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伦理的冲突与融合 ——算法新闻时代新闻伦理重构及对策

算法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新闻传播业的理论与实践,生产流程的外部化、参与者的多元化以及伦理事实的跨界化引发了对新闻客观性、专业主义以及媒介信念的思考,进而影响到对新闻伦理内涵与外延的重新界定。技术话语体系与道德话语体系之间的断裂与冲突激发了重构新闻伦理的迫切需求——将算法及相关研究者以及媒介、公众与政府纳入到算法的技术评估范畴,实现各方利益的均衡,并从微观、中观与宏观层面推动新闻伦理的重构,为新闻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技术与道德环境。     

从文本、制度到行动:体制缝隙与“实践”的新闻专业主义——基于“行动”的新闻专业主义研究路径

转型时期中国特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媒体实践新闻专业主义的场域,它带来了新闻专业主义运作的复杂性和情境性。基于实践社会学的研究取向,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应该植根于中国本土的经验,建构一种动态的关于媒体从业者"行动"的研究视角。这一研究视角将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践放在政治权力、商业权力、公众群体与媒介组织之间的复杂博弈中进行观察,致力于探讨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实践是如何在外部权力与媒体内部因素的互动中进行运作的,最终形成一种协商型的新闻专业主义。     

20世纪初民族新闻业的专业主义解读

20世纪初我国民族新闻业者的杰出代表,受西方新闻观念特别是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影响,在社会动荡、历史变革的现实语境中,改变传统的政争至上、政党为本的新闻运作模式,以新闻为本位,以受众为中心,以业界发展为目标,在新闻观念的引进、记者地位的提高、新闻学教育的兴办、新闻思想的形成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有益的尝试。综观这一时期新闻学者的观念、言行及新闻业界的发展轨迹,无不显现出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如影随行的境象,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成为20世纪初民族新闻业得以勃兴的思想源泉。     

变与不变：媒介裂变环境下的新闻业、 新闻人才及新闻教育

厘清“新闻业”的概念是分析和研究媒介裂变环境下新闻业的前提。“新闻业”包括三个内涵或层面,即新闻行业、新闻职业和新闻专业,前者偏重业务,中者为社会学范畴,后者为思想观念和理想期待。媒介裂变对新闻行业的冲击最大,对新闻职业的影响只是局部的、暂时的,对新闻专业影响不大。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媒介裂变聚合环境下新闻人才的需求以及新闻教育改革的问题。     

融合发展、综合创新:2016年新闻传播学科发展述评

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在2016年有了新的发展,通过文献梳理、对比分析,将2016年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归纳为9个方面。研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等系列会议上的讲话,指明了新闻舆论工作的性质和定位,深刻回答了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和新闻舆论工作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新闻舆论观是指导新闻宣传和舆论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南;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重塑和改变着中国新闻业,“媒体+直播”的模式成为众多媒体突出新闻现场感的报道模式,人工智能机器人开始变革新闻生产方式,VR技术进入媒体领域并不断深入,社交化媒体成为重要的舆情场域,在社交化和数字化变革发展中的新闻业呈现危机与机遇并存的局面;媒体融合从业界的媒体创新实践上升到国家战略,媒体融合成为传媒集团创新实践的重要手段,学界也对媒介融合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解析,反思了目前媒介融合的难点和发展瓶颈,认为亟需从业态的媒介融合转向社会形态的媒介融合;在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过程中,传统媒体需要通过媒体平台间优势资源的互补、重组与整合,通过组织融合和机构创新实现战略化转型;数据新闻成为新闻业重要的创新实践,在改变新闻生产方式的同时衍生了出其他社会现象,浅阅读、碎片化阅读和同质化阅读普遍,数据新闻缺乏深度和人文思考的问题突出,应以政府为核心实施“大数据战略”,增加数据新闻的新闻温度;新媒体产品创新的理念和产品重构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新媒体发展进入了社交基因全面渗透时期,新媒体从业者应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能片面追求市场效应和商业利益,应促进社会化媒体的舆论健康发展;互联网的开放性使其成为多种意见的集散地和多元价值观的呈现场所,应从政策法规方面完善网络安全管理,明确各行为主体要担负的互联网治理责任,优化互联网治理模式,提升互联网治理能力,让网络生态逐渐好转;在“互联网+”环境下,当前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做的却是“+互联网”,新闻传播学研究者应在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倚重中反思新的理论面向和学科范式,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引入认知传播视角思考传播学研究的本土转换,反思新闻学的规范性研究;新闻传播院校应推行适应新闻业变化的新闻传播教育,要明确人才培养定位,落实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提升新闻传播人才综合实力。     

