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学命题到文学理论的历史演变——论《尚书》和《文心雕龙》中的“辞尚体要”

《尚书·毕命》中的“辞尚体要”,属于法学命题,所言对象是诉讼办案,强调言辞整体样式的中正、得当;《文心雕龙》将“辞尚体要”主张置于征圣、宗经前提下,带有为文学写作立法的性质,它继承了《毕命》的批判精神,批判对象却由社会恶习转向浮靡文风。在论述结构上,《尚书》中的“体要”,虽强调中正,又兼含关键、简约之义,反映出上古时代汉语词义的混沌性;《文心雕龙》强调文学语言的规范、得当,将中正之义发展为折中的文论思想。“辞尚体要”之“要”,常表达纲领、关键、根本之义,简约之义则由“约”字取代,然而这一点往往为后人所忽视。     

先秦文学中的两个疑案

<正> 先秦文学中尚待解决的疑案甚多。本文仅就《孔壁古文尚书》的下落、《老子》的作者两个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一、孔壁古文尚书的下落梅赜的《古文尚书》系王肃伪造这一结论今天已没有人提出异议了。而《孔壁古文尚书》问题,自汉至今,今文学家说“伪”;古文学家说“真,但已失传”。纷纷纭纭,真象难明。两汉时代遗留下来的有关《孔壁古文》的记载有以下一些:《史记·儒林传、伏生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     

李调元及其《郑氏古文尚书证讹》

郑玄《古文尚书注》亡佚，现存辑本主要有五种，其中《郑氏古文尚书证讹》是清代李调元纂辑并付梓刻印的一部《古文尚书》注本。《证讹》在引用字书解释字词、兼采诸说解释句读、据己学识解释名物、比勘他书校脱讹误方面较为突出。     

略论《尚书》的整理与研究

《尚书》这部最为古老的典籍,其文本的流传、文字的训释均存在极难解决的问题。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审慎从事。本文认为对于《尚书》特别是《古文尚书》,由于可以据为信史的资料十分缺乏,在整理和研究中必须信守“阙疑”的原则。从文献资料和《郭店楚墓竹简》的研究中,本文作者认为《古文尚书》不伪于两汉之际的刘歆,也不伪东晋的梅赜。其文本在战国中期以前应该已经产生。对于《尚书》文字的释义,应谊充分吸取甲骨文、金文研究成果,但决不能生搬硬套。应该注意“审辞气“,即将词语放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加以研究,方可得出较为正确的理解而避免出现错误。     

西周三公辨析

西周三公究竟指哪三种职官?从西汉末年开始,即有两种不同看法,代表者就是经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本文认为,今文学派以六卿之中的三有司即司徒、司马、司空为三公,是以汉制说周制,不足为取;古文学派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根据是较为可靠的。古文学派称引“古《周礼》说”。“古《周礼》说”同于伪古文《尚书·周官》,伪《尚书·周官》所记“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十一字,则是真《尚书·周官》篇之逸文。     

论王若虚《尚书义粹》的解经特色

王若虚《尚书义粹》解经有鲜明特色,于章节之中每每分纲领条目,阐说铺陈敷衍,辞非体要。提倡义理解经,以探究《尚书》经世价值为宗旨。训诂方法上注重上下文内在联系,释辞义不以义界而往往排比事类为解,并于训诂中融入个人思想,反映出鲜明的宋学特色。王若虚经学方法与思想与宋儒展现为同一脉络,由此《尚书义粹》可以揭示宋金文化交流之面向。     

宋元《尚书》学略论

宋元时期《尚书》注解之书有数百家之多,本文选择三个有代表性的侧面加以概述：一是黄伦所推崇的张九成的《尚书详说》,此书将《尚书》的“天”“帝”概念解释成人格神,强调人们须敬畏“天”“帝”,此解符合殷周时期语境;二是作为元以后官学读本的蔡沉的《书经集传》,此书将《尚书》变成了一部上古圣王的“传心”录;三是王充耘的《读书管见》,此书深批虞廷“十六字心法”,一语中的。最后,介绍了宋元时期吴棫、朱熹、吴澄对《古文尚书》的质疑与辨伪。     

