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大众传媒与政策议程设定

在政策科学的视野中,社会公共问题只有经过一定的渠道进入政策议程,才能成为决策者研究和分析的对象,才能通过制定和执行政策等一系列程序使问题得以解决或处理,即政策议程的形成过程是社会公共问题有望获得解决的过程。社会公共问题进入政策议程是多渠道、多途径的。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大众传媒日益成为社会公共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有效途径之一,逐渐成为人民大众表达自己利益与意愿的有力工具,日益受到公众、专家学者及决策者的重视。     

从"民众议程"看媒体政治议程的设置

在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中,媒体让普通民众参与媒体政治议程的设置,由民众设置的媒体议程也就是所谓的"民众议程"。"民众议程"不仅没有产生广泛影响,而且还受到了来自新闻界和学术界的诸多批评。"民众议程"本身确实还存在某些缺陷,但这些缺陷并不都是不可弥补的,新闻界、学术界的批评也不都是恰如其分的,它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刘文功典型报道的"议程设置"分析

刘文功典型的推出过程是公众议程(舆论)、媒介议程和政策议程相互作用的过程."议程设置"研究与我国的舆论导向研究之间有一定的理论连接点.大众传播媒体的"议程设置"作用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议程设置"理论研究对我们详细考察传媒的舆论导向过程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公共新闻和公众话语权的提升

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又被称为公民新闻（civic journalism）,公共新闻倡导关注公共领域中的公共事务,鼓励民众广泛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媒体致力于构建一个可供公众发表言论的平台,促进媒体、政府、公众的交流与沟通,赋予公众话语权,共同探寻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在公共新闻中,公众被认为是具有主体性和理性的,他们的话语权得到了尊重和一定程度上的实现。同时,公共新闻的发展要求在公共领域中发言的公众必须发出有价值有意义的声音。     

困境与出路——公共新闻学理念在实践中的再思考

公共新闻学自初兴之日起,便伴随着诸多质疑与争议。无论是学理上还是实践中,对其困境与出路的思考一直都是学术界与业界关注的热点。公共新闻学与客观性原则的矛盾、自下而上设置议程的不足以及公共新闻空间构建中电子媒介的不力等等,都是公共新闻学所遭遇的现实。而厘清“公众”一词的含义、区分公共新闻报道与媒体的公关行为、加强公众的媒体参与、消除媒介从业人员所制造的鸿沟并建立网络公共空间等,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公共新闻学寻找到现实路径。     

晚清媒介对秋瑾事件的议程设置

秋瑾被害后,各种不同背景的报纸竞相报道,形成了新闻传播意义上的议程设置。连续不断的报道使得该议程由媒介议程逐步转化为公众议程,由"秋瑾案"演化为"绍兴冤狱",并在新政、立宪的语境下,进而演化为政策议程,亦即在舆论的压力下,涉案人员或罢职,或自杀,或他杀,或蹭蹬终身。该议题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朝野的震动反映了媒介议程设置的效果与作用。但是在社会失范的状态下,媒体的舆论监督虽然有效,但力量还有限。     

论大众传媒议程设置功能的发挥

议程设置是大众传媒的一项重要功能。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很像是一把双刃剑,使用得当,它会在保护公众利益,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上起很重要的作用;但如果使用不当,它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有可能危及公众的生命财产,阻碍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用好议程设置这把双刃剑,媒介组织必须在议题的选择和议程的安排上,在报道议题的角度及倾向性方面慎重行事。     

政府、媒体与公众的风险互动:公共卫生事件舆论引导模型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研究对象,提取微博、微信及政府官方网站上的数据为样本,以公共卫生事件阶段性特征为时间划分依据,探究政府、媒体与公众三者在议程设置中的互动关系。政府、媒体和公众于疫情的不同阶段在议程设置、舆论引导等方面存在主导权的转换。疫情初现期,公众勾连SARS求证,媒体追随政府辟谣;疫情爆发期,公众注重情绪发泄,政府和媒体注重解决对策;疫情蔓延期,公众信任占半,政府注重行为指导,媒体追责、指导并举;疫情衰退期,政府媒体注重情绪安抚,公众信任回归。对于公共卫生事件的舆论引导研究,应将政府、媒体与公众/意见领袖整合形成"社会治理共同体"。基于此,研究建构了政府、媒体与公众三者于初现期、爆发期、蔓延期、衰退期四个公共卫生事件生命周期内良性互动的循环式舆论引导模型,以此为今后公共卫生事件舆论引导提供实践指导。     

都市类报纸与"公共新闻"实践探索——以《楚天都市报》、《武汉晚报》为分析对象

“公共新闻”运动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闻界发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新闻改革运动。“公共新闻”倡导媒体关注公共领域建设,鼓励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积极寻求与公众、政府间的沟通与交流,以探寻公共问题的解决之道。近两年国内也掀起了一股“公共新闻”热潮,其中都市类报纸的“公共新闻”实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不仅秉承了“公共新闻”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原理,同时也具有自身特色,对新闻媒体探索如何在当前新的社会形势下发挥信息沟通和舆论导向作用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     

政策问题与政策议程

政策问题就是经过一定的渠道反映到有关决策部门,成为决策者研究和分析人员分析对象的社会问题或公共问题。社会问题被认定为政策问题,并被纳入到决策机构的议事日程或行动计划的过程,就是政策议程。政策议程实质上是社会公众反映和表达自己的愿望与要求,促使决策者制定政策予以满足的过程,也是决策者综合与平衡不同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并通过政策制定予以确认的过程。     

