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传播 vs 风险传播

危机作为非正常事件一定有其负面效应，自然也很容易传播，因而危机传播管理是危机管理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危机管理不等于危机传播管理，若将其限于传播管理．进而简单化地理解为危机中的媒体关系处理，甚至立足摆平媒体、封锁消息、掩盖真相．则进入了一个严重的误区。     

从汶川大地震看中国的危机传播

汶川大地震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最大的一次灾难性危机事件,也是对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以及对中国新闻传媒的危机传播能力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应当说在危机的爆发期内,中国政府和媒体都交出了一份令世人满意的答卷,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在危机管理和危机传播方面的巨大进步,受到社会公众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目前,已进入危机的恢复期,认真评价和总结在这次危机事件中危机管理和危机传播的经验教训是危机管理的题中之义,对于提高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的能力和我国新闻传媒危机传播的水平亦具有重要意义.     

从汶川地震的媒体报道看网络时代的危机传播过程

危机传播研究是上个世纪中发展形成的新领域,其首要责任就在于帮助政府和组织机构提供危机应对计划、促进媒体协作、缓解公众心理压力、树立良好的外部形象.危机传播的过程包括危机潜在期、突发期、蔓延期和解决期四个阶段.根据该四段论模式,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探讨四川地震报道过程中媒体的新特点,以及应该引起传媒关注的新问题,如危机潜在期的防患于未然;危机突发期不同传播渠道的互补;国内外危机报道方式的比较;危机解决期对于危机形成因素的进一步分析,以及危机报道对儿童的影响问题.     

危机传播中新闻媒体的放大器效应及行为选择

在危机传播情态下,新闻媒体有三种行为选择策略:一是采取放任的危机报道行为；二是利用反复核实甄别的负反馈手段,尽量缩小报道与事实之间的“失真”程度；三是隔绝危机信息.这三种不同的行为策略带给各利益相关者不同的利弊.通过对危机组织、社会公众、政府部门以及媒体本身在危机传播中的利弊博弈分析,可以发现,对各方利益受损最小化方案就是由新闻媒体对危机事件进行及时而准确的报道.各利益主体必须学会通过媒体向利益相关者宣示自己的危机管理措施,表达自己负责任的态度,利用媒体塑造组织形象,以期转危为安、化危为机.     

危机传播中信息对称的媒体问题研究

当今世界是一个突发事件频频发生的时代,媒体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在组织危机管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危机对于一个组织来说,可能是灾难,也可能是转机。在危机突发期,媒体的作用体现在三方面:在激发公众情绪中实现危机传播的基调统一;在设置舆论焦点中塑造组织危机管理的良好形象;在满足公众信息需求中保持社会正常运转。因此,危机传播中的信息的对称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把握危机传播特征 做好危机事件报道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危机事件频发,在危机传播中,各种信息符号常常处于混乱状态,各种信息复杂,难以求证,传播系统也失去常态。要避免危机事件造成社会损害,需要政府和媒体提高认识,运用危机传播理论,做好危机报道:政府要提高媒介素养,充分利用网络做好危机传播;媒体要建立危机传播预警机制和危机信息传播机制;要充分发挥传统媒介议题建构的作用;危机事件后,要做好危机传播的效果评估。     

应急决策需要政治传播的正能量

为研究应急决策中政治传播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影响,通过案例和情景分析,对政治传播的现状、问题和途径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应急决策是危机管理的核心和关键;信息传播的管理,尤其是政治传播,对应急决策至关重要;危机中的政治传播是为了说服公众、引导舆论,化解矛盾,在本质上是一种论证的技能.因此,应注重话语体系和修辞模式的重建,不仅要让人“听得到”,更需要让人“听得进”;政府与媒体应积极争取话语权,说明真情、表明态度,努力争取公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不管是互信还是他信,都要立足于公信.     

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作用及其策略

电视、报纸、广播、网络、手机等媒体只有为公众利益服务,才能取得更大的社会公信力。媒体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应该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除了体制层面的因素,媒体的角色担当依赖于媒介自律。在危机传播中,媒体以公众利益为重的责任感特别重要。这主要在于秉承敬业与专业的职业理念,既要做好环境监测,保证新闻公开,为公众代言,进行舆论监督;又要承担社会责任,做到信息传播的有序化,避免因传播失误而引发新的社会风险。     

危机传播中公民新闻意识的变化及其影响

危机传播是学界认同的危机处理的最好方法,危机传播起码涉及到危机方处理、媒体议程报道和公民满意度等三个＂力＂,并且三者互相作用,而公民在其中的作用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舆情和媒体关注的改变而产生改变。     

框架分析视野下的政府危机传播策略——以中国政府网的玉树地震报道为例

虽然自然灾害是由于客观原因所导致,但是在自然与社会的交互系统中,也可能使社会形成灾变危机,因此,作为危机主体的政府对危机的应对十分关键.通过分析2010年4月有关玉树地震的危机传播,可以发现政府对框架策略的应用.在危机传播过程中,政府作为消息来源的报道存在紧急救援框架、灾后生活框架、哀悼总结框架和重建发展框架,而且,在这四个框架背后还有一个更宏大的框架——大爱框架.政府在进行危机传播的过程中,这两个层面的框架共同发挥作用:四个低层框架界定、诠释和澄清玉树地震,并正面评价政府在危机中的作用,以及展示解决危机的步骤;高层框架——大爱框架则侧重重构被危机瓦解的共识经验.     