今文《尚书》指示代词研究

本文对今文《尚书》的指示代词作了穷尽性的统计分析。研究表明 ,今文《尚书》中 ,只有近指代词 ,没有远指代词。近指代词中 ,常见的主要有 2个 :“时”、“兹”。大部分指示代词在理解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议。部分代词的用法和古文《尚书》差别很大 ,由此可以看出古文《尚书》之伪     

欧阳修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

观点一:(祝尚书教授)北宋古文运动是对唐代古文运动的继承和发展,然而北宋古文运动的开展一开始并不顺利,直到北宋中期,欧阳修主持文坛,提出“文”、“道”并重的“文”、“道”观,将古文从“道统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以他富有战斗性、建设性的理论和突出的创作成就,扫荡“西昆体”余风,与怪癖的“太学体”文风进行坚决的斗争,培养了大批人才,才使北宋古文运动朝着胜利的方向大步前进。北宋古文运动的胜利大致决定了我国后来数百年间文章的总体面貌。从这个意义上,欧阳修不仅是一代宗师,更是“文章百世之师”,对中国文学的走向产生了深远…     

《古文尚书》晚出词语考

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古书的真伪是一种科学方法.遗贤、影响、其一曰、昏迷、来世、师古、放牛等词语仅见于《古文尚书》,终周秦之世杳无踪迹,直到汉代以后文献才“重新”出现.《古文尚书》中的这些晚出词,是作伪者“不能完全阻止他所处的时代的语言向笔底侵袭”的明证,藉此可为《古文尚书》的辨伪提供证据.     

王充论修辞

王充是东汉伟大的思想家,他不能容忍当时那种疲靡不振的文风,首先揭橥了形式原于内容的观点,他认为形式与内容应该“外内表里,自相副称”,不应该只顾形式的雕琢,而忽视了内容的真实。他说: 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现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则是五色之禽,毛妄生也。(《论衡·超奇篇》) 他以为文章只是要表意,用不着虚饰。他又说:“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情见于辞,意验于言。”“浅意于华叶之言,无根核之深,不见大道体要。”“虚妄之言,伪饰     

汉代的《古文尚书》学

秦始皇焚书时孔氏在屋壁中收藏的《尚书》等古籍,有人说是用"先秦大篆"写成的。这种说法不够准确。孔壁古文的字体结构与先秦大篆不同,而与商周金文相似。汉魏官府所藏《尚书》的各种版本,毁于西晋永嘉之乱。东晋梅赜所献《孔传古文尚书》,已被明清学者认定为伪书。若往前追溯,借《尚书》作伪之事,早在汉代已发其端,当时的古文学家已为辨伪工作开辟了道路。他们对《古文尚书》的研究,考校诸本同异,阐释篇章大义,侧重文字训诂,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先秦文献中“尚书”非经书名综考

先秦文献中“尚书”的表达仅两处。一处在传世文献《墨子·明鬼下》中,此处的“尚书”并非经书名,也非讹误,而是《夏书》的修饰语;“尚”是表尊崇的程度副词,反映了墨子对大禹以及《夏书》的极度推崇。另一处在出土文献帛书《要》中,此处的“尚书”也并非经书名,而是指所有“上古的典籍”;“尚”是表时间语词,为了突出《周易》的特殊地位。因此,“尚书”在先秦文献中均与经书名《尚书》无关。     

文风与文章风格

文风与文章风格是关系极为密切,但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对文风和文章风格的认识不尽相同,往往有很大差别,甚至混淆不清。本文想就什么是文风和文章风格及它们之间的差别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文风”一词见于《文心雕龙》的《风骨》篇。原文是:“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一作清)焉。”大意是说,如果文章的语言准确、清楚,那么文章就能很好地说明事理;如果文章的思想高尚、纯真,那么文章就表达了作者的情志。这里把“文骨”与“文风”相对来谈,指的是事理与情志,与我们今天所通用的文风大不相同。     

