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季羡林——一项学术史的比较研究

比较佛教语文学在陈寅恪先生和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史上的不同作用与地位,可以明显看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三变”和季羡林先生的“佛教语文学三转”之不同,佛教语文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完全不同的演进轨迹从而显现。陈寅恪先生因“史学三变”而灿烂夺目,季羡林先生则因“体”一“用”一“体用圆融”的“佛教语文学三转”而彪炳辉煌。     

构建中国与东方文学文化对话的桥梁--评孟昭毅教授专著<东方文学交流史>

季羡林先生在《〈中国比较文学年鉴〉前言》中讲：“没有东方文学，所谓比较文学就是不完整的比较文学。”然而要将东方文学真正纳入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在文化多元化、民族语言千差万别的东方文学系统内，探索东方文学交流的内在规律性，挖掘东方文学文化的异质同构关系，不仅需要恢宏的学术气度、开阔的学术视野，还需要扎实的学术功底、科学的创造性的研究方法。从这个角度理解天津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院院长孟昭毅教授的专著《东方文学交流史》，我们便不难发现它的艺术价值和意义。该书最值得珍视的一大特色是贯穿全书的平等的文…     

中国原创文化的复兴与比较文学发展的跨文明阐释

中国文化经历了多次的文化转型与文化重构 ,每一次原创文化的再阐释 ,都在文化还原中促进了文化发展。中国原创文化复兴与比较文学跨文明阐释有三大互动体系 :古今文明体系 ,东西文明体系 ,俗雅文明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化复兴的另一重联系是 ,比较文学研究有三大理论前提与学术原则 ,亦是文化复兴与人文发展的三大定律 :一是要有文学自觉自律的历史文化自觉与独立学科及发展规律可循 ;二是要有跨文明整合的跨文化、跨学科互动体系 ;三是要有文化变革、文明重构的还原与复兴、转型与重构。中国原创文化的复兴 ,不仅需要比较文学的跨文明整合及学科群的建设与发展 ,也促进了比较文学的发展与学术探讨的深入。中国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化的发展 ,是互动同步的一个开放结构 ,“引外融中”“借西改中”“用他构中”是中国文化复兴与比较文学研究的三重境界。文化转型、文化变革、文化复兴成为比较文学发展的知识力量与文化力量。     

季羡林先生对敦煌文化研究的一大理论贡献——从敦煌文化的历史定位问题谈起

季羡林先生关于世界四大文化体系及其汇流地区所在问题的论断对敦煌文化研究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季老的论断对于回答敦煌文化在古代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据以认定:敦煌文化并不是古代世界四大文化体系所共有的一种文化现象,而是专属于中原传统文化的,是专属于古代中国文化圈的一种文化现象.因为,敦煌文化所在地敦煌地区虽然也有古代世界四大文化汇流的明显表现,但这里的文化内部构成并不同于作为古代世界四大文化汇流中心的西域,而是中原传统文化及其体系始终居于主体和主导地位的.     

比较文学的理论形态、理论建设与学科变迁（专题讨论）——超越“国别文学”的“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的理论形态和学科变迁

比较文学在欧洲和美国都是博学之士的专业性行为,是一项要求很高、具体成果的学术水平容易判别的学术研究。按钱钟书先生的意见,比较文学研究者需要至少掌握两门外语、读通至少一个国家的文学发展史,并有本国语言文学的功底。这种高难度的学术研究,理论上在中国是不应该很兴盛的。但是,近20年来比较文学却在中国得到了长足发展。个中缘由,除了中国渴望快速了解和认识世界,希望融入世界、尤其是经济发展使中国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融入全球化等客观情势之外,更有比较文学在中国发展过程中超越学术范式的群体性热情、集体化冲动、制度性支持等原因。为此,本刊特邀请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系林精华教授、李冰梅教授、胡燕春副教授撰文,就比较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各抒己见。这组专题讨论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来讨论比较文学,其对比较学作为理论、学科和方法之不同形态的新认识,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比较文学的学术价值和精神价值不无裨益。     

比较文学的理论形态、理论建设与学科变迁（专题讨论）——超越“国别文学”的“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的理论形态和学科变迁

比较文学在欧洲和美国都是博学之士的专业性行为,是一项要求很高、具体成果的学术水平容易判别的学术研究。按钱钟书先生的意见,比较文学研究者需要至少掌握两门外语、读通至少一个国家的文学发展史,并有本国语言文学的功底。这种高难度的学术研究,理论上在中国是不应该很兴盛的。但是,近20年来比较文学却在中国得到了长足发展。个中缘由,除了中国渴望快速了解和认识世界,希望融入世界、尤其是经济发展使中国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融入全球化等客观情势之外,更有比较文学在中国发展过程中超越学术范式的群体性热情、集体化冲动、制度性支持等原因。为此,本刊特邀请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系林精华教授、李冰梅教授、胡燕春副教授撰文,就比较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各抒己见。这组专题讨论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来讨论比较文学,其对比较学作为理论、学科和方法之不同形态的新认识,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比较文学的学术价值和精神价值不无裨益。     