多元背后的“独音”：台湾媒体话语框架之对抗——以“旺中案”为个案研究

通过分析“旺中案”事件,解读台湾媒体话语权之争夺,侧面了解台湾媒体生态与媒介话语竞争现状,试图回答台湾媒体如何运用不同话语表达不同立场、呈现了怎样的媒介话语框架,并期望据此探究台湾媒介多元话语现象背后所体现的社会真实。     

论新时期中国媒介的话语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媒介的话语形态经历了一个由一元到多元的演变历程:伴随着媒介角色由宣传本位向信息本位回归,由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转型,媒介话语也经历了从宣传话语的一统江山到新闻专业主义话语的逐渐确立,再到与大众文化息息相关的平民话语的彰显,直到最后裹携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而且媒介话语的变迁与中国社会文化结构的演变处于一种同构的关系之中,两者紧密相连、互为表征.其中大众化的媒介话语在大众文化的兴起与生长以及中国社会文化多元化的演进过程中,起到了推进乃至主导的作用.而这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民众的现代性启蒙和单一意识形态的消解,是有着进步的历史意义的.     

自媒体时代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和反思

 新闻专业主义是西方新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基本理论框架是：倡导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公正性和中立性;提倡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强调媒介的社会责任;推崇职业化教育和程式化操作。在自媒体时代,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面临着冲击和挑战。新闻专业主义需反思和回答这些问题：新闻报道的第一要务是什么,“人人都是记者”预示着记者职业会消亡吗。如何守卫新闻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如何防止新闻自由的滥用,新闻应该是本地的还是国际的。总之,新闻专业教育应该有所改变。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获得了信息发布的权利和平台,新闻工作者不应过于专注如何拼时间、抢速度和竞相“爆料”,而应该转向深入挖掘新闻事实、寻找新闻细节、加工海量信息、综合分析材料、引导受众思考和倡导社会公平正义。自媒体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应该更多地宣扬担当精神、责任意识和理性思考。     

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点再反思

中国之有新闻业以及新闻史离不开所谓现代性问题,在中国语境中亦即“古今中西”问题.围绕现代性及其话语迄今形成两种思路,一为从传统到现代的进化论思路,包括“走向世界”“国际接轨”“全盘西化”的自由化路径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自由”的革命化路径;一为从文明体系到现代体系的文化主义思路.与之相应,似可分出不同类型的新闻史研究.文章对此进行了初步的思考与探索,藉以在广阔的文明背景下追寻中国新闻业的内在逻辑.     

新时代中国新闻业改革的方向、路径与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党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国新闻业不断深化改革。本文梳理了新闻业改革的现实背景、目标方向、制度建设和业界实践,通过厘清新闻业改革的发展脉络与实践特点,回答中国新闻业改革为什么改、改什么、怎么改三个问题。十八大以来中国新闻业的改革体现着一条思路：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引,继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实践,积极探索并推广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传播体系（全媒体传播体系）,加快提升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     

社交媒体时代新闻生产实践的失范与纠偏

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对传统媒体的新闻实践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新闻工作者在对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参与性使用中,出现了诸多行为失范现象,甚至成为谣言传播链条的一环,严重危害了新闻业的专业准则和社会声誉。规范社交媒体使用和新闻操作纠偏的路径,包括理清和摆正传统媒体与其官方微博的关系,审慎对待和合理平衡记者个人身份与职业身份、个人表达与公共表达之间的关系,规范记者的转发和引用行为,重视社交媒体中新闻信源的求证和核查等。无论在何种新技术条件下,理性和建设性应是新闻业始终坚持的基本准则和实践导向。     

新闻专业主义与网络传播——以“三鹿事件”为例

本文以“三鹿事件”为例,论述了网络传播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对传媒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认为被扭曲了的公关传播活动与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缺乏紧密相关。“三鹿事件”是传媒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无论对媒体还是对其它组织都是一个重要契机。在互联网传播时代,必须真正树立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和公共关系理念．否则就可能给自身带来致命的危险。“三鹿事件”反过来也说明,那些被扭曲了的传播思想仍然会顽强地作用于互联网,并试图借互联网的特性去扭曲信息环境。     

新闻业中媒介融合现象的表现形式

数字媒介对新闻业务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在于它促使了新闻业中媒介融合现象的形成。新闻业的跨媒体融合大致涉及到四个方面,它们分别是不同媒体的合并和合作,大量涌现的多技能新闻从业者,融合的新闻内容以及多媒体的新闻表现形式。     

