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还是抑制：土地互换制度是如何影响土地流转的

对土地互换制度如何影响土地流转的回答是构建适度规模经营与小农户并行路径、优化小农内生发展的基础。研究利用山东省和安徽省调研得到的232个村庄数据和826份农户数据,采用Tobit和SNP模型分析了土地互换制度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利用逆概率加权IPW模型对选择性偏差进行控制,以尝试对土地互换制度与土地流转间的关系进行回答。研究发现：土地互换制度抑制了农户转出土地,增加了农户流入农地的需求;相较于规模户,土地互换对扩大小农户经营地面积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推动小农户内生发展。在村庄层面上,土地互换制度促进了村庄的土地流转,并且村庄的平均土地流转费用增加。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农户与村集体“收入双增”、有效利用土地资源可以将土地互换制度作为突破口。     

欠发达地区农户土地流转行为与影响因素

在对三峡库区重庆辖区的7个乡镇23个行政村共427户农户土地流转行为调查的基础上,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特征、农户土地转入和转出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农户的非农收入比例和土地流转收益是农户土地流转行为选择的决定因素,农户土地转入和转出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计划行为理论视角下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分析——基于江苏省3市15村303户的调查数据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从农户对土地流转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三个方面,选取14个题项,构建了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理论模型.以江苏省苏州、南通和盐城3个市15个自然村303户农户的调查数据作为样本,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采用计划行为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农户土地流转行为态度的形成更多的是基于对自己收益情况的判断;农户在进行土地流转决策时,更多地是参考农村土地流转先行者的意见、家人的意见和村里德高望重的人的建议;农户对土地政策了解的程度决定其对土地流转这一行为的控制力     

农户水稻规模种植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省3县306户的调查数据

基于江西省都昌县、铅山县、新干县306个样本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Probit 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选择土地转入实施规模种植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户主年龄、水稻种植年数、农地流转经验、家庭人口数、家庭劳动力人数、有无农技员指导等因素对农户选择规模种植没有显著影响.农户文化程度、是否科技示范户、农地流转租金、家庭人均纯收入、有无机械设备或牛等生产资料以及生产投入产出比等因素对农户规模种植的决策行为影响较显著     

农户劳动力转移规模对土地流转的影响

探讨农户劳动力转移规模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对发展现代化农业与城乡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农户样本数据,以社会网络为工具变量,运用IV-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劳动力转移规模对土地流转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转移规模对土地流转具有阶段性影响,即仅当劳动力转移规模>0.42时,劳动力转移才会显著促进土地流转;家庭中购买金融产品的可能性越大、教育程度越高都会促进土地流转行为;社会网络与劳动力转移规模存在相关关系。为促进土地流转发展,政府应完善劳动力市场及异地社会保障体制、更新农业信贷产品、鼓励农户学习相关政策与职业技能、加大非农就业机会宣传力度。     

基于不同农户群体的土地流转状况分析——来自2014年河北11个地市的农户经验数据

为深入了解目前河北省农户土地流转的现状和影响因素,主要选择了保定、沧州、承德、邯郸、衡水、廊坊、秦皇岛、石家庄、唐山、邢台、张家口等11个地市辖区农户的土地流转情况进行了调研。文章根据此次调查数据,采用经典最小二乘法对不同农户群体土地流入、土地流出面积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土地流转市场尚未发生明显的作用;家庭承包土地面积规模对土地流转产生显著性的影响;农户受教育程度对于土地流转程度影响尚不显著。     

经济发达地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浙江省的调查分析

该文以浙江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7个地区为代表,通过实地调查,应用定性描述和二元选择模型(Logit模型)定量估计相结合的方法,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影响农户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有农户家庭特征、家庭收入状况、市场交易制度、产权制度安排和政府行为.其中,第三产业收入、农户对地权稳定性的预期、土地流转过程中有无中介组织、农户是否参与社保均是对模型有显著影响的因子,据此,该文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基于陕西省农村地区的农户调查问卷数据,分析了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特点;利用Lo-gistic模型,从农地流出行为与流入行为两个方面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资源禀赋、家庭经济特征与政策制度因素等方面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重要因素;强化土地流转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构建完善的农地流转机制,降低土地流转风险,培育农地流转市场中持续、稳定的供给方与需求方,可促进农地流转良性、有序发展。     

产权安全性、产权认知与土地流转高意愿低行为

基于全国25省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探讨产权安全性、产权认知对农户土地流转高意愿低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土地流转意愿向行为转化需要一系列条件来支撑。当地权稳定性较高时,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可以顺利转化成行为,反之则不能;确权使得农户的土地产权更加明晰,进而可以促进转入户土地流转意愿转化为行为,阻碍转出户土地流转意愿转化为行为;与此同时,农户自评的村级流转管制也产生与确权相同的效果。据此,提出应当在维护地权稳定性的基础上,规范土地经营权交易市场,发挥村集体优势,为农户进一步参与土地流转市场创造有利条件。     

农户生态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为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探索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的微观治理机制,基于对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蒲城县、合阳县和韩城县50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生态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生态行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除家庭资产状况和兼业程度对农户生态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外,其他因素如户主年龄、家庭规模、户主受教育年限、家庭的实际劳动力数、土地产权制度、农业技术推广程度、农业补贴政策、农业耕作方式、农村社区文化对农户生态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基于农业产业化的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分析——以陕西省948个猕猴桃种植户为例

