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早期中国化佛学"空"论对道家“有无”观的扬弃与超越

“空”论是佛学的核心,中国化佛学的“空”论,是佛教传人中国以后,与中国原有的各种思想碰撞融合而形成的。其中,正在不断发展与成熟的道家“有无”观,被佛学吸收和改造,成为超越印度原始佛学的中国化佛学“空”论的重要思想要素。这一复杂的融合过程在早期即经历了第一轮的求同——寻异——会通,格义与六家七宗、鸠摩罗什、僧肇分别代表了这三个不同的阶段。     

周作人与佛学文化

与传统文人之游心佛老相近,周作人最早接触佛学是以解脱内心苦闷为目的的。南京就读期间在“人生无常”情绪支配下,他偏于接受“生本不乐”的佛教生命观,这成为形成他一生苦质情结的起点;２０年代初道路再择引发的思想混乱,佛学“众生平等”的普亲观对他产生了更强的冲击,由此强化了他尊重他人、尊重生命的人道情怀。而真正显示周作人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是在于他接受佛学主要用于人格意志与思维方式两方面的建设。原始佛教缘起性空论强化了周作人反权威偶像的人格精神,帮助他摆脱黄金时代终将到来的盲目情绪;而佛学“空有不二”的思想则有力促进他辩证思维的形成,从而使他避免了简单线性因果思维方式的桎梏。     

从《红楼梦》中“风月宝鉴”看“白骨观”的影响与作用

《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故事已经深入人心，“风月宝鉴”就是借用了佛学白骨观的思想，它源自佛学思想，而作为佛学经典的《俱舍论》，则十分形象地传达了“风月宝鉴”里面蕴含的深刻的思想。《俱舍论》第六品详细介绍了“白骨观”(《俱舍论》用的是“骨锁观”)的修法和作用，专门用来对治各类贪欲的方法。今天，这种方法对我们依然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佛学本体论的逻辑起点

佛学本体论的逻辑起点不是依托于一元性本体,而是植根于"心物浑融"或者说"主客观统一"的二元合一关系中.佛学本体论的基石是"缘起说".佛教缘起说中最基本的几种缘起观如印度佛教的业感缘起、中道缘起、阿赖耶识缘起和中国佛教的真如缘起、法界缘起等,实际上都是讲心物二元的并生共起也即和合关系.佛学本体论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特殊性状,主要是因为佛教乃是一种特别强调"感性"的宗教,整个佛学体系都是以"感性"为原始根基,佛教也因此具有了浓厚的人文色彩.     

论梁启超的"应用佛学"与其小说观之关系

对梁启超的“应用佛学”思想及其小说观,学界都多有论述,然而却很少有人将二者结合起来,指出其佛学思想与其小说观的关系。细读梁启超两篇小说文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告小说家,》发现梁启超的小说观与他的“应用佛学”关系紧密。梁启超运用他心目中的佛学宗旨、思维、术语来比附解释他心目中的新小说宗旨、特征、作用。梁启超以佛学论小说来源于传统又超越传统,具有强烈的功用色彩。     

刘勰《文心雕龙》和佛教思想的关系

对刘勰《文心雕龙》和佛教的关系历来有很多争议,各家所持观点都有一些片面性,或简单否定,或强调过分,往往有失公允。刘勰《文心雕龙》中的“神理”说意思是“神明的原理”,与他的佛学思想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刘勰的本体观受龙树影响很深,刘的论“道”实际包含了儒释道兼通的特点;刘勰《文心雕龙》的“折衷”研究方法是直接受龙树中道观影响的产物。     

论孔子君子人格观的诗性言说方式

“君子”,是孔子理想的现实人格;“君子”人格观,成为其伦理思想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君子人格,孔子使用了理性言说的方式进行理性阐释,从而体现了先秦时代的哲人所具有的理性高度。同时,他还使用了诗性隐喻的言说方式阐述君子的人格、评价和教育弟子,从而使其言说呈现出一种原始“诗性（智慧）”的特征,并对中国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试论隋唐时期佛学的主要特点

隋唐时期是佛教中国化完成时期,也是佛学进一步融入中国思想文化、参与中国思想文化重构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涅槃学逐步成为佛学的主潮,佛学理论出现了哲学主体实体化、佛教的“因缘”学说与道家的“自然”说融合、在佛性论上的走向自然主义和佛性的人性化等倾向,这些就是隋唐时期佛学的主要特点。     

生命与缘起--论《俱舍论》“十二缘起”的二重思维取向

“十二缘起”是佛教的核心概念之一,《俱舍论》对此做出两个方面的梳理：一是从生命观的角度阐述十二缘起的含义,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三世因果说的宗教理论;二是从缘起观的层面,论述十二缘起中所蕴涵的支撑因果理论的哲学思考,以及不同学派对缘起思想的认知差异。《俱舍论》对十二缘起理论的分析和建构,为佛学研究指向生命与哲理两个向度提供了必备的文献依据。     

