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要面对现实生活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作为示范伦理的儒家伦理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儒家伦理的形而上追寻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儒家伦理的当下境遇问题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多元文化结构中的儒学及其定位

今天,海内外的学术界仍有为数甚多的学者坚持认为,以“伦理本位主义”(或“伦理中心主义”或“泛道德主义”)为主要特色的儒家思想,不仅在历史上抑制了中国文化的发展,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而且在当今社会发展中仍是经济、政治、法制的进步与改革的主要障碍。由此主张“彻底打破”儒家伦理中心主义的价值系统是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见包遵信《儒家思想和现代化》,《知识分子》1987年冬季号)。另一方面,检讨五四以来具有开放心灵的现代儒家的学术进路,其态度是既强调保持儒学基本价值的认同,又希望使儒学经过转化或发展成为可以包容或开出科学与民主的新体系(参见韦政通《当代新儒家的心态》,《中国论坛》,1982.10)。其他关心儒学发展的学者也是从这些方面要求儒学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和调整,以至更有学者具体地提出了形上学、认识论、伦理学乃至政治模型方面的新设     

先秦儒家道德观的文化哲学透视——兼论先秦文化的转型

<正> 对儒家道德思想的认识,论者见仁见智,或称其为“泛道德主义”,或认为儒家讲的只有伦理而不是道德。当代新儒家更认为,儒家的人文道德思想为人格平等、人格尊严及个性独立乃至民主政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尽管诸说纷呈而莫衷一是,但对我们进一步探究和认识儒家道德思想却大有裨益。我认为,一种客观的历史评价,即如何理解先秦儒家道德观     

中国现代社会与儒家伦理

在现代中国谈论儒家伦理,一是不能忽视儒家伦理曾长期与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其中确实包含着许多为封建专制政治制度服务的规范和不再适合时代潮流的内容,前者如“三纲”等,后者如“女子无才便是德”等。二是不能无视近百年来对传统伦理严厉批判的事实,因为这一历史的批判是有其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的,是有其历史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三是在当今世界文化日益趋向多元综合的整体环境下,必需打破儒家思想文化和伦理统一或独尊的传统思维模式。因此,在现代中国提复兴儒学或儒家伦理,乃至于笼统地提复兴传统文化都是不适宜的。60年代初,港…     

论贺麟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反思与重构简

抗战期间,贺麟对儒学的现代发展提出了富于时代性、前瞻性的构想;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儒家伦理所做的反思和重构。贺麟不仅提出了思想道德现代化的命题,还对杨墨思想和功利主义做出了新评价,以建立适应时代、合乎人情的儒家新伦理。但受制于他保守的文化心态和唯心论的哲学立场,他不能彻底否定三纲伦理并认同接受以自由平等为内核的新伦理,因而他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反思和突破是相当有限的。     

中国传统哲学宗教的特点与新哲学的建构

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必须以满足广大群众的精神需要为目标,不能脱离现实,也不能失去传统文化之根。中国必须创造出与其大国身份相称的独立的现代的理念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征是非宗教性的文化,宗教不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儒家的伦理哲学才是文化的主流与核心。宗教在中国相对不发展,具有多元性和原始性,并有造神机制。儒家的伦理哲学同时承担了宗教的功能,具有满足信仰和感情的功能,同时,也具有政治功能。中国传统文化是道德主义形式下的宗教、政治、伦理三者合一的形式。中国新哲学的建构必须适应这种传统,承担起儒家哲学的功能。儒家文化不是历史,而是活着的现实,始终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后儒家:以现代化超越前现代——对石永之先生的回应

石永之先生认为,后儒家试图用西方现代性的普遍主义观念应对后现代,这是一种误解。后儒家实际上是试图凭借以儒家仁爱观念为基础的普遍主义构架,消解以传统儒家孝悌观念为基础的特殊主义构架,克服前现代的传统儒家在伦理和政治领域内所产生的种种负面效应,最终使儒家文化能够经由创造性转化适应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需要。就此而言,后儒家不是"以现代性应对后现代",而是"以现代化超越前现代"。     

儒学普世化:问题的由来、实质与研究路向

儒学普世化不是要成为多元化时代的普世伦理的一部分,而是要成为多元化时代的普遍伦理。“普世化”不是指工具理性意义上的普遍实用性,而是指实践理性意义上建构起具有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向度的现代伦理学。而儒学要成为具有普遍伦理意义的现代伦理就需要跳出儒家伦理学的特殊主义和相对主义,根除具有伪普遍性的伦理规范,真正从人的本相存在即自由存在出发,全面审视儒家伦理学。只有这样,儒学才能获得规范性和普遍性,真正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实现儒学的复兴,实现儒学的普世化。     

修身伦理与治平伦理的合与分——对中国传统道德的新的视角分析

修身做人的德性伦理学与政治社会伦理学在中国传统道德思考中是统一的,虽然不同的思想家有其致思的重点,但就中国伦理学的总体来看,这二者之合大于分。中国传统伦理学虽然是以修身的美德伦理学为起点和重点,然而,它不仅与治平伦理密不可分,而且,与人际间的规范伦理、交往伦理也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可以说没有一个独立的美德伦理学形态。生活伦理与教化伦理也是处于一种既有相互联系,又有相互区隔的合与分的关系中。这种特点自有其社会基础的成因,也有其得失和现代借鉴意义。     

