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空千古,下开百世”的“尝试”——胡适的诗学及其艺术实验

早在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中,黄遵宪等人就曾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意欲发动一场诗歌运动.但是他们对诗歌的改良,只是试图将新的思想,新的名词装进旧诗词的艺术形式中,或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却没有认识到诗歌语言和文体变革的重要性,所以,戊戌后的文坛,虽然出现了一些鼓吹革命,高扬自由平等的具有新思想的诗,但现代意义上的新诗并未出现.“诗界革命”为后来的五四文学革命和新诗运动提供了借鉴,这个借鉴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须从“文的形式”入手,改变诗歌的语言和文体,从根本上铲除旧文学的“妖孽”.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以他一系列理论主张切入了文学形式的改革.文的形式的大解放,一举摧毁了“已死的文言”的大厦和僵硬的文体的躯壳,使“丰     

感觉符号与情感符号——论(台湾)郭枫散文的艺术语言

<正> 郭枫散文的语言是美的。他始终是把散文当作“美文”来写的。从《昭明文选》《古文观止》到现代散文,存在着一个源远流长的“美文”传统。“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诞生的中国现代散文,倡导者冠以“美文”的称谓,明确要求以缜密、漂亮的全新范式,在思想和艺术上超越古典散文,以显示新文学对旧文学的革命性示威。一代又一代的散文家作出了他们的历史性贡献。然而数十年间,自觉地把散文当成“美文”或者“诗”来写的散文家是少数人,而在语言上苦用诗心并见创造的更不多见。郭枫却是执意地在语言上苦下功夫,使之成为“美文”,在审美创造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领域的跨世纪基础工程——评江苏古籍出版社版《宋诗话全编》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文学遗产,特别是作为文学形式之一的诗歌盛开着灿烂的艺术之花。从《诗经》开始,优秀的诗歌创作层出不穷。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古代的文人们便对诗歌这一形式进行了艺术的理论性研究,“诗话”这种我国古代诗歌理论的特有形式产生了。虽然具备“诗话”性质的论诗著作和言论很早就出现,但作为一种特有形式,是在北宋中期创立的。宋代的“诗话”得到了蓬勃发展,形成中国诗歌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林林总总、美不胜收的诗话,使人目不暇接。为了全面地反映和充分汇聚这些丰硕成果,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宋诗话全编》,它…     

经典与民间文化:重新审视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

过去对诗歌发展史的研究,忽视了诗歌发展中作为文学文本的“诗”与作为音乐形式的“歌”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并不是以脱离了音乐独立发展文学形式为基本趋势,而是在文学性的独立发展与向音乐性的回归这两极的振荡中前进的。     

论汉末诗潮的情感表现

如果说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所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是对诗歌创作动因之合理表述,而在汉代浓厚的诗歌氛围中又以“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对人情加以限制,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诗情的表现,那么,中国诗歌创作发展到汉末,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之文人五言诗潮的出现,则意味着诗歌艺术中人生情感的一次解放。而作为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独特的文学更新力量,汉末诗潮不仅在创作上使自东汉中期以来文人之个性情感意识从潜滋暗长发展到汪洋恣肆,而且在思想观念上改变了汉儒说诗重教化之风气,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以“情”为主体的表现理论。     

唐诗远播扶桑时——从意象“竹”分析唐诗对于日本文学的影响

在世界文学史上，西方诸国以叙事文体最为发达，而东方的中国却以擅长抒情文学著称。中国人奕世不废的言志抒情载体则是诗。前人常说：“诗莫备于唐，诗莫盛于唐。”唐诗正是从诗歌音律关的总结性创造，到中国古典诗歌体裁之集大成，以及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段及风格流派等方方面面，使中国古典诗歌进入了巅峰时期。本文以唐代诗歌艺术对于日本汉诗发展的影响为切入点，选取在唐代诗词中常见的意象——“竹”为研究角度，深入探究以白居易诗词为代表的唐代文学对于日本文学的深远影响。     

诗意栖居的中间地带——北岛创作与翻译文学的关系探析

现代诗歌的成熟与演进离不开翻译文学的资源共享.例如陈敬容成功地构建了波德莱尔诗歌的革命性与中国的革命性微妙相通的中间地带,创造出了一种既能从艺术上接近《恶之花》的存在,又能从语言上照进六十年代末的地下文坛“期待视野”的汉语文体,启发了北岛等一代诗人的创作.北岛写诗之余也动笔译诗,他不仅是特朗斯特罗默的第一位中文译者,更读懂了这位在“白雪覆盖的岛屿”寻找语言的“隐喻大师”的“沉默的痛苦”.特朗斯特罗默还令北岛意识到了传统的重要性.     

