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何为者”别解

《鸿门宴》中有这样几句话;“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皆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课本上对其中的“客何为者”未予加注。查王伯祥先生选注的《史记选》,其中对“客何为者”的注解是:“你是干什么来的。”(见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史记选》第44页)又,《古代散文选》中对“客何为者”的注解是:“(这个)客是作什么的。”(见人民教育出版社版《古代散文选》上册第186页)从这两个权威性选本的注解中不难看出:一个是把其     

新版《鲁迅全集》注释还应精益求精——关于《水浒》与金圣叹条目注文的商榷

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是我国出版史上一项重大成果。较之旧注,它有很大提高,这是有口皆碑的。但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它也存在一些问题。鲁迅自己曾说过:“古书不很有些曾经后人加过注解的么?那都是坐在自己的书斋里,查群籍,翻类书,穷年累月,这才脱稿的,然而仍然有‘未详’,有错误。现在的青年当然是无力指摘它了,但作证的却有别人的什么‘补正’在,而且补而又补,正而又正者,也时或有之”。新版《鲁迅全集》的注解,有“未详”、有错误,无可厚非,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正因为有“未详”和错误,所以也需要增讣与补正。张国光同志的意见,不一定完全正确,但他希望注释“精益求精”,却反映了许多读者的心愿。     

论《鸭的喜剧》

鲁迅的小说,一开始就以“格式的特别”使入耳目一新。这“特别”,首先当然是与习见的旧小说迥然不同;另一方面,这些小说本身的“格式”也是多样的。正如茅盾所说:“《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鲁迅不愧为“创造‘新形式’的先锋”,他总是能为自己作品的思想内容找到最和谐的表现形式。     

关于《呐喊》《彷徨》中绍兴方言的注释

鲁迅在《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和《朝花夕拾》等作品里,用了不少的绍兴一带的方言字和方言词。其中有的作者自己向读者作了说明。如“‘难’者,‘今’也;‘者个’者,‘的了’之意,词之决也”。     

鲁迅未向茅盾表示同意解散“左联”

《鲁迅全集》新版六《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题解”谓:“‘左联’的解散曾经由茅盾征求过鲁迅的意见,鲁迅曾表示同意,但是对于决定和实行这一重要步骤的方式比较简单,不够郑重,他是不满意的。”题解的意思似乎是说,鲁迅曾向茅盾表示过同意解散“左联”的意见。这其实是不符合事实的。     

用平常的百姓故事，彰显广西的历史文化精神——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广西卷》

关于选本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 :“选本所显示的 ,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 ,倒是选者的眼光。眼光愈锐利 ,见识愈深广 ,选本固然愈准确 ,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 ,抹杀了作者真象的居多 ,这才是一个‘文人浩劫’。”[1] (P42 1) 的确 ,要选出一个能反映作者真实面貌的选本实在不容易。而要在有限的篇幅里选编一个能反映出数量众多的广西民间故事的全貌及其特点的选本 ,又尤其不容易。令我们高兴的是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广西卷》编委会及其主编过伟研究员编选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广西卷》 (以下简称《广西卷》)却是个选得精选得巧的本子。它…     

“摩登圣人”解

鲁迅在他的文章中,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不止一次地用讽刺的语气引用孟轲称孔老二的一句话:“孔子,圣之时者也”去抨击反动统治者及其走狗。到了一九三五年,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鲁迅对孟轲这句话更作了一个绝妙的“翻译”,说:“孟子批评他为‘圣之时者也’,倘翻成现代语,除了‘摩登圣人’,实在也没有别的法。”这一“翻译”,更明白地体现了鲁迅对孔老二的深刻批判,把吹捧孔老二的反动统治者及其走狗的反动本质揭露得入木三分。     

关于鲁迅散文诗《雪》的主题

鲁迅先生写于一九二五年一月的散文诗《雪》,现已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对它的主题应如何理解,还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一种意见认为:“作者通过描绘‘江南的雪’和‘朔方的雪’两幅雪景,抒写了自己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美好情趣.”(《读鲁迅散文《〈雪〉》,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并批评李何林同志的意见,认为李何林同志关于《雪》于情景之外“还有所象征”的说法是与作品实际有很大距离的.(李何林同志的意见可参看陕西人民出版社《鲁迅〈野草〉》注解)对此,我有不同看法.     

读书·悟道

近读《庄子》时,有一段话颇令人感慨:"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     

不容石一歌歪曲鲁迅对“蛀虫”的批判

“四人帮”明明历来反对鲁迅,却要装出鲁迅精神捍卫者和权威解释者的姿态;明明是被鲁迅所痛斥的货真价实的“蛀虫”,却要借鲁迅之名把大批革命领导干部打成大“蛀虫”。说奇不奇,这就是“四人帮”搞阴谋诡计的鬼蜮伎俩。在他们抛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之时,通过他们的御     

从鲁迅创作《阿 Q 正传》的本意谈起——《阿 Q 正传》读书札记

一九二一年末到一几二二年初,鲁迅在《晨报副刊》连续发表了他的不朽杰作《阿Q 正传》,立即引起社会的注意,各色各样的人们对鲁迅创作《阿 Q 正传》的本意作了种种分析和猜想。一篇小说能引起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把这些反映归纳起来,文学界一般认为阿 Q 是各个阶级身上的阿 Q 精神的“寄植者”,或者说他是“一副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像’”,因而认为《阿 Q 正传》意在暴露“中国人的最大的病根”。这种意见抹煞了阿 Q 形象的阶级属性,把阿 Q 抽象为“阿 Q 精神”的化身,鲁迅对此从未表示过赞同。还有一种意见来自社会上,就是认为鲁迅通过阿 Q 这一人物来揭露某些人的阴私,意在骂人。鲁迅对此无限感慨,他说:“直到     

