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流行时期的国家与社会

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已经走上了良性的发展轨道,但总体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仍然是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非典"流行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某种变异,"非典"流行事实上打断了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发展进程,正是由于社会缺乏自救能力,也无可以自救的组织资源,才使国家有了大规模介入社会的可能,国家不得不依靠强化政府权力的方式和传统的动员渠道来控制疫情的扩散,也在事实上强化了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在处理突发事件或者社会传染病时,能否不以伤害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关系为代价?"非典"之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应建立在公平、平等、民主、自由与正义的基础之上.     

“市民社会“批判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

对市民社会理论,尤其是对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考察,发掘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丰富性及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涵义,对于构筑中国"小而强国家,大而强社会"的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目标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由于具有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它所处现实时代和独特的国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多层次、全方位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是实现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关键所在.     

转型时期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革

转型时期,中国面临着政府与社会关系变革的重要课题。变革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应按照市场经济体制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客观要求,围绕“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模式,理清基本思路,进而采取有力措施。从政府方面说,应采取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规范政府行为;从社会方面说,应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培育社会中介组织、建立社会对政府的监督制约机制、建立社会保证体系等具体措施。     

从“硬管理”到“软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下乡村治安问题研究

治安工作的实施状况是判断一个国家治理能力成熟程度的重要依据,治安治理的创新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国家与社会在互动情境中的相互赋能与增权,是乡村治安系统得以持续和有序发展的内在机理。本文在帕森斯的AGIL功能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了“组织结构-资源配置-意识形态”的乡村治安系统分析框架,探析在国家与社会强弱关系发生变化进程中乡村治安发展的历史推动力与内在逻辑。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治安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本文将乡村治安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分为“国家统合社会”“国家社会互嵌”“国家社会共强”三种模式,提出在乡域社会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大背景下,着力实现乡村治安从“硬管理”到“软治理”的转变,推动实现国家与社会多元参与合作、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安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虚拟社会治理

国家与社会关系均衡化发展,是虚拟社会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支撑.无论是代表“强政府、强社会”模式的数字利维坦,还是代表“弱政府、强社会”模式的网络乌托邦,均属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失衡状态在网络空间的具体表现.国家中心主义行为逻辑的网络实践造就了数字利维坦,过度推崇理想化网络公民社会的作用则有可能产生网络利维坦,然而盲目地追求一方力量独大,将导致国家与社会关系在虚拟社会中失衡.因此,应通过推进治理框架下的理念重塑,推动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再平衡,提升网络公民社会的公共理性,完善网络空间公共事务的参与秩序等途径,才能化解虚拟社会治理中的潜在风险,促使虚拟社会走向治理和善治.     

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国家与社会的二律背反与良性互动

人类的政治实践表明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有其限度,主要表现为国家阻滞公民社会的成长、经常背离公共利益、存在合法性危机,社会未必通向民主政治、极易导致两极分化、容易滋生个人主义等。把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坚持国家本位抑或社会本位其结果只能是"零和博弈",因此,从"二元对立"走向"良性互动"成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遵循"强国家、强社会"的构建理路,从推进宪政、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树立权界意识、协调国家社会关系、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增强社会自主性等方面入手,努力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关系模式,才能使国家与社会关系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真正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演变中政治认同的图式变迁

弱国家—弱社会、强国家—弱社会、弱国家—强社会、强国家—强社会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四种模式。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演变中政治认同的图式变迁,在弱国家—弱社会到强国家—弱社会、强国家—弱社会到弱国家—强社会、弱国家—强社会到强国家—强社会的动态图景中,政治认同呈现封闭型到权威型、权威型到放任型、放任型到开放型的图式演绎,而强国家—强社会的关系模式是政治认同生长的最佳生态。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立法转型研究

改革引发了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迁,市民社会的兴起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更是这一变化的重要内容和总体特征。“强国家—强社会”模式,应该是建构中国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正确选择。社会变迁呼唤立法转型。在“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之下的理想的立法模式应该是:保障公民立法参与以保证立法民主;实行立法听证,构筑博弈平台以实现充分的利益博弈;立法主体本着公平正义的理念积极介入以保证法律的公正和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     