新闻观点化与观点新闻化——对公共传播视域下媒体话语实践理路的审思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新闻传播的专业性和专属性受到巨大冲击与挑战,令新闻传播的公共性在信息传播的社会化中得以凸显。对新闻报道而言,"观点"作为主观性意见和个体性认知,不仅以话语的姿态呈现于事实的逻辑表达中,也同时以一种选择性策略投射出社情民意,从而聚合成公民新闻和公共新闻的信息处理方式,它具体表现为媒体报道中的新闻观点化和观点新闻化取径。作为对媒介生态变迁的顺应,这样的报道取径可以概称为"作为新闻的观点"的话语生产与媒体话语实践。在此过程中,新闻传播的社会属性、社交活力得到充分释放,媒体与社会通过新闻生产的对话可能亦得到增进。以此媒体话语参与公共传播的社会表达实践来观照当下的观点新闻及意见生产,本文认为:新闻报道的范式转型将是媒介、技术、人文交互整合与调适之结晶,也是其形塑的媒体话语走向深度智识、助力心智和谐的重构公共理性的责任所在及能动回应。     

一种理念的守望——民生新闻直播栏目的现状与展望

民生新闻直播栏目在经历了快速发展和蓬勃繁荣时期之后,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新闻选题、内容表达、话语方式和栏目表现形态的特点,这类新闻栏目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从选题的乏力到内容低俗化,从“1+1”模式的单一化到栏目类型的趋同化.当今民生新闻直播栏目的变革思路:一方面,从观念层面上,媒介人需要对“民生新闻”形成正确的理解,将其视为一种价值理念,而非传统观念中的一档栏目或一种新闻体裁;另一方面,在新闻操作层面上,将包含民生情感、民生视角和民生态度的民生新闻价值理念具体化实践,将栏目的发展方向作为一种对理念的坚守.     

“新闻为天职，社会之耳目”小议

“新闻为天职,社会之耳目”的新闻观,是徐宝璜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作为一种新闻本位思想,它对中国现代新闻事业具有积极意义:第一,提倡新闻民主,鼓励民主就是要让民众参与和竞争。参与的重要标志在于表达意志,表达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新闻媒介来实现。所以,新闻媒介就必须收录社会各阶层的声音。要求媒介必须以事实为前提,成为收集各阶层信息的耳目。第二,强调舆论监督。媒介既然是“社会之耳目”,民众可以通过舆论的方式监督执政者的行为。第三,促进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政治改革的进程。媒介作为…     

当代“本质主义”文论的本土旅行及话语建构

当代文论经历了从人文主义到后人文主义,或者说从本质主义到反本质主义再到反语言论的流变过程。尤其是文化研究主导下的反本质主义,成为当代文论从“文学理论”到“理论”再到“后理论”的话语表征。可以说,以“审美”为中心的本质主义文论是基于对“从属论”和“工具论”的反驳而生成的,而“反本质主义”则生成于“文化研究”的话语语境。于是,当代文论的流变过程可具体化为革命话语（外部研究）→本质主义（审美、语言）→反本质主义（文化、媒介、意义）的流变过程。具有悖论性意味的是,当代学界诸多争议性的话题,如文学研究的空洞化、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以及用理论强制阐释文学等,使得文学研究领域有一种重新回归以“审美”为中心的“本质主义”研究的理论诉求。不仅如此,要研究当代文论的流变及未来发展的话语逻辑,进而搞清楚当代文论发展的来龙去脉与历史轨迹,就有必要回到曾经的“历史现场”——以“主体性”和“本体论”为中心的本质主义文论的本土旅行和话语建构过程之中,并将本质主义视为新时期文论研究的知识起点和参照系。这些都是研究当代“本质主义”文论的本土旅行和话语建构的触发点和价值所在。     

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建话语体系构建研究

党建话语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时也需要不断与时俱进而提升其吸引力、感染力、表达力、传播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基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与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建话语体系的构建意义重大。丰富的理论滋养、充足的实践探索、明确的时代需要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建话语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撑、历史经验和现实基础,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建话语的构建因而成为可能。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建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和长期性工作,必须坚定话语立场、更新话语内容、创新话语表达、推动话语传播、优化话语评价,解决好“为谁说话”“说什么”“怎么说”“说话效果如何”“如何评价”等问题。     

论新闻专业主义在网络民粹化误导和施压下的坚守——以“我爸是李刚”事件的传播链条为例

在当下的中国,新闻专业主义正面临着网络民粹化的误导和施压,导致新闻专业主义举步维艰。本文以“我爸是李刚”事件为例,分析网络如何在“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对传播文本进行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工改写,以及专业媒体又如何被“民粹化”的网络传播裹挟远离事实真相。在网络民粹化大行其道之时,新闻媒体更要坚持新闻专业主义。     

低碳新闻话语的名词化研究

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后,“低碳话语”在有儒家传统的中国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国际争端愈加成为世界媒体的聚焦点。利用批评话语分析的名词化视角对“低碳话语”新闻定量和定性分析,可以解读出湮没其问的意识形态诉求,并展现“低碳话语”在当代中国发展与国际社会交流中的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