晋世群才未可轻——西晋诗风辨析

继建安、正始之后，西晋诗坛群英荟萃，创作兴盛。西晋诗歌在题材内容的多样性、艺术表现的丰富性和语言词采的锤炼上对建安诗歌既有继承，亦多有突破，它一方面继承了建安诗歌以“气”胜的美学精神，另一方面又开拓了以“韵”胜的美学境界。西晋群才虽然“力柔于建安”，但在以“清”为主要标志的美学追求上却超过了建安诸贤，江东诸谢的“高韵”，实由西晋诗人开之。对西晋诗人、诗歌的总体评价，刘勰、钟嵘、元好问、叶燮、郑振铎、王钟陵诸人比较客观允当，但作为高校文科教材、影响甚大的中国社科院编《中国文学史》及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则失之偏颇。     

中国古典抒情诗的本文结构方式

1 中国,我们古老的东方之邦,素有“诗国”之称。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汉诗,特别是其抒情诗,一直有它独特的艺术传统。现代美学与形式批评认为,感性形式及其内在结构是文学艺术的生命,独特的文学形态必然含有独特的本文形式结构。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古典抒情诗的艺术传统不仅只是内容的,同时亦是形式的。 此处所谓“形式”,并非单指文学的语言工具和表现技巧,而指作品本文的整体结构形态。它一般可区分出三个相互联系的层面——语言体式(可再分为语音组合、文法关系两个层次)、语象世界(语言形象世界)和语义体系(功能层面,其存在方式依赖于前两者)。特定的结构形态总以特定的结构法则作为存在的标识。文学本文的每一结构层面都有独立的构成要素,它的基本结构法则(或称形式规范)即存在于这些要素的特有组合方式及其表意功能中。按照这一理解,汉语抒情诗历来都自有一套完整的基本形式规范,它们所造就、维系的本文结构方式,乃是中国诗歌传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诗到元和体变新——论韩诗对杜诗艺术的继承

“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文学传论》),“为文章者有所发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姚鼐《惜抱轩集》卷八《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引周书昌语)。新生于旧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就是这样。杜甫之所以能成为时代的巨人,被称为“诗圣”,他的诗为后世公认为“集大成”者,就是因为他不仅总结、发扬了他以前中国古代诗歌的一切遗产,在中国古典诗史的黄金时代——盛唐,创造了登峰造极的诗歌艺术。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开拓了诗的新世界,影响千百年的诗歌史。他之后一千二百多年的诗史上,凡卓然成家的诗人,大都能找到杜甫的影子。正如宋祁说的“它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剩馥,沾再后人多矣。”(《新唐书·杜甫传赞》)     

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中国文学史研究漫谈

王国维(1877—1927)在1912年写的《宋元戏曲考》序文中,首先提出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他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王氏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意在推崇元曲。在《宋元戏曲考·元剧之文章》中,王氏称“元杂剧为一代之绝作”,王氏正是有感于元曲“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     

浅谈白居易的山水诗

提及中唐文学,人们很容易想到“诗到元和体变新”,想到元稹、白居易倡导的诗歌革新运动。白居易初以“兼济天下”的极大热情关注着社会,他诗歌主张的核心,就是要求诗歌为政治服务,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认为文学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具有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同时,他在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将内容放在主要地位,要求语言形式为内容服务,他反对盲目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按照这样的文学主张,他创作了不少讽谕诗,并且很看重这类诗歌。应该说,这     

浅议《文选》诗歌的语言特色

南朝梁代萧统主编的《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收录作品700多篇，其中诗歌有444首。《文选》诗在艺术上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本文拟就其语言方面的一些特色进行简要论述。一般认为，萧统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文选·序》）作为《文选》选录作品的标准。我们认为，这也是《文选》诗最主要的艺术特色，它首先表现为语言的华美精工，这一语言特色又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辞藻的华美。萧统主张文质并重，希望文章能“丽而不浮，文而不野”。（《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美华书》）但他在具体选文中则偏重文章辞采。在中国文学…     

语言的允诺：阿多诺对抒情诗语言的哲学阐释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奠基者之一，阿多诺的语言思想广泛地融入了西方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成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批判的重要思想资源。阿多诺认为，语言是抒情诗与社会的媒介，通过语言自身的言说和允诺，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产生了和解的契机。他把抒情诗看作“审美语言”重建的重要文学形式，以内在批判的方式对诗与意识形态、诗歌语言的言说、诗的个体表达与集体表达、诗歌语言与历史性等主题进行了哲学阐释，揭示出诗歌作为构型性语言对于重新赢获词语的美学尊严以及总体化社会中人的解放所具有的重要批判潜力。     

