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得与失——兼谈中国体制转轨下社会基础缺失问题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发端于对黑格尔头足倒置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唯物主义翻转。这种翻转是有得亦有失的。最为卓越的建树在于,在翻转中马克思以市民社会为切入点,建构了一套被称为唯物史观的崭新的历史观理论系统之基本框架,此为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核心;然而,由于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所处的特殊历史语境和他本人的特殊理论诉求,马克思在这种翻转中难免会矫枉过正,致使市民社会这一重要范畴被消融于其他范畴,因而成了一个消失了的范畴。将市民社会范畴重新纳入马克思思想体系,需要对唯物史观理论系统之基本框架作重新阐述,将它理解为一个具有结构层次性和辩证逻辑的中介性的架构,使得市民社会范畴成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个经过重新认识的正确的市民社会理论,对于理解和解决中国体制转轨下社会基础缺失这一现实问题无疑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唯物史观: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青年马克思哲学转变的方向和新哲学的两个重要范畴(“现实的人”与“个人自主活动”)是理解和阐释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同时也是“现实人的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重要视角。(1)青年马克思的哲学转变并不像流行说法认为的那样,是从唯心主义转向了主张物质第一性的“纯粹”的唯物主义,尔后又把这种“纯粹”的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才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在政治实践的“《莱茵报》时期”遭遇“苦恼的疑问”以后,通过批判、发展和超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才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其中,从费尔巴哈等的“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是马克思实行哲学转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现实的人”则是建构唯物史观的一个“理论切入点”。(2)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因遗忘了“个人自主活动”这一重要范畴而缺乏主体向度,因而不能科学地说明“现实的人”是如何“历史地”发展的。马克思则通过“个人自主活动”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科学地说明了全部社会历史同时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     

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与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演进

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演进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中得以展开: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阐发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原则,实现了其市民社会理论的哲学奠基和初步发展;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把无产阶级作为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物质力量,实现了其市民社会理论的哲学批判功能与社会批判功能的对接,预示了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之创建。     

市民社会批判：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新视阈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批判贯穿于他一生的理论探索,具体包括对同权市民社会的批判,对资本家生产方式主导下的市民社会的批评,对市民社会意识形态的批评。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批判实现了经济学与哲学的有机统一,体现了马克思理论的实践品格和总体性特点,具有与历史唯物主义所不同的价值功能、侧重点和概念体系。以市民社会批判为马克思文本解读的一个学术视阈,有利于我们全面科学地把握马克思理论的实质、特点及思想发展历程,并对马克思理论的诸范畴形成新的理解。     

论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定位及超越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市民社会理论是马克思走向唯物史观的第一步,属于历史哲学的范畴.在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剖"中,市民社会被化约为"社会经济形态".从社会学学科视角来看,市民社会是个动态的概念和理念.当代,作为一种社会科学概念的市民社会,不论从内涵上还是从外延上,都已经大大超越了马克思时代的界限.     

从国家到市民社会:马克思思想的重要转变——以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研究中心

与传统的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解释不同,笔者认为,在1843年前后,马克思经由了一个"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转变过程.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立唯物史观,从根本上说得益于他借助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完成了这一转变.黑格尔与斯密之间具有继承关系,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以国民经济学为背景的经济学范畴,<法哲学>就相当于黑格尔的国民经济学.马克思之所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比黑格尔还黑格尔地坚持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分,是因为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经济规定.马克思放弃黑格尔的国家哲学转而去研究国民经济学的真正契机是市民社会概念,坚持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的立场对于马克思完成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转变以及走向创立唯物史观具有重要意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局限在于,当时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的认识在总体上还笼罩于黑格尔的国家观之下,还没能摆脱黑格尔左派的国家批判和宗教批判的政治立场.     

从“哲学的批判”到“社会的建构”——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思想的双重变奏

思想的历史就是历史的思想，哲学作为时代的思想，它关照着所处自己时代人的“生存境遇”。马克思对现实人类生存境遇的关注不像以往哲学家那种由哲学到哲学的独白式的复调，而是基于对现实社会问题即对市民社会的关注为解决问题的钥匙。鉴于此，以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为问题的切入点，来论析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所实现的双重变奏即由“哲学的批判”到“社会的建构”这一思想理路，并创建自己的唯物史观，同时也凸显出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理论对现代社会的建构价值。     

论平田清明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重新解读与反思

平田清明是日本战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重要的代表人物,其注重回归马克思原初语境的研究方法,为日本学界带来了一股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新风。他主张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首先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认识,并关注到如"所有、交往、市民社会"等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时极为重要却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缺失的范畴"。平田从马克思原初语境考察论证的方法,不仅在哲学方法论上具有重要意义,其对亚洲社会的独特性认识,也为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对唯物史观基本思想的再思考