论汶川地震报道中的跨媒体联动

汶川地震发生后,大批新闻从业人员快速赶赴灾情发生的第一现场,通过电视、报刊、广播、网络、手机等一系列媒体手段将灾情信息真实、客观、快捷地传达给全国人民及国际社会。各类媒体在应对突发性灾难时,发挥各自特长,充分整合资源,凸显了媒体联动的优势和特点,信息发布速度之快,内容之丰富和全面,媒体联动的程度之高,都是历史上少见的,值得认真总结。     

西方主流媒体对汶川地震报道的比较研究

通过定量研究的方式,以美国《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英国《泰晤士报》、《卫报》四家西方主流媒体有关我国5.12汶川特大地震报道作为研究样本,分别从报道主体、报道视角、报道体裁及报道态度方面进行定性对比分析研究。     

试论地震灾害的心理危机干预

地震灾害因其不可预测性、突发性以及巨大的破坏性,对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心理健康都会造成严重的损害。地震作为重大的应激事件,不论对受灾群众、医护救援人员还是媒体工作者来说都会产生应激反应。如果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心理危机干预,这种应激反应就会变成应激障碍,会给受害者造成长期的、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地震灾害对于不同群体危害的影响程度不同,分层次提出相应的心理危机干预方法,进行及时有效的心理危机干预,有助于灾后的心理重建,使受灾群众尽旱脱离灾难带来的消极影响。积极开展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对维护和促进人类身心健康有重要意义。     

析灾后救助政策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基于汶川地震的实证研究

公平是公共政策领域的核心要求,公共政策公平感的研究是从政策对象角度评估政策的重要维度。通过汶川地震后灾区的入户调查问卷数据分析发现,灾后救助政策公平感由分配公平、人际公平和信息公平三个维度构成,最适合灾后救助的价值标准是按需要分配原则,按损失分配是灾后救助政策中一种不适当的分配方式。要向灾民强调,灾后救助政策的分配标准只有按需求分配而没有按损失分配。此外,为了提高灾民的公平感,在灾后救助政策实施中,应加强大众媒体和政府发布政策信息的力度和广度,加大对灾民期望的管理。     

中国媒介语境下的突发灾难事件与传播学理论的检视与思考——以汶川地震报道为例

汶川地震报道为我们提供了一次检视传播学理论与本土化媒介语境如何契合的机会。研究和思考传播学理论在中国突发灾难报道这一特殊的“媒介语境”下的呈现与表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理意义。在地震报道中，媒介的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传播免疫理论以及传统的受众理论等都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从事实层面来看，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以及受众理论等较之历史语境及西方社会语境，都有一定的“变异性呈现”，体现了传播理论进入中国媒介语境后显示的本土化特征。从规范层面来看，单一的媒介议程、单一而强势的舆论场、单一的媒介强效果论和消极受众理论等，都不利于打造一个健康的媒介生态。在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中保持议程设置的多样性，保持声音的多元性才有利于公共利益。     

对5·12汶川大地震后心理援助工作的思考

5·12汶川大地震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冲击，对地震中的受灾者进行心理援助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灾后心理援助过程中出现了专业心理援助人员严重匮乏、心理援助工作呈无序状态、对心理援助对象的认定有局限、对灾区群众的心理援助缺乏系统和长期的规划、媒体宣传带来心理伤害、心理援助带有盲目性等问题。因此，应加强灾后心理援助的制度支撑和统一领导，建立长期的灾后心理援助机制，进一步培育专业的心理工作者，发展心理援助的民间力量，把心理重建与思想重建和文化重建结合起来，对受灾者及其他人群进行多种形式和科学有序的心理援助。     

建构中国形象的三个重要因素——四川震灾报道案例分析

文章从国家形象建构的理论入手，分析央视等国家媒体的四川震灾报道为何能为中国形象增色，指出尊重普世价值、突出真实性和提高媒体公信力是媒体建构良好国家形象的三个重要因素。论文认为只有深入了解媒体与国家形象间的关系，才能使媒体在建构中国的国际形象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汶川大地震报道看我国与西方的媒体话语权争夺

回顾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媒体的话语权一直为西方媒体所主导.汶川大地震报道中,在国家实力的支持和主动传播意识的引领下,中国媒体在与西方媒体的话语权争夺中首次有效掌握了国际传播主动权,很好地"表述"了中国发生的情况,重新塑造了高效透明的国家形象.在改善中国国际形象和中国媒体的争夺话语权上,汶川大地震报道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