《诗经》史诗古今研究大势

在诗经学中,史诗概念的出现比怨刺诗、情诗、农事诗和燕飨诗等概念的出现要晚得多.《诗经》中的史诗是“五四”以后学者们运用西方的诗歌艺术理论研究《诗经》的新的发现.自从有人提出《诗经》中存在史诗以后,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和极大兴趣.这不仅是由于这些诗歌的重大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而且直接关系到在世界范围内对于中国文学的看法.西方学术理论界曾经流行一种偏见,认为中国没有史诗.这种偏见以黑格尔为代表,他认为在东方各民族中,只有印度和波斯才有一些粗枝大叶的史诗,“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因为他们的观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式的,从有史以来最早的时期就已形成一种以散文形式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历史实际情况,他们的宗教观点也不适宜于艺术表现,这对史诗的发展     

论张九龄感遇诗中的比兴手法

张九龄是初盛唐之际，继陈子昂之后又一个大力创作感遇诗的诗人，他的感遇诗主要包括《杂诗》五首和《感遇诗》十二首。这些感遇诗成功地运用了屈原以来的比兴手法——香草美人的传统，在初盛唐之际的诗坛上独具特色，体现了他对传统诗歌艺术的继承。     

不为诗人成诗名——论黄遵宪及其诗歌创作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杰出诗人。他忧国忧民 ,抱负远大。但是历史怠慢了他的政治热情 ,拒绝了他的经天纬地之才 ,而不无凄怆地成就了他的诗名。黄遵宪生活于近代中国 ,是故国家园屡遭磨难的见证者。他以诗歌的形式悲愤地记录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事件 ,其诗作有“诗史”之誉。他主张诗歌创作应“复古人比兴之体” ,在对古典诗歌形式的改造中 ,进行了“以单行之神 ,运排偶之体”的可贵探索。黄遵宪喜爱民歌重视民歌 ,他所创制的“新体诗”还接受了来自民歌方面的艺术影响。黄遵宪的诗歌不仅体现了晚清时期诗界革命的实绩 ,而且显示了中国古典诗歌向现代诗歌转化的历史足迹     

《蒹葭》隐喻语境解析

随着国内外学者对隐喻研究的日益深入,隐喻不再被仅仅理解为语言的修辞手段,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它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概念体系得到了诸多的认同。尤其是在作为修辞语言运作方式典型体现的诗歌语言中,象征、比兴等隐喻手法的运用则更为普遍。《诗三百》是中国诗歌的滥觞,而其中《蒹葭》篇又被誉为“千古伤心之祖”,诗篇中的意象暗示与意境生成极富隐喻内涵,通过对这种隐喻语境的解析,可观其无限丰富的“象外之旨”。     

在风骚之间——文学史散论之三

先来说问题的提起。 人民群众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的诗歌是语言艺术的开始,是文学的第一代。中国古代诗歌的第一部总集——《诗经》,标志着诗歌发展的成熟程度,它的内容的丰富和强烈现实主义精神、艺术的绚丽多彩和赋、比、兴手法的巧妙运用,都说明诗歌发展的长河已经浩浩汤汤,蔚为大观。但是,在几乎所有的文学史著作中,从《诗经》到《楚辞》,在“风”、“骚”之间,大都是一段诗歌发展的空白。而在约三百年的诗歌空白时间中,则填补以“先秦历史散文”、“先秦诸子散文”。似乎真的如孟子所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先秦诗歌与先秦散文是以数百年为时间段落轮替发展的。或者象李维《诗史》所说“诗学中断,寂寞且数百年。”如果真的如     

胡风的诗歌美学思想概说

胡风的文艺论著中包含了不少诗论文字,其中《田间的诗》、《吹芦笛的诗人》、《略观抗战以来的诗》、《关于诗和田间的诗》、《四年读诗小记》、《关于风格》、《关于“诗的形象化”》、《关于人与诗,关于第二义的诗人》、《关于题材,关于“技巧”,关于接受遗产》、《给为人民而歌的歌手们》等都是很有影响的诗论篇章。它全面地涉及到诗的本质、诗的创作规律以及诗的形象、题材、技巧、风格等问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诗歌美学系统和诗歌评价系统,在中国诗歌美学史上,占有独特而光辉的地位。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是胡风诗歌美学思想的逻辑起点。他说:诗是“具体的生活事象在诗人底感动里面所搅起的波纹,所凝成的晶体”;诗是“用真实的感觉,情绪的语言,通过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