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召唤与现实政治需要之间的两难——论赵树理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中期的创作困境

被树为"赵树理方向"以后的赵树理面临着更多的矛盾和冲突,写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邪不压正>受到简单化的粗暴批评,而写于50年代初的<三里湾>则在时代的政治任务与他本人的乡村观察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缝隙.这种深层矛盾终于通过他的一封私人通信作了较为直接的披露.     

从赵树理到莫言——以《“锻炼锻炼”》和《天堂蒜薹之歌》为例

赵树理发表于1958年的《"锻炼锻炼"》和莫言发表于1988年的《天堂蒜薹之歌》具有主体意识表达的内在一致性,那就是基层政权力量和底层民众关系的矛盾与对立。"农民作家"赵树理试图通过自己的"问题小说"解决农民问题,莫言"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要为农民说话。越是贴近生活的创作,越难以处理与现实的关系,如何以文学的方式介入现实仍然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赵树理和莫言提供了范本。     

解放区中短篇小说中的土地革命叙事与赵树理、孙犁的独特性

解放区小说中的土地革命叙事内容与书写方式,与党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与运动进展相对应,呈示出明显的阶段性差异,这特别表现在地主形象的塑造及地主与农民关系的描写方面。解放区短篇小说的土改书写,经历了从初期的政策宣传到后来强调揭示"本质"的演化轨迹。1950年秦兆阳《改造》被批评、作者被迫检讨喻示着此后"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成为唯一"合法"的叙事类型。反观赵树理和孙犁这一时期的土改书写,可以发现其在当时背景下的与众不同。     

“通时合变”的危机——《卖烟叶》与赵树理农村知青想象的“终结”

《卖烟叶》是赵树理农村知青系列小说的最后一篇,也是对此前相关难题的新回应。对勘《卖烟叶》手稿版和发表版,可以看出赵树理对于"说故事"新的文艺形式的敏感与因应,并在文学形式上所做的调适与"进退"。而文学青年之所以成为问题青年,则有其独特的话语构造和意义生产机制。针对不安心农业生产的贾鸿年的落后思想从何而来,赵树理在当时的语境中将其归咎于贾鸿年的个人品质和家庭出身,不仅未能真正化解农村知青不安心农村生产的结构性矛盾,反而遮蔽了深入思考的可能性。虽然赵树理在形式上不断调整以求"通时合变",但农村知青不安心农业生产的现实难题并不能在文学形式内部化解,而文本内在矛盾的"追踪溯源"式的想象性解决则逐渐导致其处理方式与外部政治形势趋同,走向激进的政治化的处理方式,最终导致其农村知青想象可能性的"终结"。     

“小二黑”的结局是悲剧

山西"山药蛋派"著名作家赵树理的成名小说《小二黑结婚》里,进步青年小二黑、小芹与落后父母二诸葛、三仙姑在婚嫁问题上发生矛盾,最后在边区政府做主下,两个落后人物最终醒悟,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近年发现的一张山西省左权县政府刑庭于1943年6月5日签发的刑事判决书,经鉴定,竟是赵树理创作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原型岳冬至的真实案例判决书。赵树理就是根据这个案子为基础,写出了脍炙人口的不朽名著。1943年4月20日,晋冀鲁豫边区晋东南的辽县(左     

论赵树理小说中的爱情叙事

赵树理以歌颂恋爱自由的《小二黑结婚》而享誉文坛,但之后他作品中的爱情描写却颇受诟病.赵树理小说中爱情叙事的显著特征是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经历了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中,他们也经历了从个性意识到社会意识的觉醒;赵树理小说中的爱情叙事并非独立存在,而是附丽于政治之上,并随社会矛盾的发展呈现出从反映敌我斗争到表现人民内部矛盾的变化,蕴含了鲜明的政治内涵.借爱情叙事反映现实问题是赵树理创作的本意所在,也是造成其小说爱情叙事简单化的主要原因.     

立场的坚守与蜜月的终结——以《邪不压正》、《登记》、《三里湾》为例

成为"方向"之后的赵树理依然秉持着为农民代言的创作立场,无论是<邪不压正>中对混入新政权的流氓无产者的政治戒备和道德拒斥,<登记>中对农村基层政权中的官僚主义的鞭挞,还是<三里湾>中对乡土社会自然秩序的肯定,都是作家基于民本立场的呐喊,也正是这种坚守导致了他与左翼文论的蜜月的终结.     

夭折的乡村叙事——重读赵树理《灵泉洞》（上）

赵树理1958年创作的《灵泉洞》及其文本夭折的现象充满了可供解读的复杂特质，但一直未得到接受群体的重视。通过选取想象、自然、历史、现实等关键词发掘文本的独特价值，发现《灵泉洞》凸显出赵树理创作的隐喻策略、历史讲述的异质性、坚定的农民立场叙事法则及其与现实冲突而遭遇到的精神困境。     

五十年来赵树理研究述评

本文对五十年来国内外赵树理研究进行了综述和评价，认为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原因，赵树理创作和研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文章把赵树理研究分为评介期、批判期和深入发展期三个阶段，指出赵树理研究走过了一个研究内容从偏到全、研究方法从单一到多样、研究成果从少到丰、研究水平从低到高的漫长发展过程，及赵树理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困难     

土改中的小说与小说中的土改——六十年文学话土改

60年的当代文学史几乎没有产生过土改题材的杰作,原因固然在于紧接着土改的合作化运动使渲染农民获得土地的欢乐已不合时宜,加之土改题材本身的难度,对于土改中的中农政策、暴力土改、基层干部不纯以及贫雇农路线等问题,作家们不可能背离党的文件精神以文艺形式来还原这一切,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作家在土改题材上遇到了如何描写暴力的美学问题.对土改暴力认真、深刻的反省始于"文革"以后的文学创作.虽不再有所谓土改题材,但对暴力的文学追究,必然绕不过土改的问题."文革"后出现的土改书写,文学与历史的意义已经截然分开.历史学者推断土改运动的是非功过,而文学创作则直逼人性,这就是艺术真实比历史真实更加长久的道理.     

