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荀子》

司马迁与荀子之间虽然不存在所谓的师承渊源 ,但由于《荀子》是儒家的重镇 ,所以司马迁必然要研读《荀子》 ,从文字上就可以看出《史记》与《荀子》之间有着紧密的学术联系。《史记·礼书》与《荀子·礼论》互有异同 ,《史记·乐书》则与《荀子·乐论》观点相通 ,《史记》在法后王、自然人性论、富民重民等观点上对《荀子》有所吸取     

评《〈史记〉与今古文经学》

汉代是经学的时代,今、古文经学各擅其长、争衡斗胜。当时的学术、文化乃至现实政治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其影响。司马迁的史学巨著《史记》也不例外。但历来研究者对《史记》与今、古文经学的关系却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陈桐生博士的《〈史记〉与今古文经学》对这一问题作了全面、细致的探讨,廓清了《史记》经学渊源的诸多问题,填补了《史记》研究中的一大空白。司马迁曾经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史记》的学术目标概括为两句话：“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历来人们对这两句话的真正内涵未予深究。《〈史记〉与今古文经学…     

司马迁与《春秋》学之关系论

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之间的关系是《史记》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春秋》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文化范本,两者之间的关系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司马迁与《春秋》学的关系;其二,《史记》与“春秋三传”的关系;其三,孔子获麟一事对司马迁撰写《史记》有启示作用;其四,司马迁与“春秋笔法”的关系。上述四个方面拧结在一起,遂构成了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的关系。     

粲若经传 继乎六籍——论《史记·五帝本纪》采纳《孟子》的学术史意义

《五帝本纪》是《史记》首篇,也是司马迁极用力之文。司马迁在《五帝本纪》的史料选择中除了采用儒家的经典《尚书》,对《孟子》也尤其关注。在《孟子》尚未成为经书而处于辅经地位的汉初,司马迁对《孟子》中有关尧舜题材的采纳,具有不同寻常的学术意义,这不仅表达了司马迁对史料选择的审慎态度,也传达出司马迁对《孟子》的儒家学术经典地位的最早肯定。     

论司马迁的学术个性

《史记》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地位,是与其作者司马迁的学术个性密切相关的.讨论司马迁的学术个性,是深入研究《史记》及中国古代历史思维的重要课题.所谓学术个性,用司马迁本人的话来讲,就是“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著史,是要“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进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成一家之言”为著述目标,表明司马迁对确立自己的学术个性已有较自觉的意识.但这种自觉意识并非一开始就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转折.促成这一转折的契机就是他所遭受的腐刑之祸.《史记·自序》所记司马迁受刑前与壶遂讨论《春秋》及司马迁本人著述的缘由动机的对话,和受刑后司马迁的自我表白,反映了其思想的变化.但以往的研究者并未充分注意和重视司马迁受刑前后思想的变化(较多提到的只是他受刑后发愤著书及对生死的看法,且时有把二者混同的做法).     

论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

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是一个被人忽视的问题。本文认为在《史记》的中国通史之中内涵着一部中国文化学术史,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是《史记》通史的内在生命。文章从四个层面探讨了司马迁文化学术史观的具体内容：一是司马迁基于对学术价值的认识而论载文化人的生平事迹、学术建树和学术源流;二是以孔子作为中国文化学术发展史的枢纽;三是以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的思想方法吸取百家之长;四是通过“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而铸成司马迁的“一家之言”。     

世纪末的总结——“1999年中国·开封《史记》暨汉代文学研讨会”综述

《史记》研究与司马迁研究为本次会议之重点。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史记》篇章研究与《史记》全书的关系,《史记》“世家”新解,20世纪《史记》研究史为大会所注目。     

《史记》传述邹衍书法新论——兼谈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学术立场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含括了邹衍传记，明清《史记》评点家已注意到了该篇在文章学上的特点。结合《史记》全书可知，这是由于司马迁对邹衍的态度复杂，因此传述时采用了独特书法。太史公将邹衍学说细化为三个方面，分别是五德终始术、历术以及二术之宗旨。《史记》多处暗示二术关系密切，历法可以辅助判断王朝的德运归属，然而却对二者异篇论之，且文字迂曲，内含矛盾。其原因有二：第一，司马迁身为西汉太史令，熟习天官星历之家学，并曾深度参与西汉受命改制活动，故而评判邹衍学说有其独特视角；第二，这是《史记》辨章诸子学术所惯用书例，承续了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的论学旨趣。考察司马迁论著邹衍的书法，得以一窥《史记》“究天人之际”的学术背景与立场。     

