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探索

中国已经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和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突破口。为了促进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探讨了当前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面临的理论和实践困局,阐释了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的路向以及政策实施重点。研究认为,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以经济体系、产业体系、能源体系绿色低碳转型为引领,在传统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过程中,可以防范和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资源型产业绿色转型发展可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相较于以往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需要进一步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增强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研究还认为,以抓好顶层设计、多层级政府间协调、培育转型主体以及改革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等方面作为政策实施重点,可以有效推进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     

山西省新农村建设中的地区差异性研究

新农村建设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特征,结合山西省情,借鉴以资源禀赋为依据的分类结果,从建设起点、建设重点、建设路径三个方面对矿产资源型地区、农业资源型地区、综合资源型地区、资源匮乏型地区、特色资源型地区的新农村建设进行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山西省不同地区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对策建议。     

超临界CO2喷染方法和装置的研究进展

制度性农业治理机制和规模化经营的路径依赖使得政策表达与实践之间存在错位,文章基于桂西南A镇的个案研究,试图从政府治理角度呈现规模化农业转型的实践逻辑与困境。研究发现,实践中的农业转型和农业治理并非遵循市场与社会的逻辑,而是表现出行政主导的逻辑,从而将嵌入性农业经营改造成脱嵌的规模化经营。基层农业转型的行政机制表现出多重逻辑——科层与运动的复合型运作、项目治理的行政发包逻辑以及行政“借道”社会关系网络。虽然行政主导农业转型快速实现了农业经营体系的重建,却在微观的乡村实体治理层面上导致非预期性后果和农业治理困境。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形势下,农业现代化和产业振兴应从过于强调规模化经营转向服务转型,从行政主导的逻辑转向回应乡村社会诉求,将农业现代化与乡村现代化作为一个整体协同推进。     

整合式共治：党建引领资源型社区治理的模式实践——以山西省D社区为样本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资源型地区社区基于自治乏力与治理格局碎片化、复杂责任主体的场域交互以及各类特殊人群与利益分化等问题,形成了鲜明的资源型城市社区的治理特征。从“政党—国家—社会”的三元理论视角出发,聚焦于基层党组织引领基层社区治理转型与发展的实践经验,思考基层党组织引领基层治理的深层逻辑内涵,尝试回答党建引领逻辑与治理逻辑如何在基层社会的实践中真正有机结合形成统一体。山西省D社区通过构建党建引领基层社区治理,依赖组织整合、链式嵌入与双向政治动员的三重复合逻辑,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提供组织、动力资源,构建政党整合下的资源型社区治理模式,能够有效破解资源型社区的治理困境,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实现我国资源型地区基层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于政府干预的民族地区行政价值趋向分析

本文从民族地区政府"现代化"观念的特有逻辑、后发现代化的现实悖论以及民族地区后发现代化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合理关系,探讨民族地区行政"政府干预"的经验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共时性"要求对民族地区"政府干预"的实践诉求,旨在加速民族地区的现代转型。     

项目落地的差异化实践:运作机制及其治理绩效——基于苏中X村和鄂东B村的项目实践考察

项目落地是项目所承载的国家政策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环节,项目资源的性质及其分配方式直接影响项目落地的具体实践机制,进而对村庄治理产生不同影响.基于苏中X村和鄂东B村的调查发现:东部发达地区资源丰富,项目资源以"行政主导"的方式进行普惠性分配,强化村干部的任务导向逻辑,形成以利益动员为核心的项目落地机制,结果造成农民责任意识薄弱、基层治理弱化等资源消解治理局面.中部欠发达地区资源匮乏,项目资源以"村庄本位"进行竞争性分配,形塑村干部的内部治理逻辑;村干部充分利用人情关系面子等社会动员机制推动项目落地,资源输入反而能激活村庄内部治理结构与公共规则.政府在推动项目落地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发挥村级组织的主体作用,还要充分调动农民的参与积极性,从而实现项目之政策目标与村庄社会需求的有效衔接与转化.     

资源型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河北省平山县温塘镇北马冢村为例

资源型农村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一定发展优势,但仍存在自身发展瓶颈.作为资源型农村,北马冢村面临的"资源枯竭、经济结构转型以及技术和管理人才缺乏"等一系列自身可持续发展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措施为:政府主导、村集体配合以及村民实施等.     

由城入乡:逆城市化的本土实践与理论重构

当代中国发生了三种不同类型的逆城市化实践:类型一是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实践形式的"政治动员型逆城市化";类型二是以户籍人口"非转农"为实践形式的"政策准入型逆城市化";类型三是以农民工"离城返乡"为实践形式的"理性选择型逆城市化"。逆城市化的本土实践表明,国家、社会以及个体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以不同的姿态介入其中,分别展现出"国家中心""社会转型"以及"个体赋权"的实践逻辑。当代中国的逆城市化不是城市化的反叛,只是城市化的重要阶段,对主流城市化战略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资源型地区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律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资源型地区陷入了"资源诅咒",现在又要牺牲经济发展机会,换取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亟需中央政府在财政转移支付上的大力支持,同时借鉴美国和德国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经验,在加大中央纵向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出台政府间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平衡东西部在生态利益享有上的不平等,也是实现缩小东西部差异,最终实现资源型地区在生态环境上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资源型地区科技创新的变动趋势研究——基于DEA-Malmquist指数的实证研究

利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对1998—2009年我国资源型地区科技创新效率进行了测算,并对资源型地区内不同企事业单位科技创新效率的变动趋势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得出整个资源型地区的科技创新效率情况。研究表明:资源型地区科技创新效率呈现总体上升的趋势,变化最大的是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而技术进步、规模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落后于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由技术效率的进步引起的。提出了推动资源型区域科技创新的政策建议。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的“政府效应”——以山西省为例