严绍璗的比较文学研究之路

严绍璗为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出身,最后却走上了比较文学研究之路,担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在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打通学科界限,在古典文献学、国际中国学/汉学、东亚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遵循原典实证的方法论,把比较文学领域中传统的＂影响研究＂,提升为以＂变异体＂理论为核心的＂文学发生学研究＂,建构起体系性的比较文学学术理论。     

比较文学学术系谱中的三个阶段与三种形态

比较文学系谱学建构的基本宗旨,就是对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起源、发展、演变加以系统的评述与研究,寻索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并对中国比较文学加以定性和定位。在本文的比较文学系谱学体系建构中,比较文学经历了三个阶段:古代的"文学比较"、近代的"比较文学批评",现代由"文学批评"转换为"文学研究"并走向学科化;学科化之后又形成了三种学术形态:法国学派的"文学史研究"形态,美国与苏联学派以理论研究与体系建构为宗旨的"文艺学"形态,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则超越学派畛域,形成"跨文化诗学"这一新的学术文化形态。     

人文关怀视野下的多元对话与原创性——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此次世纪之交的学术盛会于99年8月15—18在成都召开。到会的中外代表共230人,其中国外代表43人。本次大会的主席是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先生,大会的执行主席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比较文学会会长曹顺庆先生。到会的国外学术指导有:80多岁高龄的比较文学界的先驱的雷马克先生,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主席佛克玛先生,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谢佛莱尔先生,日本比较文学学会会长贺微先生。本次会议最引人注目的话题之一是,面对新世纪,比较文学应以人文关怀作为自己的深层背景。乐黛云先生在题为《二十一…     

从方法论看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中国比较文学的百年史,总体上以平行研究居多,而影响研究一直不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趋强趋新的心理与民族情感等功利因素,又有民族文化重"性灵"等传统因素。即使有少数影响研究的倡导者,如季羡林,还常常对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认识不清,将两者混淆,导致其研究模式通常是以平行研究的类比开始,以影响研究的结论告终,其实质是做了一半的平行研究,被强行披上影响研究的外衣。以曹顺庆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学派,主张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力图融合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后殖民主义抵抗策略。     

四川比较文学三十年

本论文论述了四川比较文学自1978年到2008年的三十年的成长和发展历程,梳理了四川比较文学经历了从自我觉醒阶段,到成长为中国比较文学的生力军、被誉为中国比较文学"四大方面军"阶段,再到形成世界格局中四川比较文学这样三个历史性阶段的发展.在这三个十年时,四川比较文学建设起了以<比较文学报>、<中外文化与文论>Comparative Literature:West and East为中心的言论阵地、培养了一批比较文学人才.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学术梯队,发表、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论文与专著,在中外文学关系、比较文学学科建设、比较诗学、译介学、流散文学等研究领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并以"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失语症"、"异质性"、"话语重建"、"变异学"、"跨文明"等重要理论观点的提出推动了四川和全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四川比较文学三十年发展历程表明:四川比较文学对中国比较文学以及对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比较文学的转向与新世纪全球化学术

近年来,中国文学理论和比较研究界鼎力推介批评理论。批评理论大致内涵各占三分之一比例的各大人文社会学科分支,首先是传统文学理论和狭义比较诗学,然后是文学和文化研究,再后是文化哲学和国际文化政治等广义比较诗学。享有这种广泛综合性的批评理论,显然构成了与比较文学二而合一的知识新局。与其用危机论、取消论来喻指比较文学发展中产生的各种困境、困惑,不如将批评理论当成比较文学的自然生成,二者在从资本主义现代性体系推演到帝国主义文化全球化格局再到后现代世界体系重建的现代世界历史路径中,既相与同谋又相与创生,有望成为20世纪全球化学术的基地和归宿。     