长期以来,理论界始终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段经典表述看作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近年来,哲学界对社会主体的研究取得了可喜进展,并挖掘出过去被忽略和遗忘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方面的大量深刻思想,但由于在“基本思想”中没有相应的地位,因而很难从总体上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现行理论体系之中。为解决这一矛盾,近年来编写的历史唯物主义教材,大多数都开始把劳动范畴作为唯物史观的理论起点,把社会     

市民社会理论的变迁——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黑格尔终结了传统哲学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等同的理论观念，第一次将市民社会范畴从政治国家的概念中剥离出来，成为市民社会学说史上的转捩点，他“向我们暗中指出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成为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切入点。马克思由此出发。基于市民社会是人们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变往”，进而确立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观。     

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及协调机制

在企业筹资活动中,负债筹资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在有限责任的负债筹资条件下,会激励股东采取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从而产生债务的代理成本。木文将分析因负债筹资所引发的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并探讨缓解和消除利益冲突的有效机制。     

汉唐期间奏章与诏令及其关系

在中国封建社会 ,“朕即国家”的观念在秦汉就已形成。诏令形同法令的共识自封建专制制度初建时就已产生。皇帝一言九鼎 ,从出言到形成诏令须经过一套规整的程序。其中制诏前得到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是其关键 ,获取可靠信息的主渠道之一是臣僚们的奏章 ,故执掌制诏与呈奏职能的机构便一直成为中央辅助皇帝决策的机枢部门。诏令的概念在《唐大诏令集》的解释是“用皇帝口气发布的官文书”,就是说 ,皇帝的话一经以书面形式发布出来就变成了官方文件。历朝诏令虽名称不同、内容不同 ,但均“无非是指书面记载的皇帝的命令”1。对奏章的概念 ,刘勰在…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及哲学的本性——关于“知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争论之思考

哲学是不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学说这一问题，是我们与告别“知识论哲学”的所谓“实践哲学”争论的核心或焦点问题。依笔者看，哲学世界观的抽象性并不妨碍哲学是一门具有知识性和科学性的学科，同时，哲学的知识性和科学性也并不妨碍它作为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并没有真正搞清哲学和科学知识的关系，并没有真正同传统哲学划清界限。认识和实践、知和行，是不能彼此割裂分离的，哲学不能从只解释世界的片面性错误极端走向不要认识的片面性错误极端。     

主客统一与现象学的审美价值观

现象学美学的审美价值观与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密切相关 ,意向性理论中的主客相关性特征和内在的主客二元分裂思维的残余决定了现象学美学审美价值观的基本理论品格 :它虽然强调审美价值在主客体的交流对话中产生 ,但是它并未真正实现主客体的统一 ,而始终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摇摆。现象学美学的审美价值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盖格尔的主观性审美价值观阶段、英伽登的客观化审美价值观阶段和杜夫海纳的形式上的主客统一的审美价值观阶段     

科学技术与可持续发展漫议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 ,而科学技术既在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 ,又对人类发展有诸多的负面影响 ,人类应该在利用科学技术的同时 ,尽量避免其不利的一面 ,发展全新的科学技术以满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党群干群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一个永恒的主题。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深入研究党群干群关系 ,对于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党群干群关系总体上好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应从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方面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以便对症下药 ,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寻找有力对策     

薛福成与近代中西文化的交融会通

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导致了近代中国深刻的文化变迁。在此进程中,薛福成以"中西会通"作为处理中西关系的基本目标和价值判断,运用"体用"、"道器"、"新旧"等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确定了对待两者交融会通的基本准则,并以"西学中源"说与"西法为公共之理"说作为论证,主张在开放的心态中保持着本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初步展示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中西交融会通的发展方向。这一努力是积极的,但也突出表现了近代新陈代谢的思想变迁中存在的"欲新还旧"的时代特点:以传统的文化架构容纳西学。这是时代造成的必然局限。     

敬畏感及其中西比较

敬畏感是人们对某种力量既敬重又畏惧的情感。敬畏感与人所生存的文化背景有着直接的关联。生活在基督教文明中的西方人,其敬畏感来自上帝。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其敬畏感则来自"天命"。而从深层心理来分析,人们真正敬畏的是人自己。不同的民族性格决定着对信仰对象拥有不同的敬畏感。西方人执着的民族性格和中国人爱"变通"的民族性格及其在敬畏感上的鲜明特点表现着各自的生存智慧。     

银行并购与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

对全球范围内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进行综合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改革方向,提出我国银行并购的总体构想。     

狂狷与中行──简论清初“四僧”与“四王”人生、艺事的分流

康有为《论语注》认为：“盖学道,贵中行之资,刚柔兼备;而任道,则非志高气上者不能,虽有小偏,终有大成。”明末清初,“中”只能是短暂的不稳定状态,狂者、狷者与“退懦”是三种人生范式。四僧是狂狷之士,而四王则近于“中行”,前者以“甚深之思”、“过情之怨”创作,“虽有小偏,终有大成”,后者以“中行之资”尽付于画,却“因”多而“革”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