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纲《书》学资料辑佚及价值研究

张纲《尚书讲义》早已亡佚,辑录诸家所引可得5万余字。张刚训诂好析字拆词,以会意说形声,强拆同义词为说。训诂重字词之义理阐发,主以阴阳思想、道家之说、刑名之学解经。在方法和思想上直承王安石。考索张纲《书》学,可以研究其思想及渊源,探究王安石《书》学之影响以及当时之社会思潮。     

王若虚《滹南诗话》的批评语体

以王若虚个人的文学与学术观念为背景，采用史料与文献分析法，从批评语体的视角分析王若虚《滹南诗话》的批评特点，其批评语体以“不+肯定性语词”为常用搭配，以“妄”为常用字，采用反诘式的句式与对照并举结构，列举多个前人观点并对不同观点进行反驳，进而表明自己的态度。《滹南诗话》在集评背景下，借助“辨难”呈现出与传统“训诂式”和“象喻式”不同的语体风格，体现王若虚“自我树立”的学术追求。为进一步研究王若虚的批评语体提供参考。     

《〈尚书〉平议》通假借校释方法评议

通假借是俞樾《〈尚书〉平议》的一种重要校释方法,其特色主要表现为对假借或通假理论的正确认识和综合运用。对之进行评议,以求比较同类研究,客观公正地评价并确立俞樾在训释校雠学术史上的杰出成就,对于《尚书》学史及汉语训诂学史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论蔡沈《书经集传》的训诂学价值

《书经集传》是蔡沈对《尚书》所作的注释。受宋代语言学变革的影响,蔡沈在其师朱熹经典诠 释方法论原则的指导下,吸取汉唐训诂学与宋代义理学之长,继承了朱熹说《书》的基本体例和宗旨,疑古创 新、融会贯通,在训诂实践上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是《尚书》古注中影响最大的注本,在《尚书》学史上占有 重要地位,具有较高的训诂学价值。其训诂学价值主要体现在训诂内容丰富,训诂方法多样,释义方式科学, 择善存异、不主一家,将汉唐训诂之学与宋代义理之学有机结合起来。     

郑玄《尚书》训诂的谶纬化

郑玄是汉学的总结性人物,其《尚书》训诂,是东汉《尚书》学之代表。郑玄《尚书》训诂,融古文、今文、谶纬于一体,是两汉《尚书》学谶纬化范围扩大的最好例证。通过郑玄,我们可以知道,古今文《尚书》学的对立并不妨碍双方对谶纬的吸收,谶纬在郑玄手中变成整合古今文《尚书》学的桥梁。     

清人笔记中的《尚书》类文献

清人笔记蕴藏了大量关涉经史考证的内容,其中《尚书》类条目就多达206种、3265条。清初、清中叶、晚清的学术笔记在训诂《尚书》方面各有特点:清初学者的《尚书》研究接续了明末遗风,以顾炎武、阎若璩为代表;清中叶的《尚书》研究呈现出多领域、全方位的研究趋势,吴派、皖派兼而有之;晚清经学呈现出偏向政治、思想的研究倾向,学者对《尚书》思想更为留心。清人笔记中的《尚书》文献还具有史料学及文献学的学术价值。     

王船山《尚书引义》的善政伦理思想及其现代镜鉴

王船山在《读通鉴论》中评价《尚书》为“治道之极致”,天人观和人道观是《尚书引义》善政伦理的思想基础,价值之善、主体之善及制度之善是《尚书引义》善政伦理的主要内涵。王船山善政伦理思想对提升当代善政行为主体道德品质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     

郑玄“因声求义”的训诂实践及其训诂原则

“因声求义”是传统训诂方法之一。早在东汉末年,郑玄就已经提出了“因声求义”的训诂原则,并在其注释实践中广泛地运用了这一原则。深入分析郑玄《礼记注》“因声求义”的训诂范围及其内容,证明“因声求义”作为较为科学的训诂方法,肇始于郑玄。而且,郑玄“因声求义”的思想,直接开启了传统训诂学研究音义关系的道路,促进了传统训诂学的发展。     

《毛诗笺》因声求义法释义例撰析

郑玄《毛诗笺》是汉代以来随文释义的典范之作，训诂内容丰富，训诂方法也较完备。本文在较全面整理其训诂材料的基础上，欲图通过对其所有因声求义例的归类分析，揭明其著的训诂条例和训释特色。     

广东名儒简朝亮的注经特色与若干不足

简朝亮是近代广东著名的经学家,其经学著述不仅开广东学者以义疏体注经的先河,而且标志广东经学集大成时期的到来.训诂成文是简朝亮撰写义疏体著述的手段,注音、释义是其内容.采用韵书反切注音与标示地方读音、从摘字为音到普遍注音与训诂文字多依《尔雅》、《说文》、《释文》与汉宋经师训诂、广征博引与择善而从、经、史互通等分别是简著注音、释义的主要特色.略显武断、空话太多、重复表述等则是简朝亮注经的主要不足.     