文化经典、文论话语与比较文学

总体而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上的大师级人物大多是传统文化学养深厚的学者,因此,文化经典是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最起码的根基。但是,也必须看到,王国维、朱光潜、刘若愚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由于没有处理好文化经典与西方文学话语之间的关系,因而出现了学术上的失误。这说明,有了文化经典的素养,也不一定能够较好地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众多学术大师的失误都证实了这一点。如果抛开经典,仅仅只是有文论话语,搞好比较文学研究更是一厢情愿。只有把文化经典与文论话语相结合,才能搞好比较文学研究。也就是说,要以自我的学术规则为主,融汇西方文化进行创新。文化经典、文论话语在当今的中国文化语境下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文学的问题。因为经典的确立必须是为当下的比较文学研究和中国文化建设服务的,文论话语也同样如此。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三种运行模式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复兴三十多年来，形成了“平行”、“上升”与“下潜”三种模式，并相应地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历史图景；三种模式各有优长，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努力。但是，从某一个单一层面来说，“平行模式”不够全面，“上升模式”过于空泛，“下潜模式”力度欠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要取得长足进展，必须处理好三种模式之间的关系，以形成合力：从国外尽量多地、全面地借用已有的理论资源与学术成果；从本民族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实际出发，尽量将具有本质性的理论概念讨论清楚，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的抽象与民族化的改造；最后，才能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拿出具有开创性的学术报告，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相关重要问题进行全新论述。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合理结构是“一个顶端”与“两大基石”：“一个顶端”，即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建立，是中国学者的学术目标与学术使命之所在；“两大基石”，即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建立，是要以外国比较文学的理论资源为基石，同时也要以中国学者对比较文学的个案研究与细致分析为基础。因此，我们呼吁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要特别重视两大基石，即重视“平行模式”与“下潜模式”，特别是“下潜模式”。绝大多数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要从事的比较文学研究，不应当是“上升模式”的，也不是“平行模式”的，而是“下潜模式”的。只有这样，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才能完整地建立起来，并形成国际影响。     

论中国比较文学中的民族国家建构

中国比较文学自产生发展至今,在学科史、话语权力、形象学、文化研究等方面都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比较文学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同步性推动了中国从传统国家形态向民族国家的转化.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和重构学术话语有利于提高民族国家在世界上的言说能力.中国形象建构源于民族国家在不同文化体系的碰撞和较量中对自身形象的重视.文化研究则为民族国家的文化建构提供了精神食粮.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要积极地以学科发展的方式寻求民族国家建构的策略.     

“耿介拔俗”的一代史学巨匠——丁山先生生平与学术

丁山先生是20世纪的一代学术大师、中国现代史学的杰出代表。其短暂的一生涉猎非常广泛,在文字学、甲骨金文、历史地理学、考古学、古代宗教学、神话学等领域皆有建树,尤其以甲骨金文及古史研究驰名于世。丁山先生身处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特殊时期,承传统学问之遗绪,启现代学术之滥觞,经历了小学、经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变,为20世纪转型期的中国学术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古史研究中,他以追求中国文化起源为宗旨,重建古史体系,利用甲骨金文等考古材料,结合文献批评和比较语言学工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风格,其研究成果和科学方法,对后世影响颇深。     

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发展的路径抉择及其反思——以钱穆与冯友兰为中心

近年来,在中国哲学界出现了"中国哲学"是否合法的疑问,此问题的背后可能缘于依什么样的思考框架来治中国思想作为历史的学问的问题。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作为历史的学问,学术界有多种做法,如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哲学史等。本文以钱穆与冯友兰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及其择取根据为例,以期窥探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的因缘、问题、轴心、轨迹。钱穆不主张以分科之学特别是"哲学"来梳理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精神作为历史的学问;而冯友兰则是以西方"哲学"的框架来重新清理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重要代表,其所著之"三史"、"六书",就是以"哲学"史的框架叙述传统,以"新理学"的框架开新。在对钱、冯二位先生的学术乃至哲学观的比较中,我们似乎可以体会到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生长发展的问题与特点。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前景

当代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在对比较文学的认识上存在四大误区:异同论、学科论、比附论与扩展论。比较文学学者要注重解决以下五个问题:更清晰地认识与准确地理解中外文学特点;探讨其他学科的发展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建立具有整体性的世界文学观念;建立与完善面对世界所有民族文学的共同诗学,为文学研究提供理论支持;为世界各民族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建立平台。只有有效地回答与解决了这样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才能迎来开阔与自由的发展前景。     

余英时中国文化重建思想述略

余英时先生是当今最有成就、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史研究大家，他对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之重建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有着深刻的思考。余英时认为，中国问题乃是一个“全面的社会重建”的问题，而“社会重建同时也还是文化问题”。考察余英时的中国文化重建思想，对推动现阶段中国和谐社会之构建以及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余英时在其著述与论说中，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的文化重建任务，即重建价值系统，重建人文学术，重建社会重心。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全球本土化”历程及其走向

中国的比较文学与美国的比较文学的不同之处在于,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在中国依然生气勃勃,并在中外文化学术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尽管中国的比较文学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其发展速度之快是令世人瞩目的。它迅速地进入了国际比较文学的学术视野并参与了理论争鸣,且成为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的一个重要成员。既然比较文学早在80年代的中国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而它既与“区域研究”相结合,同时也具有跨越学科和学术领域之特征,目前它的一个重点就是中西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即使在全球化的时代,当整个人文学科都受到冲击和挑战时,比较文学在中国依然有着相当的活力,并与世界文学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在近几年里在学科建制上与世界文学合并为一个学科。此外,国际学术界的一些前沿理论课题也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发挥和拓展,从而使得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完全有能力从本土文化的视角出发参与国际性的理论争鸣和对话,并发出日益强劲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