读古文经典,汲取传统＂孝道＂文化的养分;并借鉴基督教文化＂感恩＂的教义和美国＂母亲节＂的表现形式,内在以＂感恩＂作为＂孝道＂的心理基础,外在把＂母亲节＂纳入节日序列中,对国人尤其是青少年进行感恩教育,唤醒大家的孝道意识,从而弘扬传统孝道文化中的精华,积极构建和谐社会。     

当代农村孝道流失的社会原因探析

在当代农村传统孝观念的断裂和孝道的流失则是客观的现实。孝道流失的背后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家庭结构变化疏离代际情感;城市化进程弱化原有孝观念;伦理教育途径缺失阻滞孝道传承;社会保障制度缺位增加秉承孝道的负担。遏制中国农村孝道流失,伦理道德和社会制度需要携手共担。     

孝道与唐代官吏

唐代通过科举制度,强化了孝道作为官吏选拔任用的标准,并通过政策法规等措施激励官吏做孝道表率,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唐代官吏的道德素养。唐代官吏大多数不仅躬行孝道,而且积极劝导百姓行孝,使得“以孝治天下”的治国之策得以更好地贯彻,强化了整个社会的行孝之风,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重读“孝悌为仁之本”

本文试从“人我”关系亦即我与他人或他者的关系这一角度 ,重读孔子和儒家传统有关孝的思想 ,以期重新接近这一观念所蕴含的深刻伦理意义。孝这一观念所强调的是一个作为能够承担责任的伦理主体的我对他人的无可推卸的伦理责任。虽然从表面上看孝仅仅规定我与作为父母的这一特殊他人的特殊关系 ,但是 ,这是我与“第一”他人所发生的“第一”关系。作为我的第一他人的父母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一切他人的“原型”,而我与父母的伦理关系已经是我与其他一切人的伦理关系的“原型”。本文从分析孔子所说的敬开始 ,孔子对孝中之敬的强调表明 ,孝远非某种自然感情 ;敬作为我对他者之敬蕴含着他者的某种“超越”性和我作为我的“主体”性 ,一种“我而为他”的主体性。最后 ,对作为孝的构成部分的“事死如事生”亦即为父母居丧守孝以及祭祀的意义进行了分析     

儒家孝道的感恩精神特色及其现实意义

从感恩范畴的角度看,儒家孝道可看做是一种带有普适价值的感恩文化,其感恩精神有三个突出特色:一是既重形式更重内容的感恩,二是主张父慈子孝、反对愚孝的双向感恩,三是推己及人、"修齐治平"的感恩。在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新时期,深入认识和把握儒家孝道的感恩精神特色,对于我们重振新兴传统孝道,从物质和精神多方面满足老人们的需求,让孤寡老人都能得到良好的照顾,克服目前"倒孝"啃老族"等不良现象,营造和谐美好的家庭关系及社会人际关系,都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和意义。     

对传统孝道的解读——从社会道德信仰视阈的审视

站在道德信仰这个全新的视角上，我们发现孝道观念在当今社会的沦丧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为了唤醒国人心中的“孝”感，使传统孝道回归家庭，并继承其中的合理内核，通过采取孝道教育的方式，在全社会建立起对孝道的信仰，使之成为传统道德信仰与新时期道德信仰的连接点，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一个良好的国民素质基础。     

辨析对《论语》中“孝”的误解

孔子在弟子问“孝”时,提出了“无违”谓之“孝”的思想;在回答如何做到“孝”时提出了“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的论断。有人由此认为,孔子提倡的“愚孝”,强调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压制了子女的开拓创新精神、阻碍了子女的发展。本文试图诠释《论语》中孔子有关“孝”的思想,消除人们对其中“孝”的误解。     

论孔子对西周传统孝道观念的重构

春秋之世,传统的以崇拜祖先为主的“孝死”观念逐渐淡漠了,代之而起的是对在世父母的“孝生”观念,孔子顺应了时代的变化,赋予了西周传统孝道观念以新的内容。首先,孔子将西周孝道从宗法教条中解放出来,转变为个人品德修养的最根本内容。其次,孔子的孝道思想是双向的,就是不仅子要孝,而且父也要慈,这正体现了春秋时期伦理思想的特点:相对性、平等性。第三,孔子提出了“孝为仁之本”的命题,认为“孝”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根本基础及发展的前提。     

汉代“以孝治天下”政策的现实效果——以士人宗族群体为中心的考察

汉代号称“以孝治天下”,朝廷通过不遗余力的孝治教化,企图达到“以孝劝忠”的政治目的。就当时在汉代社会结构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士人宗族的状况而言,一方面这种广泛教化政策使得宗族内部对于孝悌的德行非常重视,同时使得家族内部形成了以士人为核心的比较强的凝聚力、向心力;但是另一方面,每当关键时刻需要在忠与孝、国与家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士族的趋向往往会是首先维护本宗族的利益。正是这一点,成为两汉政权两次倾覆的重要因素。国家“以孝劝忠”、巩固政权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发生很大的作用。     

祠堂孝慈文化释读

孝慈文化融入祠堂中,成为族人共同的文化心理定势。从恭敬慈爱、承志守业、重祀追远三个方面阐释祠堂孝慈文化的基本内涵,分析其对族人伦理道德观念产生的重要影响。祠堂孝慈文化独有的亲情感染力,可以促进个体道德自觉性的提升,进而为建立和谐的家庭代际关系奠定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