伦理讨论对气候变化辩论的影响

对社会政治价值和伦理价值在气候研究中的非认知价值的态度,在当今学界主要分为中立主义者派和内在伦理学派。中立主义者们希望科学保持价值中立,而内在伦理学派主张社会政治和伦理价值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认为将价值属性完全归属到社会和政治领域是不可能的,因此应强调伦理探讨在气候问题研究的作用。两派观点都无法完全合理解释伦理学在社会和政治问题中的角色。文章认为虽然科学没有被赋予社会政治和伦理价值特权,但这些价值仍然在决定如何抗击全球变暖的决策中起到重要作用,应该建议社会和政治建构衡量标准,在强大有力和适时调整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     

全球伦理的儒家诠释

1 993年世界宗教大会发表的普世伦理宣言中明确指出 ,孔子思想是普世伦理基本原则的源头活水之一 ,但儒家的缺席实为一大遗憾。同年 ,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的构想 ,把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明相提并论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世界的对立面。在文化宗教领域内沉默而在经济政治领域中曝光 ,使儒家的优点黯然不彰而缺失则暴露无遗 ,这对新儒家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孔汉思深信宗教之间的相安无事是人类社群得以和平共存的先决条件 ,其普世伦理便是通过宗教对话而消解矛盾冲突的权法 ,但其淡化和削弱的诠释策略必然导致抽象的普世主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从西方 ,特别是美国的战略立场设思 ,有着浓郁的冷战情结 ,视儒家为权威主义和中国威胁论的理据。我们认为儒家具备关切政治 ,参与社会和重视文化三种属性。世界宗教集会领导小组曾提出持续性、进步、差异和了解四大议题作为构建全球伦理的基础。面对文明冲突的危险 ,我们务必强调对话的重要 ,通过文明对话来考虑生态环保、社群整合、文化多元及相互参照的可能 ,这比以抽象的普世主义为前提的伦理宣言更切合实际 ,这就是全球伦理的儒家诠释     

中国古代道德教育的特色及其启示

我国古代的道德教育是在儒家理论指导下，建立在实践原则基础上的道德过程教育，它强调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强调建立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观、价值观，注意建立大道德教育体系。这对于今天我们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一、理念上的主客观统一中国古代道德教育理念既强调客观存在的伦理，同时也强调主观自为的“道德”。古代思想家将伦理看成宇宙和社会所固有的一种客观力量，儒家所强调的“三纲”“五常”就是一种“本来如此”的伦理存在，不可跨越。成中英先生认为，伦理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合乎道理，合乎人性…     

伦理的政治化:早期儒家政治文化的理论建构向度

早期儒家进行政治的伦理化构建,他们希望公共生活与政治制度能够如基层社会的生存模式那样运作.同时,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和政治、政权强大影响力,让早期儒家对于从事伦理的政治化方面的理论构想也非常重视.可以说,早期儒家对伦理的政治化所作的理论探索,既受“民之父母”历史传统的影响,又面临政治、政权和自身外王事功理想的双重压力,实际上是早期儒家道德先于政治、政治不离伦理立场在私领域的集中反映.     

儒家领袖与儒家民主

儒家民主主义者认为,如同现代儒家政治体必须从君主制转变到民主制一样,必须对儒家政治领袖的角色进行反思,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儒家必须摈弃传统儒家视野下的领袖观.尽管在现代民主儒学的新背景下,一些关键的儒家见解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新的意涵,但这些洞见的传统内涵依旧重要.陈祖为和陈永政在论证儒家强调领导力胜过制度这一观点上并无过错,但我们还应该重视那些儒家所依赖的用来培养和选拔贤德领袖的制度.儒家从未认为政治的运转可单独依赖于启发型的领袖,优秀领导力的运作依赖于一系列背景制度的支撑和推进.慈继伟认为儒家在深层次上是非民主的,但这一观点却恰恰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儒家必须向民主演进.儒家民主仍然需要政治领袖来扮演那些能够承继传统儒家领袖精神的角色,现代儒家需要通过拥抱人本民主,而不是民本威权主义,来解决传统儒学中的张力.     

美德与规则的统一——兼评儒家伦理是美德伦理的观点

尽管儒家伦理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强调了品格的塑造和个体美德的培养,但是儒家伦理并不像一些西方儒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美德伦理学的类型。相反,儒家伦理是一种整合了美德与规则于一体的伦理学说。这不仅可以显示出儒家伦理对道德理解的独特方式,也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儒家伦理对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在建构一种完善道德理论上可能做出的贡献。     

"三纲"与孔孟之道无关吗--兼论"三纲"如何定位及产生的社会根源

本文认为“三纲”并非由谁发明创造 ,出现这种人际关系的社会现象 ,是从父系氏族公社到宗族奴隶制国家这一社会进化过程中形成的 ,但当时未有文字记载成为思想意识。孔孟之道不是与“三纲”无关 ,是从“诸侯异政 ,百家异说”的时代特点 ,以正己正人为纲 ,并提出伦理政治的对等要求 ,与西汉及以后的专制王朝 ,所强调的以上统下 ,以尊压卑的“三纲”有别。只讲差别不讲联系是割断历史 ,容易产生割裂传统文化的后果     

原始儒家伦理政治的理论创设

原始儒家以历史的普遍性经验、社会的现实性条件、学术思想的传统、个人的精神品质等为伦理政治理论创设的历史现实基础,立足于伦理与政治的相互涵摄,用人性设定伦理政治,建构起伦理需要政治化、政治应当伦理化的以伦理统摄政治的伦理政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