孔子语言观概论(下)

在《孔子语言观概论》(上)一文中,我分析了孔子的语言观有尚质的一面(“辞,达而已矣),又有尚文的一面(“言之不文,行而不远”)。那么,人们可能要问,孔子既尚质又尚文,岂不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其实不然。孔子语言观中这两个貌似抵牾的方面,在他另一个重要的观点——“文质彬彬”里取得了和谐的统一。 一 论兼善:文质彬彬 《论语·雍也》云:“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中,“质”指质朴,“文”指文采。“野”指粗糙,“史”指浮华。史原指史官,朱熹《论语集注》:“史,掌文书,多闻习     

从古文到有用文字：《古文关键》之“关键”与经典重塑

吕祖谦在突破《精骑》片段选文的困境后,于淳熙元年完成选录古文经典的《古文关键》,成为评点类选本的开山之作。《丽泽文说》与《总论》互有出入,都是吕祖谦与弟子谈文之际见解的笔录,但与《古文关键》没有直接附属关系。《古文关键》之前所附的《要法》,则是《总论》的精简整理本,反映了弟子笔录的条目与《古文关键》相配合的过程。《古文关键》创造性地将标抹符号与文章剖析相结合,开创了要法、总评、尾评、夹评相结合的评注形式,提揭大量时文结构术语,引领了文章评点风气。其立柱一说,是“段子”文字在文章结构上的形式呈现,构成八股文“四比”体式的滥觞。吕祖谦根据科举应试需要,标举“关键”,强调格法,以评点的形式,将古文经典重塑为“有用文字”。狭义的“关键”为章句组织方面的紧要之处与其间奥妙之法,广义的“关键”即“文诀”。吕祖谦文章学思想的新锐性与系统性,使他成为文章学成立时期的中心人物。     

试论《尚书》中叹词的作用及其影响

一《尚书》是我国上古时期早期的文史典籍,相传由孔子编纂而成。《尚书》的内容,除了后人追记的《尧典》、《皋陶谟》、《禹贡》、《洪范》等几篇是纪载上古尧、舜等帝王的历史功绩以外,其余大都是记载当时政府的文诰、命令。《尚     

跋唐写本《经典释文》残卷

从語言的角度上来看历史文献資料,有些书的古旧写本并不一定就好过后来的本子。往往后人整理之功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不能随便加以抹煞。唐代卫包更改《古文尚书》,宋代陈鄂更改《經典释文》,久矣成为“小学”界的一种憾事,以为古文原本从此不传,損失十分重大。其实如果深入考察一下,事情并不是这样,說不上什么了不起的損失。他們这种改写工作并不违反語言文字发展的事实;反过来,如果沒有他們这一改,恐怕整个《尚书》一书会因东晋以来一种特殊的写法,加以传抄錯誤,愈变愈奇,到后来会等于符籙天书一样,比薛季宣《书古文訓》的本子还要难讀,而书也早已不亡而亡,而《經典释文》也更混乱得不成样子了。     

清初考据学巨著《尚书古文疏证》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其篇卷、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宋、元、明三代学者对《尚书》中的二十五篇古文持怀疑态度，并有所论证。直到清初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出，才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古文二十五篇是魏晋时人伪造的，从而解决了这桩千年疑案。《尚书古文疏证》对今天的历史文献研究仍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     

释“肱”

“肱”字,在《尚书》、《易经》、《诗经》等先秦经籍中就已有用例。许慎《说文解字·又部》曰:“厷”臂上也。”“臂上”即指胳膊由肘至肩的部分。根据对肱字字形及其用例的分析,《说文》的这个解释恐非肱之本义。肱字尚未见于甲骨文和金文。《说文》对其形体说解为:“厷,臂上也,从又,从古文厷,厶,古文厷,象形。肱,左或从肉”。这里所收的古文厶,原作(?)形,为我们探求肱的本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研究《说文》的学者,从来不曾怀疑过厶是肱的初文,即胳膊的象形字。章炳麟《文始》:“此初文纯象形也”,段玉裁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