司马迁的经济伦理思想探析

司马迁是在历史著作中专章谈经济问题的第一人,从《史记·货殖列传》与《史记·平准书》中,我们可以读出司马迁在经济思想上的"一家之言"。在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其主要特点是反传统。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反传统的经济思想,"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是司马迁反传统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也由此形成自己独特的经济伦理思想。     

从学术史角度考察《史记》"五帝""三代"本纪史料价值的得与失

从学术史角度看,司马迁的《史记》之“五帝”、“三代”本纪在反映中国上古文明史方面,有相当的客观可靠性。这种客观可靠性是建立在司马迁继承家学与师承、熔铸先秦典籍以及注重实地考察等基础之上的。但从今天的唯物史观看,《史记》之“五帝”与“三代”本纪也存在着时代局限。这主要表现在司马迁编纂《史记》时所参用的先秦资料不全面,也表现在以儒家思想为选材标准的片面性等方面。     

论我国高校的管理特色及其法治化建构

我国高等学校经过60多年的发展,在管理体制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种管理特色在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我国政治、经济、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影响,高校的这种特色管理还存在诸多问题,制约着我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必须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着力提升高校党委的法治能力,积极推进高校章程建设,努力培育现代大学法治文化,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法治制度。     

论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的西方化、国际化、全球化

在社会学史上,本土化、西方化、国际化和全球化是四种既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的变迁趋势.社会学西方化有着多种表现形式,它与社会学本土化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社会学国际化与社会学本土化彼此是相容的,但目前社会学的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着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社会学全球化具有多重含义,故它与社会学本土化的关系须分层次进行具体分析.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漕运兴废与水神崇拜的盛衰——以明清时期徐州为中心的考察

人们对水及其载体河、湖、海等有着天然的敬畏，在水患肆虐的地方更是如此。明清时期，因黄河及运道过境徐州，所属州县内水神崇拜甚为流行，各路神灵被纷纷搬上祭台，甚至武圣关羽、门神尉迟恭都被奉作水神，既说明徐州所属州县水神崇拜之盛，同时也显示了人们对水患的无奈。随着洳河开挖及黄河北徙，徐州漕运中枢地位急遽衰落，导致各种水神崇拜和祭祀活动也随之湮灭不存。本文从地域水环境变迁角度对水神崇拜的盛衰进行了研究。     

河南科技大学的定位和发展

根据我国高校的现状 ,河南科技大学目前应属教学型大学 ,其发展目标应定位于巩固本科、尽快提升专科、努力实现三级学位办学 ,争取进入教学研究型大学行列。     

社会的阶层分化与媒介的控制权和使用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阶级、阶层划分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原有对媒介控制和使用权利的分配模式也产生了显著变化。主要的阶层及其对媒介的控制和使用情况可划分为三类 :拥有媒介的控制权 ,引领媒介发展潮流 ,决定社会舆论导向的强势阶层 ;拥有媒介的使用条件与使用能力 ,具有主动的媒介接近意识 ,善于利用媒介满足自己需要的中间阶层 ;缺乏使用媒介的基本条件和能力 ,基本被排除在媒介表现内容之外的弱势阶层。     

科学自主性与科学素质传播

科学的自主性是科学发展规律最重要、最突出的表现,是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对于科学的自主性,只能因势利导,合理利用,不能弃置不顾甚至恣意妄为。漠视乃至违反科学的自主性无异于摧残科学。科学自主性思想缺位的科学素质传播是不全面、不深入的科学素质传播。然而,多年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物质生产对科学的动力作用得到强调,科学的自主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遮蔽。进而造成了在科学发展的实践中,轻视和违反科学自主性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应当引导公众逐步树立科学具有相当自主性的意识,当前在我国,科学自主性思想的传播工作十分重要和紧迫。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职权冲突及制度选择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存在着明显的职权冲突,主要原因在于二元公司治理模式固有的矛盾以及现有相关法律的不健全。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不能急功近利,应该区分长期和短期两种制度安排。短期内要明确界定独立董事与监事会两种制度的不同性质与功能,形成协调机制;长期则要实现二者职能的融合,向单一监事会制度过渡。     

权利的兴起与近代宪法的产生

权利与宪法密不可分。近代以前没有明确的权利概念和专指权利的词语,"宪法"只是规定国家政权结构的法律或私人契约。权利概念及专指权利的词语的出现,促成了近代宪法的产生,引起了权利宪法化的广泛立宪活动。     

契约自由与限制

契约自由原则是合同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基于公平正义的考量,在特殊情况下,通过立法和司法审判活动对其进行限制。诚实信用原则主要是对履行合同的要求,不对契约自由构成限制。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可划分为绝对限制和相对限制。对不同类型的限制,各有对应的司法干预方式。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应当合法、合理和必要,应以实现契约自由和公平正义的平衡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