资源型经济问题的产生,在于与资源开发、管理等相关的制度安排与运行机制的不合理。资源型地区普遍存在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生态环境恶化和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等问题,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必要性。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调整、生态环境治理和公共投资等政策手段和措施,对资源型经济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消除了经济发展对资源的过度依赖,解决了资源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改善了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     

资源税收对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结合资源型地区的现实情况,建立了一个资源型地区的三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对模型的市场动态均衡分析及其稳态解的比较静态分析,在一定假设条件下推出了资源税收对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的长期动态效应;讨论了产生这种效应的作用机制,并利用来自于我国8个典型资源型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对理论命题进行了验证.最后,为我国资源型地区资源税收和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我国农业标准化发展历程、路径演变与经验借鉴

农业标准化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一项重要课题。首先从宏观角度,对我国农业标准化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总结;其次,分析了我国农业标准化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路径演变,经历了"政府指导型"、"科技+合作社型"、"公司带动型"、"四元联合型"和"市场主导型"五种发展路径;再次,对以美国、欧盟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农业标准化发展实践,进行经验总结;最后,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农业标准化现阶段发展需要在农业标准的制定、标准化的参与主体、标准化全产业链的发展、产品的质量检测体系等方面做进一步完善和补充。     

民族地区“三农”发展转型、问题转变与治理转换——基于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比较分析

民族地区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对比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逐步实现了从"生存型农业、传统乡村、温饱生活"向"市场型农业、社区型农村、小康生活"的转型,民族地区"三农"问题从"农业投入不足、农民普遍贫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转变为"农业生态退化、农民生计脆弱、农村治理有效性不足"。因此,政府应调整"三农"问题整体治理思路,实现农业生态退化问题合作治理、农民生计脆弱问题社会化治理和农村治理有效性不足问题法治化治理,全力推动民族地区"三农"现代化发展。     

湖南西部地区农业信息资源建设思考

21世纪是信息的世纪 ,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民族地区 ,加强农业信息资源建设 ,构建完善的农业信息化体系 ,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文章分析了农业信息资源的内容、特点以及湖南西部地区农业信息资源建设现状 ,并从资源建设的原则、开发模式和人才培养等方面 ,提出了由政府调控、各信息机构联合共建、资源共享的农业信息资源建设对策     

乡贤主导的在地化乡村建设——以傅柏翠的古蛟地区实践为例

关于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学界目前一般以梁漱溟、晏阳初等外来知识分子主导的外源型，及张謇、卢作孚等爱国企业家主导的内生型乡村建设模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内生型模式是由地方乡贤通过对土地、山林等资源的整理来开展在地化乡村建设，其中傅柏翠于1931—1949年在闽西古蛟地区开展的实践即为其典型代表之一。自1931年开始，傅柏翠离开革命道路，致力于古蛟地区的地方建设。他通过均分田地、整理墟场、山林收归公有等方式，整合了当地的经济资源，用于乡村各项建设。可以说，他在土地集体所有、农民享有使用权的基础上，构建了在地化的社会经济体系，使得辖区内民众得以共享均等公共服务。该实践表明，即使在缺乏工业发展能力的地区，本地乡贤主导也能低成本动员当地资源成功开展在地化的乡村建设。这一经验可以为当代的乡村振兴战略及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     

资源输出给资源型地区造成的环境负担及其治理

山西等资源型地区长期以来向其他地区输出了大量资源,支撑了国家建设,但也造成这些地区的诸多发展困境及官商勾结等治理困局,产生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资源诅咒"效应十分明显。在落实能源供给革命战略的过程中,资源型地区面临的发展困境和环境治理困境进一步凸显。山西等资源型地区要走出环境治理困境,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黑色掠夺式发展转变为低碳绿色发展;必须从根本上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内生动力机制,形成绿色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生活方式,构建起绿色产业体系和空间格局;必须多措并举对环境污染进行综合治理;必须将地区政府负责制和生态转移支付制度有机结合起来,构建合理完善的环保责任体系。     

现代农业发展政策推演：基于农民收入的视角

实现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目标,农民作为农业产业发展的行为响应主体,从农收入是最基本的行为激励条件,因此,现代农业发展必须解决农民收入问题。依此假设前提,以农民收入计算公式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以影响农民收入的基本变量作为分析的基本线索,推演现代农业发展战略,构建一个逻辑自洽的现代农业发展政策体系,进而提炼出推进我国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结构调整、技术创新、组织制度创新与城乡统筹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操作线索。     

农业治理困境与分利秩序的形成——以中部W省H市为例

国家干预和治理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变迁具有重要影响。农业治理过程中,政府扶持弱质性的农民难以实现规模农业,政府与高度分散农民对接出现了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地方政府只能通过农业经营主体重构解决"政府失灵"问题,农业企业的规模效应在形式上实现了规模农业,并消解了政府与农民的交易成本问题。但农业企业的非生产性再分配活动与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扭曲了资源配置逻辑,导致了分利秩序的形成。分利秩序使得农业治理困境结构化,简单地改善治理方式难以解决农业治理问题。     

资源型经济的规避和转型探讨

资源型经济对资源丰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特别在发展国家情况尤甚."资源诅咒"的问题也日渐成为困扰资源丰裕的发展中国家的主要问题.实际上,资源型经济所带来的问题不是每一个资源丰裕的国家和地区都要必需遭受的.通过合理产业结构调整和适当的资源财富管理措施,资源型经济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是可以规避的,也可以实现资源型经济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