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名家之学并非名学

邓析、惠施、公孙龙是先秦有籍可考的名家代表人物．邓析可以认为是相对主义的先驱，不具逻辑思想。惠施的“历物十事”从形式逻辑看，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探讨相去甚远，学界一般认为公孙龙具有显明的逻辑思想，但经过认真考察可以发现，其学说与逻辑发生的可能性相背．所以先秦名家的学说并非名学，即逻辑学．先秦名家与古希腊智者学派极其相似，故先秦名家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的智者学派。     

集成与开拓─—《惠施公孙龙评传》评介

集成与开拓─—《惠施公孙龙评传》评介金眉《惠施公孙龙评传》（以下简称《评传》）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装帧精美的著作，出自名学研究专家杨俊光先生之手。惠施、公孙龙是先秦“名家”，学术的代表人物。在古代中国哲学中，名学以其思辨的特点独树一帜。在两千...     

汉代外交使节的人选

中国古代外交使节人选从先秦到汉代发生了一个变化 ,那就是先秦时期的外交使节是以“辩士”为主 ,“勇士”(“壮士”)次之 ,而汉代则以“勇士”(“壮士”)为主 ,“辩士”次之。先秦与汉代外交使节人选特点的这种变化 ,根本原因是由于汉代突破了先秦时代的“外交圈”所导致的 ,即汉代突破了先秦外交基本上是在“东亚外交圈”范围内进行的局限而大为拓展 ,而这一突破引起了汉代外交态势与难易程度的一系列变化     

汉代六赋写梦述评

汉赋是汉代创新的文学形式,是汉代文学的主潮之一。汉赋名家和名作,在创作思想与艺术方面均有突出成就,尽管汉赋存在明显的缺陷,但在文学史上却自有其重要地位。从梦文学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 早在先秦时期,写梦就是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特色,《诗经》中的《斯干》、《无羊》,《庄子》的梦理论与梦寓言,《左传》的大量记梦,屈原的“梦登天”(《惜诵》)等,便是其代表。汉赋继承了先秦写梦的传统,并有新的开拓。一是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专门写梦之作:王延寿的《梦     

论经世史学的渊源与形成

中国古代经世史学萌发于先秦的历史鉴戒思想与孔子的以史入世思想,至汉代正式形成。汉代经世史学的形成既与这个时期封建正统史学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又与这个时期经学研究中的经世致用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韩非“名”之谬误思想探析

韩非把名实不符的谬误分为有名无实、“名得而实亡”、不当之名和“名实不称”等.这一思想不仅不是逻辑学的谬误理论,而且,也不同于先秦时期一些诸子关于“名”之谬误思想,其结果严重阻碍了先秦名学向逻辑学发展的道路.     

近代先秦名学研究的文化意义与价值

近代先秦名学研究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从冲突到融合过程的全息写照,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文化观念与哲学方法的重建,也是实现中西文化交流会通的一个重要媒介。先秦名学对内承接先秦哲学与文化,进而延伸至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对外与西方逻辑对接,进而触及到西方近代哲学与文化,成为连结中西文化的桥梁,也使西方近代文化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成为可能,并影响到中国近现代哲学与文化的重建。     

先秦名家论名及其谬误

有关名及其谬误问题是先秦名学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主要讨论宋、尹文“形名相应”的名学主张及“名实相怨”的几种具体表现形式;公孙龙“唯乎其彼此”的正名原则及“名实无当”的谬误,从而进一步说明正名问题是在名实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先秦名学思想的核心.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以“白马非马论”见先秦名学之特质

公孙龙《白马论》是先秦名学思想的典籍。名学并非诡辩,也不等同于亚里士多德逻辑理论中的概念说,而是世界符号学文化的原生态之一。     

先秦名学问题及其研究方法的再讨论——从曹峰教授的名学研究出发

先秦名学是学界一直很重视的研究领域,自20世纪初以来,这一方面已积累了众多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曹峰教授在研究进路和方法上做出重要调整,为理解名学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由此出发,可以对先秦名学的诸多关键问题展开进一步探讨,包括"名"的类型、理论角色及其现实功能等,讨论这些问题不仅对理解名学至为重要,并且也有助于理解诸子的相关思想。围绕于此,也有必要对研究方法的情况做出再讨论,尤其是"以西释中"和"以后释前"这两种做法,其影响已不限于名学研究,在更大范围上乃关系到中国哲学研究,深入讨论之,也是对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一种反思和探讨。     

"屈原与先秦诸子"研究综述

屈原曾经受到先秦诸子的深刻影响,对此前人已作了不少有益的梳理."屈原与先秦诸子"研究主要呈现三种倾向一是认为屈原归属于先秦诸子的某一家;二是认为屈原兼具先秦诸子思想;三是认为屈原兼具百家而后自成一家.学者学术视野逐步由封闭、迷信走向开放、求实,研究思路正在不断扩大.     

