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西夏党项羌族文化中的地位、特征和局限

西夏党项羌族政权儒佛并尊,通过官僚体制、政治文化、教育发展等方面和途径积极地融入儒家文化和思想观念,是其重儒崇儒的鲜明特点。一定程度或意义上,西夏儒学代表着我国历史上党项羌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准和所达到的精神高度。只是蕃表儒里的西夏党项羌族在蕃汉文化逐渐地密切融合中,其儒学发展水平还远滞后于同时期的中原儒学,儒学文化精神未遑能够走向更加深入。     

“独尊儒术”与儒学传播形态的转变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大事,本文从传播的角度,指出这一事件使儒学传播形态产生了根本转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儒家思想从自由化向权力化转变,其二是儒家文本从知识化向经学化转变,其三是儒家创始人从常人向圣人转变.儒学传播形态的转变不仅对中国思想史,而且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我院成立东夷文化研究室

东夷文化是古代山东土著居民东夷人辛勤劳动创造的土著文化,它与中原文化不同,独具特色,又与中原文化同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源流.到殷商时期,中原文化吸收了东夷文化发达起来,反转来给东夷文化以巨大影响.到汉代东夷文化逐渐融合于汉文化的分支齐鲁文化之中.东夷氏族鼎盛时足迹遍及辽东半岛、苏北、淮北、陕西、河南、山东半岛广大地区,在其被融合的过程中,胶东是这一种独具特色的土著文化的最后根据地.     

康有为与梁漱溟:辛亥革命后十年间儒学价值观重建的两条路向

辛亥革命后十年间(1912-1921年),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儒学开始失落,儒学价值体系走向解体。面对儒学史上的这一大变局,一些儒家知识分子开始对儒学进行新的反思,力图在新的时代重建儒学价值观。康有为延续了清末尊孔思想的主张,借鉴西方宗教形式,尝试将儒学宗教化付诸实践;梁漱溟则从学术思想领域出发,围绕儒家文化与现代性文化的关系,重建儒家人生哲学,开创了现代新儒学的复兴道路。他们对传统儒学价值观的新阐发和新追求,既有相似的立场,又有明显的分歧,呈现了儒学在此期间复杂的变迁过程。     

论传统儒学的现代宿命——兼及新保守主义批判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政治特性,突出表现为崇圣意识和王道理想。君权至上、父权至尊和伦常神圣构成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价值结构。汉代儒学被政治意识形态化,延续的仍然是先秦儒学的价值系统。因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并不包含现代化的因素。儒家思想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有许多内容,包括一些价值性的规定是无法与现代社会相沟通的,这就是传统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宿命。新儒家、新保守主义等学派设想复兴儒学,显然是不适宜的。当代中国需要建立一种以现代社会理念为基点的先进文化,其价值构成应当是法治的、人文的,同时也要批判地吸纳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     

德国传教士安保罗的儒学观

西方传教士是中西交通史上最早具备条件对中西文化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的群体.为了宣教的需要,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儒学进行了深入的探究.这种非儒家文化圈的知识分子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思考,作为一种来自异域文化的比较审视、旁观照察,对我们体认儒学历史文化的价值是有重要借鉴作用.     

传统文化复兴中的知识分子与国家

在当前传统文化复兴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背景下,乡村儒学建设展现出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的本土实践。儒家传统也开始成为乡村社会建设的文化资源和治理技术。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的中国经验,无法简单地化约为对立、依附或融合,而应视为一类流动的连续体,并从中国知识分子形成的历史脉络与当代中国的政治结构中寻求解释。在以传统文化为底色的社会建设中,当代知识分子与国家的政治动力学问题,无疑是对国家和知识分子互动关系及其实践智慧的双重考验。     

儒学与中美文化交流

中美文化交流始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曾对美国的社会变革产生过重要影响.儒家文化在美国的传播一直是中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途径.现代美国儒家大师讨论儒家文化的历史地位、现代价值、世界意义以及儒学研究发展方向的理论动态分析.     

儒家之困与民主政治——徐复观民主儒学论

徐复观是一位典型游离于自由民主政治与文化传统之间的人物,这种游离关系凸显了其思想中民主政治与儒家文化的内在张力。徐复观以政治国家与民族国家的两重性格为思考前提,认为民主政治与儒家文化切不可分:一方面儒家文化存在着伦理与政治含混、理想政治与现实政治主体错位的困境;另一方面民主政治之基础亦需要提高到儒家思想的道德自觉上来。就中国的社会现实而言,徐复观认为首先应当积极强化社会的作用,而在社会发展中则以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为重点,通过知识分子的社会讲学树立理性的力量,以成就一种社会思想运动。     

略论唐代中原文化在西域的传播

唐朝统一西域后，设立伊、西、庭三州，由于汉语文的普及、兴办学校和科举，儒学和儒家文化在这里有了较大的发展，汉文学的也有广泛传播。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对西域文化和中原的汉文化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悖离与游移:河南新文学的发生

在从清末民初开始的现代性追求过程中,以儒家思想为基本精神的中原文化与现代思潮、新文化运动思想背道而驰,中原文化的主要根据地——河南,与现代性的冲突与较量显得尤为激烈,公共政治、文化空间呈现出明显的复古与悖离趋势。对于河南现代作家而言,在“外省/中心”的对峙背景下,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性追求纠缠在一起,最终形成游移于两者之间的独特的河南新文学面貌与精神倾向。     