国家-社会视野中农民合作特点考察

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一直是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范式之一,其理论核心是关于C IVIL SOC IETY(民间社会)背后显影的国家与社会持续不缀的互动关系。通过此视角来考量变动中的中国农村集体合作历程。当代中国的农民合作与新型国家—社会关系的构建具有密切关系。“新型”意指国家与社会的共生互强,超越传统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思维模式。具有更多自由度和自愿性的农民集体合作有助于和谐的国家—社会关系的诞生和发展。     

两汉时期民族关系中的“质子”现象

两汉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确立和发展的时期,此时边疆少数民族与内地政权的交往更为密切,民族关系纷繁复杂。边疆民族与内地政权间“入侍为质”和“纳质为臣”的现象也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一、“质子”从两汉时期开始普遍存在于民族交往中,并作为维系宗属关系的工具之一;二、两汉时“质子”逐渐被纳入朝贡制度的一部分;三、两汉时期的“质子”现象大多出现在汉朝国力强盛时期。“纳质为臣”现象客观上加强了边疆民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内地政权与边疆民族的经济,文化来往,巩固了封建王朝对边疆的统治。     

论西方现代社会的形成及其启示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西方国家,理性主义、个人主义、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和宪政化以及经济生活的市场化五个方面的因素推动了西方现代社会的形成.     

发展休闲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发展休闲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休闲对“四个和谐”的实现有促进作用,休闲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处于重要地位。构建和谐社会可以从休闲入手,对居民休闲实践中存在的不和谐因素进行分析,探讨解决的具体措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早日到来做好必要的准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国家社会二元化

国家和社会分属两类不同的组织形态 ,性质和职能并不相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 ,要求和促使国家与社会适度分离 ,并由此导致在我国国家和社会正在经历从一元化到二元化的过程。国家与社会的适度分离和互动发展 ,又反过来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更加适宜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论地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

随着文化产业的勃兴和知识经济的繁荣，文化与经济之间的联系与互动更加紧密。文化与经济水乳交融，相互渗透，互为依存。文化的基因、底蕴和特色是以地域划分为单位的，文化具有地域性。地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和文化传延的载体，研究地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意义重大。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决定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而地域文化则是促进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创新、促成消费形态转移的重要力量。     

汉代梁国的社会文化风貌

梁国在汉代社会生活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梁国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其社会政治状况的变化与中央政府的约束力有很大关系。虽然有的诸侯王飞扬跋扈迫近皇权,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也只能是一种现象,而没有动摇中央集权。梁国的经济、社会文化丰富多彩,农业经济、商业经济给王国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以《五经》传播为特色的文化建设独树一帜。     

海外贸易与唐宋明州社会经济的发展

海外贸易在唐宋时期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中总体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但就作为局部地区的明州而言,海外贸易与该地区区域地位的提升、商贸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都有着莫大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而言,海外贸易是唐宋时期明州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外在推动力。     

论现实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世界性特征及其意义

现实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否具有超越地域、国家的世界性特 征 本文依据马克思世界历史和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概括和论证了在新的实践中现实社会主 义社会具有的世界性特征，其内涵是开放的生产力系统，在社会化大生产之上的市场经济为 基础的世界经济秩序及运动和扩展，以及相应的制度、观念。     

试论构建和谐的市场主体关系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所有制性质的市场主体之间不再是相互对立、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在我国改革过程中,各市场主体之间形成了平等相处、公平竞争、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和谐关系。当前,消除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障碍,赋予其真正的平等地位,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完善、构建和谐的市场主体关系的必要措施。     

民国时期西农对地方经济社会的影响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大学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及农专改院后的国立西北农学院(统称西农)作为民国时期西北首创之国立大学、全国唯一独立之农学院,立足陕西,面向西北,服务全国,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在良种研发、农业技术推广、生态环境修复、合作经济组织创建、农村教育普及、农产品新型市场培育、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等方面对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民国时期我国生物育种的的重要基地、西北地区农业技术的策源地、西北最大的林木种苗繁育基地、西北苹果现代栽培的样板、西北农村教育普及的高地。民国西农服务“三农”的成功经验对当今涉农高校的改革与发展以及乡村振兴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当代解读与启示

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某些人的贪欲也不同程度地被激发,伴随着贪欲膨胀的浪费现象也随之增长,因而我国遏制贪欲,提倡节约,构建“节约型社会”成了当务之急。为了使社会更加“和谐”、“持续”地发展,我们重新审视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发现其思想对于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地反“贪”、反“浪费”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有许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