张九成《无垢尚书详说》解经特点琐议

张九成《无垢尚书详说》今可辑佚18万余字,据此可探其解《书》体例、方法及思想。张氏相信《书序》为孔子所作,并据此以探究《尚书》之微言大义。其《文集》之《书传统论》综论各篇之主旨,《尚书详说》多据《统论》展开论述,二者相互映照,成为一体。张氏解经常据一字推衍义理,又好以后世史实解经,乃宋学解经之典型。在训释上虽同义词亦强生分别,多承王安石解经余习。解经中杂佛老思想、天人感应之说及对现实政治的激烈批判。     

魏了翁《周礼折衷》经学特点探析

《周礼》是宋人争议颇多的一部经典。本文主要分析宋末大儒魏了翁《周礼折衷》的经学特点:魏了翁对《周礼》抱持尊重的态度,认为此书本完整,传世本的残缺是流传过程中造成的,而《周礼》见疑于后世的主要原因在于汉儒解经的分歧与失误;对代表汉唐《周礼》学权威的郑玄《周礼注》,魏了翁既肯定其学术价值,又进行了有的放矢地批驳;对于宋代《周礼》学代表作王安石的《周官新义》,魏了翁一方面肯定其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则批评王安石阿附郑《注》,未能领会《周礼》所蕴先王政治精髓,导致变法误国。这些特点展示了魏了翁的《周礼》学观点。       

宋元易代之际的南宋士大夫——以浙东地区的士大夫为主

自西周以来,在分封制中就有大夫和士的等级,当时的士、大夫和士大夫,既习文,又不摒弃武事,所以并无严格的文武之分。魏晋以后到唐代,随着察举制和科举制的盛行,具有一定文化知识而入仕的士人大增,士大夫逐渐成为文臣的专称。赵宋政权建立后,通过改革科举制度,造就了大批以科举入仕的士大夫。进入南宋,浙东地区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地近京畿的有利条件,更多的士人通过科举进入士大夫行列。宋元易代之际,士大夫中主要形成了三种政治态度:坚持抗元,直至殉国;隐居山林,拒绝征召;归降元朝,成为貮臣。其成因有三:一是“华夷之辨”的认识和儒家思想的教育;二是力图通过文化优势,消极反抗元政权;三是南宋尚武精神的缺失,一些人在元朝的威逼利诱下,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屈辱投降的道路。其中,持第二种政治态度的士大夫占了绝大多数,以王应麟、黄震、胡三省为代表浙东士大夫,可以作为他们的典型代表。     

北宋后期的党争与辞赋创作

北宋的党争不仅是政见之争,也是学术思想、文学观念的冲突和论争。王安石和司马光在否定诗赋取士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其立足点,则不尽相同,一为重实用,一为重道德。苏轼和他周围的文人对诗赋取士持开明的态度。在苏轼等人的影响下,北宋后期的辞赋各体均有人尝试创作。绍述以后,新党用事,复罢诗赋取士,北宋末期文人的荒疏学问和辞赋鄙俚与此有很大关系。由于以怨报怨的恶性党争,北宋后期少有大胆论政的辞赋力作。随着元以来党争的加剧,畏祸心理在这时期的辞赋中有显著表现,而且,辞赋中越来越浸入悲凉之气,宁静平和的心境逐渐让位于悲苦不振的心绪。     

宋代《春秋》学述论

《春秋》是宋代学者着重研究的儒家经典之一,此时期《春秋》学研究的主流在于诠释、探讨、阐明经义,带有鲜明的政治针对性,同时也有学者研究《春秋》经传中的具体问题,学术性较强。宋代学者研究《春秋》的重要特点在于试图摆脱三传,直接从经文中去挖掘微言大义,这样不可避免地走上了逞臆说经的道路。     

略述宋儒对周天子宗庙礼制的诠释——以宗庙庙数、祭祀礼制为考察中心

在儒家经典记载的周代“天子七庙”、“四时祭”、“礻帝”、“礻合”礼制问题上,宋儒或遵循汉代郑玄、三国魏王肃、唐赵匡有关学说;或在遵循上述儒者学说的基础上,又有所补充、完善;或依据自己对经典文义的理解,别出心裁,另创新见,将中国古代经典诠释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王禹偁与北宋初期的诗文革新

王禹偁是北宋初期诗文革新的先驱 ,其诗歌能从宋初的白体诗中解放出来而发展其讽谕的传统 ,并提倡学习杜甫 ,开宋学杜先河 ;在散文改革上能发展韩愈的“文以明道”与“文从字顺”的理论 ,提出“文以传道明心”的新见解 ,从理论和实践上为宋初诗文革新提供范例     

王闿运《尚书大传补注》之辑补述论

伏生《尚书大传》流传至明朝,已经亡逸,清代为之搜罗辑佚者,多达十余家,成果颇可观。然清末湖湘学者王闿运不满意于前人之成绩,遂以雅雨堂、陈寿祺二本参校,并增补郑玄之注,以成《尚书大传补注》一书。王校于二家各有所取,并不专主一家,或兼弃二家,独出一己之见。由于此书纂著之目的,即是用作书院讲授之教本,故极为简明扼要,并不繁冗,实为初习者极佳之入门之作。而王氏另辟补注之举,则异于前人,此则有助于研读《大传》之理解。     

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盛行成因再探

宋元之际词人交游唱和之风十分盛行,如前所述,从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成因中,可以看出宋元易代之际的某些时代风气、文人心理、生活观念、地域特点、社会审美习俗、文学创作倾向等,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     

《全宋诗》之郭祥正、朱翌、王銍诗重出考辨

《全宋诗》著录诗人九千余人,卷帙浩繁,出之众手,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作品重收现象.对此,学界已做了不少修订工作,如陈新等人编著《全宋诗订补》、张如安《<全宋诗>订补稿》.近来,通过查阅文献,发现郭祥正、朱翌、王銍三人名下还有不少诗歌与他人重出,本文对这些作品的归属加以一一考证和甄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