释“悳”

鲁迅先生在他的《名人和名言》中曾写了如下的一段话: 还有江亢虎博士,……谈到小学,说“‘德’之古字为‘悳’,从‘直’从‘心’,‘直’即直觉之意”,却真不知道悖到那里去了,他竟连那上半并不是曲直的直字这一点都不明白。这种解释,却须听太炎先生了。(鲁迅:《名人和名言》) 一九七二年底,我的一位朋友给鲁迅先生的这段话作注,要我帮他解决一下有关“悳”字的形义问题。他既问道于盲,我则义不容辞。曾先后给他写了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     

学习鲁迅手稿 改进语文教学——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手稿

鲁迅非常重视文章的修改。他在给叶紫的信中,告诉叶紫在文章写成之后,不急于拿出去,“搁它几天,然后再来复看,删去若干,改换几字”。在《答北斗杂志社问》中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鲁迅又非常重视向大作家的手稿学习。他在《不应该那么写》中说:“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因为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     

拙劣的伎俩 罪恶的目的——斥苏修对鲁迅的歪曲和污蔑

近年来,在苏联的报刊上,苏修御用文人连篇累牍地发表所谓“纪念”鲁迅的文章,无耻地攻击和污蔑鲁迅。说什么:鲁迅是“彻底的人道主义者”,鲁迅。从来不像北京的宣传机器试图描绘的那样,是个政治上的‘左派’,创作上的‘反人道主义者’”,并绞尽心机地在《鲁迅全集》里找出鲁迅一九二二年写的《鸭的喜剧》、《兔和猫》两篇     

鲁迅师承章太炎所受影响探微

鲁迅在日本曾从师章太炎,使之精神性格和学术思想、治学方法等多方面深受章氏浸染。笔者不揣简陋,试从鲁迅著作的“内论”中,寻求线索,略论如次。一、受章太炎革命精神和斗争性格的影响章太炎是清朝汉学的集大成者,朴学大师,又是近代民主革命的骁将。鲁迅说,章太炎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有学问的革命家”。章氏一生弟子众多,他的     

当好“经师”,更要当好“人师”

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人云:‘经师易求,人师难得。’一个优秀的老师,应该是‘经师’和‘人师’的统一,既要精于‘授业’、‘解惑’,更要以‘传道’为责任和使命。好老师心中要有国家和民族,要明确意识到肩负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习总书记深刻阐述了“经师”与“人师”的相互关系,对于教书育人来说,“经师”固不可少,而“人师”更为重要。作为人民教师,我们应当以好老师的标准要求自己,努力加强师德修     

“不应该那么写”和“应该怎样写”——中学作文教学探赜索隐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之说,毫无疑义,确实俗话不俗。只是这所进之“门”,必须是不二法门之“门”,学生方能个人“修行”而登堂入室;如果是左道旁门之“门”,学生即使怎样的个人“修行”,而欲登堂入室,也只能是一个心造的幻影。所以鲁迅认为“市场上陈列着的‘小说作法’,‘小说法程’之类”,就是“专掏”有志于创作的青年的“腰包”的,因而主张“多看大作家的作品”“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因为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     

关于李泽厚美学思想的论争

本刊1982年第3期发表了丛英奇同志《“历史之谜”的探求与“结构方程”的予言——李泽厚美学思想述评》一文之后,引起了读者、特别是美学研究者的注意。很多读者给本刊编辑部来稿来信,谈自己研究李泽厚美学思想的意见。以黎启全同志为代表的一种意见在肯定了丛英奇同志对审美关系问题的直接论述之后,认为李泽厚“反对用审美关系来界定美学的性质,反对将审美关系做为美学研究对象”,“而力倡‘审美心理学’是‘整个美学的中心和主体’说”,如果,“废离了审美心理,既不能揭示美的本质,也不能了解千姿百态的审美     

略论鲁迅“为人生”文学观的基本特征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文学革命,为我国现代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①鲁迅投身于先驱们倡导的这场文学革命,是“抱着十年前的‘启蒙主义’,认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②。于是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发表了“《狂人日记》, 《孔乙己》,《药》等”,“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③。这清楚地说明,他是在“为人生”文学观指导下开始了新文学创作,而其创作又是“为人生”文学观的艺术体现;可以说,鲁迅是从理论主张同创作实践的结合上,探索并解决了新文学如何“为人生”服务这一根本问题。     

关于“民族文学”——一个备忘的提纲

对国统区文学过程进行宏观分析,清理一下“民族文学”(或“民族主义文学”),应该是必要的。它是文学客观过程的一个侧面。 “古人也早经说过,‘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所以要剿灭革命文学,还得用文学的武器。作为这武器而出现的,是所谓‘民族文学’。”鲁迅这里谈的是三十年代的“民族文学”,但从这段话也许也可以合理地引出以下结论:革命文学存在,“得天下”者是不会放下剿灭革命文学的文学武器的,“民族文学”因此也将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