止观学说中的实践哲学意义──兼论佛学现代化

本文讨论天台佛学的止观学说中，思想与实践的独特关系．止观学说与主客体认识论不同．它有一个不起思量分别的实际精神过程．作者从语音分析、时间观等角度，探讨了“止观”、“实相”、“圆融三谛”、“一念三千”等佛学思想的内涵．     

石涛“一画论”审美思想探源

石涛的“一画论”美学体系在美术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其主要论述了绘画创作中法则和自由的统一,继承和创新的统一,整体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一画论”美学体系散发出浓厚的佛学思想,也可以说,强调顿悟、直觉的禅宗思潮对于石涛的人生观和思维方式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这进而孕育了他独特的审美心理及审美情趣。     

追求自由与善——冯契伦理思想初探

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智慧说”,以“转识成智”的认识过程辩证法沟通知识和智慧、科学和人生,奠定了当代道德的哲学基础;以“自由劳动”为基石,对包括道德价值在内的合理价值体系的基本原则提供了一种全面的论证;以“自觉自愿”作为道德行为的基本特征,并由此阐明了培养理想人格的基本途径,是一种综合了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和中国哲学思想的积极成果,并对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挑战做出了创造性回应的哲学-伦理学说。“智慧说”在新时期我国伦理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及对当代道德生活的启示意义,应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主文而谲谏”论

“主文谲谏”是汉儒解诗的重要原则,它有丰富的内涵,包括“正变”、“比兴”、“美刺”等诸多范畴。并且,它还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命题的理论分析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前提是要端正党的思想路线。除了立党为公、坚持权为民所授和为民所用之外 ,就是要坚持科学发展观 ,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管理社会、领导国家。改革之初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 ,历史价值无疑 ,但实际上实践只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途径和方法 ,人类全部实践的结果才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 ;实践要成为现实标准 ,还离不开已有的正确认识、理论来判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命题并不完全周延。实践范畴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把它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的复杂的有机联系中抽取出来而片面强调 ,在处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又偏向了重实践轻理论的一面 ,这就使我们很难完整、准确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坚持科学的发展观 ,从而在实际工作中难以避免陷入不重视科学理论研究和指导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等等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性质的错误。     

论唯识宗对道教理论的影响

在中国佛道义理层面的交涉中,唯识宗与道教心性论的交融是最为深刻的.这一过程,始于玄奘梵译《老子》,再由一系列的僧道论战加以推动,其基本完成的标志是王玄览的《玄珠录》.这样,唯识宗“唯识无境”、“转识成智”的观点,在与道教基本教义冲突、融通的辩证过程中,被道教所吸纳,形成了道教“道在境智中间”、“断灭心识”等更具思辨的理论观点.     

习近平对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辩证认识与实践创新

中国传统治国思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本思想、自然思想、法治思想和廉政思想是其精粹。习近平对传统治国思想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又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实现了传统治国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显示了习近平高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底和巨大的政治智慧。     

先秦三典“问答”形态的哲学阐析

先秦《春秋公羊传》、《庄子》、《天问》三部典籍,蕴涵丰富而被长期忽略的“问答”形态。作为重要的思想对话方式和意义生成途径,“问答”在其意义体系建构、意义生成状态等多方面存在思想视域的差异,显示出其各不相同的文化内涵。对“问答”形态时间观念的分析,是理解其差别的关键。关键词：“问答”形态;意义体系;思想结构;时间观念     

论佛教逻辑与佛家修持

佛教逻辑是佛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佛家修持有着必然的联系。本文以章嘉国师若贝多杰的因明思想为主,结合陈那、法称的量理学说探讨佛教如何依止因明逻辑思想进行修持,从而求得解脱和遍智的殊胜果位。     

知识的最高境界——方东美对《肇论》的哲学诠释

方东美是一位原创性的哲学家,晚年很重视佛学研究,对僧肇评价颇高.方东美运用西方现代哲学方法,通过中西思想的融汇,对《肇论》进行创造性的诠释与重构.方东美把庄子和般若经作为《肇论》生成的两个思想基础,认为物不迁就是永恒哲学,空的本质就是真空妙有;把《般若无知论》作为《肇论》的核心,认为其构造了一个解释智慧本性的原理体系;认为般若不是一般知识,而是知识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     

汉语佛教成语中的佛学智慧探析

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汉语佛教成语正是两种文化——梵、汉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汉语佛教成语已成为我国语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运用于各种文学作品中,影响着其它文化形态。它蕴涵着丰富的佛学智慧和人生哲理,指导我们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渊博的学识智慧、正确的处世原则和真诚的警策规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