透过“文学终结”看文学的未来

新世纪伊始,美国著名学者希利斯·米勒提出了"文学终结"论,在我国文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赞同者有之,随声附和者有之,质疑的声音亦有之。"文学终结"论的提出,不只引发了中国学者对文学的思考与讨论,更让此观点的提出者希利斯·米勒陷入了困惑,一方面他认为电子传媒时代的到来,将对文学产生极大的冲击,文学将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他以自身的阅读经历为据,承认文学并未走向终结,它依旧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米勒对待文学前后矛盾的态度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文学,关注电子网络时代我国文学和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在思考文学未来的发展走向时,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说明了文学有其存在的特性和价值,启示人们以更积极的心态面对文学的现状、憧憬文学的未来。     

文学的“狂欢”与文学研究的“复调”

随着文学的“泛化”和大众文化研究的兴起 ,文艺学科面临着危机与挑战。文章阐述了文学及文学研究的现状 ,分析了危机意识生发的原因 ,并力图提出有操作性的应对策略     

"80年代文学"论略:一个文学史的考察

"80年代文学"业已成为当下研究的一个热点,但一些基本问题仍需澄清.一、"80年代文学"概念是从"新时期文学"的总称里独立而来的,它出现的契机是1992年学界所提出的"新时期的终结";二、80年代文学虽然呈现出明显的进步轨迹,但比较60和70年代的地下与潜流文学的思想与艺术高度,仍然有巨大的局限;三、80年代文学以1985年为界,之前经历了一个缓慢的渐变期,其节奏严重依赖于政治变革的步伐,其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常使之在"进两步退一步"的节奏中陷于逆境与顺境的交替之中;四、80年代文学真正的突破是在1985年之后的突变期,现代主义运动的全面爆发使得此前文学与政治的胶着与博弈完全失效,文学进入了内部变革的黄金时期;五、80年代文学的主要成就在于,启蒙主义思想深度与文学的文化属性的获得,还有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变革,这些都既成就了这个年代文学的深度,也为90年代文学的成熟打下了基础.     

关于“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的句式问题

从回答方式、信息结构和概念等角度探讨"文学是什么"和"什么是文学"两种问句是否相同。从回答方式看,两种问句都能够用"文学(就)是B"或"B(就)是文学"回答,从这一点来看两种问句追求的是相同的东西;从信息结构来看,"文学"对于问话人来说是已知信息,他已经知道有"文学"这个东西存在,只是他不知道是什么,因此用两种问句追问"文学"的含义,从这一点来看两种问句所追求的还是相同的东西。另一方面,一种观点认为"是什么"只能描述事物的既定形态而不能追问事物的定义,文章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角度出发,认为这个句式完全可以追问事物概念的内涵(定义);而"什么是"除了追问事物概念的内涵外亦可追问其外延。     

《高兴》：“左翼”之外的“底层文学”

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一直是文学研究的重大主题，《高兴》再一次提出了这一严峻的问题。在“左翼”式的“底层文学”标准参照下，《高兴》独特的典型形象、思想资源以及人物关系值得研究界重视。就此而言，贾平凹提供了“底层文学”一种新的方式，即在“美学”与“道德”之间，在不伤害“文学”的“可能性”的基础上，探索对大时代的讲述。     

"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

“文学是什么”是在确立“某种东西是文学”的观念之后对文学所作的系统解说,但文学观念的确立受到时代与地域的严重制约;而“什么是文学”则意在追问：在任何以语言为工具的言说方式之中,什么样的言说方式可以称之为文学——它要求对文学作一纯粹先天的判断。文学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样具有交流与传达的基本功能。根据交流与传达的基本要素,可以建立关于文学的先天普遍法则：(1)说不可说,必然是譬喻形容,而以警拔脱俗为上。(2)说不易说,必然是铺陈描述,而以尽而不汙为上。(3)说不能说,必然是隐晦含蓄,而以微而能显为上。(4)说不屑说,必然是绚文巧饰,而以夸而中节为上。文学不是非功利的,根据文学的言说动机,可以建立关于文学的先验范畴体系。而文学范畴内部的概念中介性是文学逻辑演变的内在根据。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自觉”的言说,所谓“魏晋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缺乏学理根据。     

为时代而译:《译文》《世界文学》与“十七年”文学译介

建国后的"十七年"时期,《译文》(1953—1958)与《世界文学》(1959—1964、1966)是唯一一份进行外国文学译介的官方期刊。在国内外政治局势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操控下,以1959年更名为界线,该刊前、后期外国文学译介的选取和译介方法不尽相同:《译文》体现出中苏友好"一边倒"、团结一致对抗"资本主义阵营"的时代特点;《世界文学》则体现出亚非拉各民主国家众志成城、反抗"美帝苏修"的时代特征。《译文》与《世界文学》的译介活动坚持"政治标准"为第一要义,是特定时代的特殊文学行为。     

“学”与“文”：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知识结构及对当下文学的启示

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不仅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而且在学术上也有着很深的造诣。能够成功地跻身于这一行列的人物，我们可以列举出很多：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茅盾、郑振铎、叶圣陶、俞平伯、闻一多等。然而，这种集学者、作家于一身的壮丽景观，在当今文坛已难得一见了。     

访谈:"世界文学"视野下的中国文学与诗——兼谈顾彬对中国文学的批评

陈勇(中国学术论坛网主编):各位晚上好,今天晚上请到的嘉宾是王家新先生,大家欢迎!先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晚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