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刻本《文选》李善注二题

由于秀州本、明州本以“善同某注”的替代形式删除了部分李善注,导致尤刻本误以为明州本、赣州本的部分五臣注即为李善注,这是尤刻本以明州本、赣州本少数五臣注代替其底本李善注的客观原因。尤刻本明显的增注倾向使尤刻本在其底本李善注与明州本、赣州本李善注之间进行选择时往往选择文字较丰满的明州本、赣州本李善注,这是尤刻本少数作品李善注实为明州本、赣州本五臣注的主观原因。虽然这类例子不多,但它们是尤刻本李善注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独特现象。尤刻本与北宋监本关系密切,所以,尤刻本李善注多可与北宋监本李善注相互对应。尤刻本部分李善注因无对应的北宋监本与秀州本李善注,它们是否为北宋监本李善注无考。     

南宋陈八郎本《五臣注文选》来源辨析

校堪发现,当今中国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南宋绍兴辛巳建阳陈八郎刻本《五臣注文选》与北宋国子监本《李善注文选》吻合之处数量很少,而且其吻合处多同于早期写钞本《五臣注文选》.由此证明,陈八郎本木记中所谓“监本”并非宋监本《李善注文选》,而是今日已佚的宋监本《五臣注文选》.陈八郎初刊本应是纯粹的《五臣注文选》本,它来源于五臣单注本系统,反映了《五臣注文选》与萧统《文选》的原貌.     

奎章阁本《文选》增五臣音注研究

奎章阁本《文选》五臣注中,有多处音注在五臣单注本中并不存在.经过考证,这些音注全部是奎章阁本所增,且来自于李善注.也就是说,奎章阁本在合刻五臣注和李善注时,将本属于李善注的音注转变成了五臣音注,从而混淆和模糊了两者的界限.     

关于《文选》的注释、版刻与流传——以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为中心

现藏日本足利学校的宋明州本五臣-李善注《文选》,是国内不传的南宋早期刻本,也是现知最早的《文选》完帙刻本。《文选》刻本中李善注系统、本善-五臣注系统均有通告本问世,现在迫切需要的就是五臣-李善注版本。此中秀州本已不传,翻刻本以明州本时间最早,明州本又以足利藏本为最早、最善,无一叶补版,1962年被定为"日本国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影印该本,正补《文选》研究之急需。本文梳理了《文选》版刻、注释与流传中的历史文化变迁,并讨论了足利藏明州本的重要版本价值。     

宋刻《五臣注文选》孟氏本与陈八郎本关系考

今人所知的宋代《五臣注文选》中,孟氏本与陈八郎本是保存较为完整的两个刻本。这两个本子虽有着显著差别,但是在正文的舛误、注文的舛误及与古抄本的差异等方面皆存在一致性,这说明它们应来源于相同的祖本,而这个祖本极有可能是史料所载最早而今日已经佚失的《五臣注文选》刻本———毋昭裔本。正是这个处于从抄本到刻本转折之际的本子,影响了孟氏本和陈八郎本等后世《五臣注文选》刻本的总体面貌,包括共同舛讹之处。     

敦煌石室《文选》李善注本残卷考

敦煌本《文選》李善注的兩個殘卷自鳴沙石室出土以来,立即引起学術界的重视。或為之撰(如劉師培)、或為之鳊敏錄(如王重民),至於用傳世的各種善本《文選》與之比勘並作深入细致的研究者,追今尚付闕如。此文以存世的國家图書馆藏南宋淳熙八年贵池尤袤刊李善注本《文選》(簡稱尤刻本)、臺灣“中央圈書馆”藏並影印宋紹興三十一年建刊五臣注本《文選》(簡稱五臣本)、日本足利學校藏汲古書院影印的宋明州州學刊五臣李善注本《文選》(簡稱明州本)、四部叢刊初鳊影南宋建刊本李善五臣注本《文選》(簡稱叢刊本)舆之比勘,既以敦煌本纠正傳世刻本的镨訛,又以傳世刻本订敦煌本之误失,胡克家《文選孝異》及高步瀛《文選李注羲疏》之记,凡有资参考者。亦間有所采摭。     

《文选》五臣注口语词札记

南朝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学总集《文选》，世有李善注《文选》与五臣（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文选》两种不同的注释本流传。后来，又有人将李善注与五臣注合刻，成为所谓的《大臣注文选》。五臣往是针对李善注的“释事而忘义”，即只注意解释典故，不太注意疏通文义，于唐玄宗开元年间重新作的注释。五臣注的价值，历来被认为在文献学史上不及李善注。宋人苏武《书谢瞻诗》即称“五臣真俚儒之荒陋者”。今天看来，五臣注确有其迂陋流失之处，但亦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其流通文义，亦间有可采”。正因其“俚”，能…     

略论汲古阁未刻本《漱玉词》的文献学价值

明毛晋汲古阁未刻本《漱玉词》国内久不见其传本。上海徐培钧先生从日本得到日藏彭氏知圣道斋抄《汲古阁未刻词》本《漱玉词》的复印件 ,从中我们了解到该本的收词情况。结合该本成书之前 ,尤其是宋代刻成的各种词的总集 ,以后的各种辑本以及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 ,我们分析后认为 ,汲古阁未刻本《漱玉词》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 ,是李清照词作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辑本     

论明州本《文选》五臣注的减注现象

六家本系统的明州本不仅仅有删略李善注的情形,而且也有删略五臣注的地方.对五臣注的删略有些部分以校语的形式"明删",有些部分则是径直删去的"暗删".不做任何说明.删略的五臣注,与保存的注释都有所差别,个别甚至差别较大.在贯彻秀州本删注体例方面.明州本又作了进一步发挥,有些已经超出了体例本身的范围.由此.对五臣注的学术评价更需要考虑注释的删减现象并由此造成的五臣地位的进一步降低的情况.     