试论《李有才板话》

赵树理同志说:《李有才板话》是写农民诗人李有才“作快板的话”的。应当怎样去认识这部小说的重要成就及其历史意义呢?本文就这个问题试谈谈自己的一点体会,请同志们指正。 为人民文艺写史 据说,在《李有才板话》等三篇小说发表的当时,有人就指出:赵树理在作品中描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严重不纯,描绘了有些基层干部是混入党内和政府里的坏分子,     

新时期土地改革的探讨：基于历史与现实的考量

新土改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进行的,包括土地流转和征地制度改革。土地流转是应对外出务工导致土地撂荒、粗放经营,而影响国家粮食安全的问题;解决的是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之后的利益分配及土地产出率等问题,征地制度改革是应对国家与失地农民之间的矛盾,解决的是他们之间利益平衡问题,两者都不涉及土地的“私有化”。但是,当前有些学者还未明确新土改的原因和目的,就急于开出“私有化”的“处方”。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忽视了历史因素在土改现实中的作用。当前土改应在历史与现实框架内进行,若忽视历史性,可能会将土改引入“私有化”的险境;若无视现实性,就会否定土改的必要性。因此,要从各个历史时期的土地逻辑出发,把握好当前土改的前提和限制条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作家的"主体间性"与小说创作中的"间性形象"——以赵树理、孙犁的小说创作为例

本文从"主体间性"这一哲学概念入手,经由"文化移入"这一文化及文学分析概念的逻辑过渡,提出了一个在小说创作中常常遇到的现象,即由于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交替使用不同的文化及文学成规,由于作家在不同的意识层面上其价值规范无法调和的矛盾,对想像性文学世界,尤其是对人物形象的创造,会导致一种分裂、间离的状态,该文将这类形象称为"间性人物"。论文选择当代两位著名作家赵树理与孙犁作为剖析与阐释的个案,对他们作为创作主体的"间性状态"及由此导致的人物形象的"间性形态"进行解析。选择分析的两个"间性人物"是"小飞蛾"(赵树理《登记》)与李佩钟(孙犁《风云初记》)。     

“赵树理方向”再认识

本文认为,“赵树理方向”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应实事求是把它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文学发展环境中去审视。文章从赵树理与“五四”新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赵树理在文艺民族化、大众化上的贡献;赵树理如何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作家与群众关系三方面,论述了赵树理创作对解放区文学发展所具有的普遍的、积极的意义,肯定了“赵树理方向”在繁荣解放区文艺,促进《讲话》精神贯彻、实施上的特殊贡献。文章还联系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实际,阐明了今天发扬赵树理创作精神之必要。     

赵树理小说在当代文学话语规范建构中的命运

赵树理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话语规范建构过程中有其特殊的命运。20世纪40年代,其小说从最初遭到评论界冷遇,到因契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受到左翼文学评论家与国统区作家领袖的一致赞誉,直至被树立为"赵树理方向";五六十年代,则因其小说"经验真实"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观念真实"的标准而遭到强烈批判。其小说的命运,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规范在建立过程中的变动、含混与内在冲突。     

关于近年来赵树理评价的几个问题

赵树理是毕生遵循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而创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的优秀作家。然而,建国以来对赵树理的评价,则是升沉起落,誉毁迭变。在十年动乱中,这位一生为人民的作家,又遭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不幸含冤去世。随着赵树理冤案的平反昭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左”倾思想的逐步清除,文艺界提出了对赵树理再认识的问题。如何正     

“徘徊”还是“准备”?——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两年的历史地位探析

"文革"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重要而特殊的两年,对这两年给予什么样的定位,关系到对当时全党上下特别是党中央工作成就的评价。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我们一直称之为"在徘徊中前进"。30年后的今天,回顾比较当年的是是非非,用历史的、矛盾的、发展的观点认识问题,将之定位为"历史转折的准备时期"更为确切和适当。     

关于近年来赵树理评价的几个问题

赵树理是毕生遵循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而创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的优秀作家。然而,建国以来对赵树理的评价,则是升沉起落,誉毁迭变。在十年动乱中,这位一生为人民的作家,又遭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不幸含冤去世。随着赵树理冤案的平反昭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左”倾思想的逐步清除,文艺界提出了对赵树理再认识的问题。如何正确评价这位建树卓然、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     

再论赵树理小说的喜剧美

浓郁的喜剧色彩,是赵树理小说艺术风格的重要特点。对此,笔者在《试论赵树理小说的喜剧美》一文(载《晋阳学刊》1982年6期)中进行了论述。限于文章的篇幅,当时只从人物塑造和讽刺艺术两个方面谈了粗浅的意见,现在就其他几个问题谈一些看法。     

权力话语下亲情的退场——论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日常生活场景的消隐

纵观中国当代文学"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以人伦为基础的日常生活场景一步步让位于阶级斗争场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肇其端,赵树理的《三里湾》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持续发展,到了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和陈登科的《风雷》可谓达到极至。尽管有的作家是无奈的拒斥,有的是有意的楔入,但都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