陈澧与汉宋调和

陈澧是晚清著名学者,所著《东塾读书记》,蜚声海内,享誉艺林。在晚清学术纷纭变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他秉承乾嘉学术优良传统,立足于汉学立场,以古文经学为主,融合宋学及其他,兼收并蓄,独树一帜,提倡一种“新学风”。这种“新学风”因具有近代科学的精神,对清末民初的学界有重要影响。陈澧被公认为汉宋调和的主将和集大成者。     

先秦子书的编集与“轴心时代”的经典生成——以《韩非子》成书过程为例

先秦子书的成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关涉到古书体例与"轴心时代"的经典生成。作为诸子集成之作的《韩非子》,其编集过程在先秦子书中颇具代表性。其成书大致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韩非去世后已有门徒整理师说,将其著述搜集汇为一编,但此本与今本相比并不完整;第二,汉初能见到宫廷内府藏书者,又将《初见秦》、《存韩》等秦廷档案文书编入,这是在武帝建元元年罢黜申、商、韩非等诸家学说之前完成的。以此为个案考察先秦子书的成书,可以对"轴心时代"的意义作更为深刻的理解:所谓此时期的"精神导师",更多是就文化元典的创制者而言,他固然主要指学派创始人,却也与整个学派相关。     

柳宗元的墨学观

唐代思想解放,诸子学说重兴,沉寂多年的墨学亦受到重视,唐中期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墨学做过研究。柳宗元曾辩墨、佛之优劣,提出“墨不如佛”,又曾就墨学流传加以研究。柳宗元“儒佛同道”、“墨不如佛”诸论的出现,既受孟子以来“尊儒辟墨”的儒家学术传统的影响,又与彼时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学术背景相关联。     

政治、经学的衰变与西汉后期士人心态的走向

从汉昭帝刘弗陵即位 (前 86)到西汉末的约一个世纪 ,是西汉政治和经学发展的一个相对独立时期。就政局而言 ,外戚与中宦交替专权 ,君权旁落 ,政局多变。与汉武帝时期的皇权极盛、高度集权很不相同。就经学而言 ,重用儒士 ,广建学校 ,盛行以灾异论政 ,并出现了政治与儒学合一的现象。儒学和儒生的地位空前提高 ,这与汉武帝时期儒学仅用于“润饰吏事”、儒生往往被“俳优蓄之”也有极大差别。但是 ,经学地位的提高和空前发展并未给经学和儒生带来多少好运 ,诡谲多变的政局不仅使经学盛极而衰 ,也导致了士人的坎坷与分流。很多士人与政治渐渐疏离 ,尽管表现方式各有不同 ,但总体上呈现出一股道家思想回归的潮流     

雅俗共赏：明人汉史学研究述论

《史记》、《汉书》、《后汉书》产生以后,历代对其皆有研究,文人瞩目于章法,史家着眼于史实,各取所需。然而明代上至帝王下迄黔首,皆对汉史具有浓厚的兴趣,不单有浅显的引用评析,更多的是精湛的考究辨驳。明人汉史学研究可谓是游历于神圣与世俗之间,但其研究方法、理念和成果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明人研究汉史学的状况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明代史学的发展态势。     

西汉儒家知识分子对皇权的抗争

西汉初年,儒家的总体趋势是为汉代大一统政权服务,也体现一定的抗争精神:发挥天下为公观念以批评皇位传子的事实,宣扬汤武革命的合理性以警告统治者。西汉中期,这一抗争精神有了新的发展:从哲学上对皇权作出限制和对统治者提出禅让的要求。西汉后期,儒家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公观念为依据,发挥天命无常的思想,对皇权提出猛烈的批评和严重的警告。西汉儒家知识分子对皇权的抗争,对此后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汉代儒学的神学色彩

儒学在汉代与政治权力相结合,逐渐扩张其政治影响。有的儒学学者刻意迎合当权者的需要,将儒学改装为带有政治神学色彩的学派。后来"儒教"说法的出现,也与汉代儒学神学化色彩的浓重有关。汉代儒学文献中还可以看到反映民间巫术影响的痕迹,也值得研究者注意。     

百年来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比较研究述评

朱熹《诗集传》间采三家,辨正旧解,为诗经宋学代表之作,其对诗经汉学既广泛继承,又多有批判。20世纪以来研究朱熹诗经学论述著作纷纭,异彩纷呈,关于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亦是成就斐然。20世纪上半叶较少出现专门著作,以胡适与傅斯年等学者为代表,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皆肯定了朱熹诗经学的创新价值及开拓意义。20世纪下半叶,朱熹诗经学的研究蓬勃发展,但有些学者还带有阶级理论的烙印,在肯定朱熹诗经学对诗经汉学有突破之功的前提下,亦指出其研究视域的局限性。新世纪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更加深化、细化,对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也具有相当理论深度,尤其是裴云龙先生的论述到达了前人所未有的高度。     

《吕氏春秋》之于名家评析

《吕氏春秋》是一部综合诸子百家学说而成的著作，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名家学说在《吕氏春秋》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吕氏春秋》之于名家的意义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保存了先秦名家的部分相关资料；二是可以启发学术界对中国思辩哲学相对落后之原因等深层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