论明州本《文选》李善注的减注

明州本<文选>是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居后的六家本系统,编纂上有明显的重五臣倾向.在二家注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多为对李善注的删略.李善注的删略有些部分以校语"善同五臣某注"的形式"明删",有些部分则是不做任何说明、径直删去的"暗删".被删略的李善注,与保存的五臣注都有所差别,个别地方的注文甚至差异较大.明州本进一步增强了秀州本的删注体例,有些地方已经超出了这种体例本身的范围.     

尤刻本《文选》增注研究——以《吴都赋》为例的一个考察

长期以来,尤刻本《文选》被认为是李善单注本的代表,但是将此本和相关版本进行详细比对后发现,它已经严重偏离了李善注。与已知最早的李善单注本北宋国子监刊本相比,仅《吴都赋》一篇,尤刻本就出现了2035字的增注。这些增注不仅来源复杂,而且大部分找不到出处,比较可靠的推测是:尤袤手中有一个李善注本,而这个注本有大量的旁注附在善注之旁。尤袤在刊刻之时,把这些内容作为善注收入了新刊本。总之,尤刻本是一个以李善单注本为名的杂糅了诸本的《文选》注释本,从学术研究层面讲,是一个很不值得信赖的本子。     

《说文》学著作丛考

本文通过对四种《说文》学著作的考辨,认为清唐赞衮的《说文字原表》是抄袭之作,《说文偏旁》一书系张之洞新选,《说文解字篆韵谱》是《说文》的通俗简编本,《说文解字五音韵谱》是《说文》的韵编本。     

《管子》中都四子本与南宋初浙刻本的比较

明弘治七年朱东光刻印的中都四子本《管子》,系据刘绩《管子补注》翻刻。与南宋初绍兴年间刊印的浙江刻本相比较,四子本更注重用字的规范化和正规化;收录二十余条通行本没有的注解,是在原《管子注》的基础上做的修订与提高;用字能订正浙刻本及通行本的讹误;补充浙刻本没有的句子,使《管子》篇章更为完善;《四时》《霸言》《版法》篇章顺序与浙刻本有不同,后两篇以浙刻本顺序为是。四子本脱文、衍文、漏注情况比较严重,注解与浙刻本亦有很大不同。清代学者王念孙、戴望均参考四子本以订正通行本。     

《列子》版本源流述略

刘向校订《列子》为八篇,早佚。张湛作《列子注》,据汉志旧目重新整理,此后所传《列子》多以此本为祖本。宋之前多为写本,宋以后刻本逐渐增多。宋代道士陈景元发现殷敬顺《列子释文》之后,便有人将其混入张湛《列子注》中,丰富了《列子》传本。     

吴梦窗词校勘札记——毛晋本及毛康校本

通过将梦窗词集毛晋本与明钞本作比对，认为毛晋本虽未经精审校勘，但后世校雠家因未能审择点窜，故不乏以正为误者。另外，毛晋本经毛康校改后，已近明钞面貌，甚至对明钞亦有捉正。梦窗词集的著名校家，多因未见毛康校本，甚或亦未见明钞本，故对毛晋本的定谳多有失实之处。     

从赵均刻本编目体例探窥《玉台新咏》古本之遗

本文对《玉台新咏》赵均刻本的编目实况进行细致考察,发现其卷首目录的编辑体例包括[作者名＋诗题或诗类名＋总篇数]和[作者名＋总篇数]两种格式,前者属于中古时期习用的体例,具有相当明显的时代性;其正文编目体例包括“题附辞后”和“题置辞前”两种格式,其中“题附辞后”的编目格式以及双重编目格式并存一书的现象至唐以后已属罕见。较之五云溪馆本和冯班抄本,赵均刻本更多的保留了徐陵旧本原始痕迹,当为目前最可靠的覆宋本。     

论叶德辉《书林清话》的文献学价值

叶德辉是湘学中的重要学者,《书林清话》是他在目录版本学方面的代表作,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该书汇辑了宋代以来历代私家藏书的目录,并对唐宋以来历代的刻板刻书情况进了资料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     

《三国志演义》魏氏刊本试论

《三国志演义》魏氏刊本是明代万历年间或万历以后的福建建阳刊本,它属于《三国志演义》二十卷本中的简本。它删减的内容主要是:细节描写,人物对话,人物出身介绍,正文中所插入的诗论等。魏氏刊本参照了杨美生刊本进行刊刻,二者有着共同的底本或祖本。魏氏刊本和美玉堂刊本之间的关系,以及美玉堂刊本和杨美生刊本之间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论清代武英殿聚珍版印书之鉴定

武英殿聚珍版书的出版，是清代官方参与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工程，当时曾引起朝野震动。无论其所印书的资料价值，还是活字印刷本身的意义，影响都是深远的。本文论述了清代武英殿聚珍版印书的来历、刊刻情况、版刻特点及相关问题，并从版本鉴定角度提出了考证武英殿木活字印书的理论和实践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