农民科技培训是农业产业化进程中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途径。以对陕西省猕猴桃主产区948个种植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有序Logit回归模型构建实证检验模型,探讨影响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农户是否寻求合作社科技支持、采用新技术和新品种的行为、培训对增产增收的效果和政府惠农政策对培训需求的影响较为显著。这说明,除了以往学者研究的农户个体特征和家庭资本特征外,农民合作社、农户对农业科技的态度和政府惠农政策也是影响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显著性因素。     

稻农应对旱灾采用工程类措施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鄱阳湖区域的实证

利用鄱阳湖区域450户稻农2个地块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稻农应对旱灾采用工程类措施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灾中和灾后提供抗旱预警与防治信息、户主农业劳动时间所在比重、种植水稻类型、社会资本、地块面积、耕地地形、水田类型、土壤特征、村地表水可靠性对稻农采用工程类措施有重要影响。研究还发现,稻农采用三类不同工程性措施(使用水泵、清理或修葺排水系统、购买水泵)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即:提供抗旱预警与防治信息、水田类型对稻农使用水泵、清理或修葺排水系统有显著影响;家庭财富、社会资本对稻农购买水泵、清理或修葺排水系统有显著影响;地块面积、耕地地形对稻农购买水泵有显著影响。     

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云南省晋宁县的调查

以云南省晋宁县的农户调查问卷数据为基础,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农地面积、农业劳动力状况、年人均纯收入、非农收入比重、农地在家庭养老保障中的重要性、农户年龄对转出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但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存在差异。最后提出了发展第二、三产业,加强农村教育,发展流转中介组织,稳定农民土地承包权,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建议。     

农村宅基地流转问题研究述评

在中央"占补平衡"和"增减挂钩"的要求下,通过整理、置换、征收等宅基地流转方式已经成为地方政府获得新增城市土地或建设用地指标的主要方式。学术界对以地方政府为主要推动者的宅基地流转进行了深入研究。关于宅基地流转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宅基地管理、使用、流通中存在的问题,农户宅基地流转、退出意愿,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农户的福利变化以及政策建议等方面。     

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与户主属性的关系——基于长沙、慈利、平江三县的实证研究

基于湖南省长沙、慈利、平江三县大样本的农户调查,考察户主的自身禀赋、环境、社会阶层、家庭规模、健康程度与农户的土地转入和转出流转意愿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健康程度等因素与转入土地愿意正相关,性别与是否愿意转入土地负相关;与土地转出意愿正相关的有＂经常去省会等大城市＂、＂村组干部＂、＂直系亲属中有接受高等教育者＂,说明土地转出意愿与户主的获取资源的能力即社会阶层有关。     

辽宁省农户参加林业合作组织的影响因素分析

2008年以来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明晰了集体林木资源的产权关系,稳定了林地的承包经营关系,但也造成了农户家庭经营规模偏低,不利于实施集约经营,限制了集体森林资源经营效率的进一步提升。采用Probit模型对辽宁省10个样本县、50个样本村、500户样本农户参加林业合作组织的行为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村内林业合作组织数量、农户是否接受过林业科技服务、林地面积、家庭人口数量、人均耕地面积、农户家庭成员是否担任干部及人均收入等因素对农户参与林业合作组织的行为有显著影响。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对林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政策扶持力度、提高林业合作组织服务功能,进而推进农户森林资源的规模化经营。     

中农经济:微观实践与理论意义——湖北京山J村调查

农户经济行为深嵌在村庄社会关系中。与经典的理论判断不同,土地流转与阶层分化条件下的J村呈现出“中农经济”样态。中农阶层在土地生产上互助合作,在生活方式上消遣闲暇,在社会交往上保持融洽的阶层关系与强烈的参政兴趣,整个村庄因中农阶层占主导地位及中农阶层的引导作用而表现出团结有序的面貌。中农阶层为城市化、工业化背景下破败的农村社会注入活力,为粮食安全和国民经济平稳增长提供保障,有助于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和农民合作能力的增强。尊重农民的经济行为,探索出一条以大多数农民为主体,最大可能增加大多数农民福祉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天然商品林生态效益补偿的Logistic模型分析

分析了造成持有天然商品林林权证的农民自主经营权、受益权等权益落实困难的原因,提出通过生态效益补偿解决公共生态效益诉求与个人经济利益追求之间的矛盾。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基于条件价值法取得的示范点数据资料,结果表明农户接受当地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的概率与种植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呈负相关关系,预测正确率达到67.9%。降低当地农民对种植业的依赖,有助于天然商品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的实施,有效保护天然林资源,促进当地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补贴政策对不同资源禀赋农户种粮决策行为影响机理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根据对江西省农户的调查,对当前农业补贴政策下不同资源禀赋农户种粮决策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农业补贴政策、交通资源禀赋、经营决策能力、家庭劳动力禀赋、粮食收入占比、耕地资源禀赋是影响农户是否种粮的主要因素;交通区位禀赋、经营决策能力、家庭劳动力禀赋、经济资源禀赋、社会资本禀赋和耕地资源禀赋是影响农户是否扩大种粮面积的主要因素;当前国家实施的农业补贴政策正向调节了耕地资源丰富且以粮食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农户的种粮决策行为,提高了其种粮积极性,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种粮面积的扩大;在现行的农业补贴政策中,农户获得的补贴资金数量和补贴方式是影响农户种粮决策行为的最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