公共与参与式新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消解与重构

在厘清新闻专业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发展历程以及公共与参与式新闻的演进过程之基础上,从消解与发展两方面阐释了公共与参与式新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指出公共与参与式新闻的发展虽然通过改变传播方式和传播渠道对新闻专业主义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消解,但是却在更大程度上推动了新闻专业主义与时俱进的重构过程,并提出对新闻专业主义内涵重构的设想:客观是核心、真实是生命;独立是追求、自主是基础;良知是底线、人性是灵魂;参与是条件、组织是桥梁。     

“流动”的记者:原生新闻专业主义的修正

“新闻专业主义”一词于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中国,并在中国学术界引起热议。中国传统传媒语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是一套将媒介视为精英式的、垄断的技术,进而构建新闻业专业壁垒的实践性新闻话语体系。在自媒体时代,这一套垄断性话语体系受到了挑战。基于自媒体话语空间实践,将媒介视为一套拥有自身运行方式的逻辑,在中国不断媒介化的社会环境中,面对自媒体结构性“下沉”而重构的新闻业,新闻专业主义已不再是仅属于专业媒体人的规训,因突破了原生新闻专业主义的壁垒,而成为自由表达和公共参与的社会文化,进而成为监督社会的新形态,然而非理性的情绪表达成为新型新闻专业主义的杂质。因此,媒介融合的理念成为政府社会治理的手段和方法,并借此对社会的舆论形成监督和引导。自媒体所创造的新闻生产关系修正了原有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     

台湾公共新闻学：“乌托邦”式的幻象——一种媒介生态学的视角

本文以台湾公共新闻学为研究对象,采用媒介生态学为研究理论和分析框架,对台湾公共新闻学的研究现状、在地化的可能及实践状况进行了研究。通过对台湾公共新闻学的梳理以及对台湾媒介生态的考量,文章认为：虽然台湾公共新闻学的探索囿于政治、经济、社会心理、媒介竞争等多方因素的限制而并未对台湾媒介及台湾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但这种探索活动的本身是有价值的。     

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建构

新闻专业人员的职业伦理道德作为对从业者自身的一种自觉的规范和约束,是新闻专业主义不可缺少的内涵。在职业社会学的层面,职业伦理道德属于确认行业范例的内部规范和行业组织的自律。我们通过对各种新闻采写方法的接受程度、新闻职业伦理道德形成因素的重要性评价、对新闻工作者某些行为的认可程度、对采编人员职业追求各要素的重要性评价等四方面不同内容的调查分析,发现我国新闻媒体的从业者正在逐渐形成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但是仍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需要加以改进。     

政策主导传播

党和政府的新闻政策主导着新闻传播与经济产业发生怎样的联系与作用。制定什么样的新闻政策,就会出现什么样的传播内容,从而产生相应的媒介责任和媒介影响。此即文章所要论述的主要问题。     

问题广域与智能培育:2018年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综述

从引发、颠覆、重塑、变革的逻辑关联视角出发,通过文献梳理、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纵览和梳理2018年中国新闻传播舆论场域纷繁复杂的舆论生态、传媒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发展态势、传媒产业高歌猛进的发展趋向以及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在百年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节点所面临的历史机遇和挑战。研究认为,2018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呈现出问题广域与智能培育并行的发展面貌,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研究不断深入且价值意义日益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导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优秀成果的精髓,也是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学科建设、业界发展、学界研究、传媒教育等方面的前进方向和行动指南,必须深入体会、牢牢坚守、主动贯彻;媒体融合在经历了“中央厨房”为代表的媒体融合初级阶段尝试后,媒体融合的版图格局逐渐从中央下放至县区,助推县级融媒体建设,巩固基层主流舆论引导力和影响力;新闻伦理培育和规范在智媒技术勃兴和逆全球化思潮的影响下乱象丛生,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理解和贯彻日趋深入,中国传媒规制日趋成熟和传媒生态管理手段日益多样化,同时,媒介自律和他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也在助推中国传媒伦理格局和生态朝着积极良性方向发展;媒介赋权下舆论引导呈现双重景观:舆情引爆成本不断降低,舆情监测技术渐趋成熟,技术发展之盛并不代表舆论引导效力之强,舆论引导的竞争力归根到底是对舆情分析和处理专业化人才的资源优势占有能力;知识付费消费业态的兴起,使得传媒版权保护日益成为焦点话题,新媒体时代下的版权保护既有植根于传统版权保护顶层设计中的理论精髓,也有新媒体时代下的特性和差异,既要看到顶层设计对版权产业规范发展的政策倾斜和版权产业健康发展的市场效益和文化价值,同又要看到版权产业发展中的规则机制细化不到位、版权监管执法难落地、版权产业专业人才培养有差距等问题,形成一套新媒体时代下的传媒版权保护新机制;传统媒体转型的步伐从未停止,在变化中求生存,在转型中求市场,把握“变”与“不变”的平衡,也是传统媒体在面对激烈的传媒市场竞争的外部环境和培育品牌核心竞争力的内在需求中需要把握的一个经营理念的动态平衡;“育新人”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科教育时代命题,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当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于新闻传播教育的指导地位,培养具有跨学科视野和复合型能力的专业化新闻传播人才是完成“育新人”时代使命的基本遵循;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也呈现出全方位、多领域、微选题、厚积累的发展态势;镜鉴历史,积累经验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当下恪守初心,面向未来,反省自身才能提升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质量和研究高度。     

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的新方向

作为大众传播学经验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议程设置理论在不断发展,也在经历时代危机。在社会化媒体平台扩散的当下,有必要重新检验议程设置的基本性质。议程设置理论提出者在最新的论文中则认为议程设置理论仍有光明的未来,而导向需求、网络议程设置和议程融合则是新的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和研究的三个重点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