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诠释与明代学术演变——以季本对朱子《中庸》诠释的批判为例

明代学术经历了由早期“宗朱”向中晚期“崇王”的演变。阳明学者季本通过对《中庸》“已发未发”“戒惧慎独”等内容作出心学化的诠释,积极回应、参与明代学术的这种演变。与此同时,他又坚持以朱子为对话者,透过对朱子相关诠释的批判来展开自己的思想。这折射出在明代“由朱转王”的学术演变进程中朱学始终未因阳明学的发生、发展而“离场”的事实。季本对《中庸》的诠释及对朱子的批判,成为我们把握《中庸》诠释与明代学术演变之互动关系以及厘清明代学术演变进程中的一些细微面向的重要个案。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内圣外王与中庸之道——基于《中庸》文本及其诠释著作的考察

始于内圣,终于外王,《四书》是孔子内圣外王思想的集中体现。《中庸》中不但有丰富的"修身"思想,亦包含了富于进取、积极用世的"为政"理想,是孔子内圣外王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郑玄、朱熹、康有为等的《中庸》诠释著作有不同的特点,但由内圣至外王的诠释理路却一以贯之。中庸之道乃人间之常道,是合乎"中庸"之原则的"道",是一种平常的、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处理天下一切关系的基本法则,以普遍性、永恒性、恰当适度为其主要特征。"仁"与"礼"是儒家中庸之道的重要范畴,在孔子内圣外王思想体系中亦有着重要的地位。内圣外王与中庸之道在《中庸》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儒教三典论略说

大陆新儒学发展的特征之一,就是从宗教的角度描述其历史文化功能,探索其现实意义定位。这自然要对相关的神学问题做出理论阐述。本文即依托《易传》、《中庸》和《大学》三部经典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作者认为,宋以来的"四书系统"是以人格养成为动机目标建立的道德哲学,在思想格局和文本诠释上都存在许多问题,并尝试提出了一个以天为中心的宗教的神学系统:《易传》言天道,《中庸》论性命,《大学》说践履。     

朱熹《中庸章句》的“心学”内涵——兼与陆九渊的“心学”比较

朱熹作《中庸章句》是对《中庸》这一"孔门传授心法"做出诠释,以接续尧、舜、禹至孔、孟以"心"为核心的传道系统。所以,朱熹《中庸章句》讲圣人道统所传之"道"在于"心";以心的"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解读"中庸"之"中";既讲"性即理",又讲"心具众理";讲心之"未发","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讲"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讲"以尊德性为主","非存心无以致知"。具有较多的"心学"内涵,包含了许多与陆九渊"心学"相一致同时又有所差异的内容。     

《中庸》的“性”是“善”的吗?——与《性自命出》对比研究

通过对比发现,《中庸》与《性自命出》有许多共同点,在“性”的解释方面也是如此.它们对“性”都作“可善可不善”解,且都肯定有向善发展的可能.但两者也有不同,笔者认为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庸》讲“诚”,而《性自命出》则无.虽然说《性自命出》讲信(“信,情之方也”),且“诚”也有“诚信”之意,但“诚”在《中庸》中不仅仅是“诚信”,更主要是上升到一种本体的高度.整体现之,《性自命出》还没有达到如此的高度.如果说《性自命出》也是子思所作,那么《性自命出》是早于《中庸》的作品.     

“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探析——从张载思想结构来考察

学界对张载思想"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多有研究,不过从张载思想结构来考察则不多。张载构建的太虚与气体用不二、体用相资关系体现了对《易传》气化万物以及万物之性伴随气化万物的过程而产生观点的发展,同时按照《中庸》"天命之谓性"的"天→人"的下行路线实现了天道与人性的合一,即实现了太虚与人性的合一。张载思想"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之间体现出逐步深入的特点,它们对张载思想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再论朱熹对《中庸》“性”、“道”、“教”的诠释——兼评傅佩荣《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的相关观点

朱熹从人与物统一的层面注《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为该三句兼人、物而言,做出了与郑玄、孔颖达所不同的诠释,受到了王夫之、毛奇龄等人的质疑。但是,朱熹的诠释有充分的文本依据,其中所包含的思想观点有一定的自然科学根据。尤其是,朱熹的诠释展现了《中庸》的更广大、更深入的宇宙观,揭示了《中庸》所达到的最高的"天地境界"。     

《中庸》的政治伦理思想略论

《中庸》是儒家经典之一,蕴含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中庸》的政治伦理思想以"知行相顾"为基础,以"中正"原则、"中则"标准和"中行"诉求为内容,其突出特点就表现在其对道德与政治的关系调适上。     

《中庸》对于儒学阐释的意义——由《中庸》地位问题的争论看当代新儒家的儒学阐释

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围绕着《中庸》的成书年代以及《中庸》在儒家经典系统中的地位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对于《中庸》地位的不同看法,在根本上决定了对于儒家思想的不同理解。而在这种争论背后,反映的是研究者不同的理论立场以及阐释方向。当代新儒家以徐复观、牟宗三先生为代表,以"天道性命通而为一"的义理架构来阐释儒家思想,对于他们来说,《中庸》中出现的"天命之谓性"的思想是这一阐释的历史的、文本的根据。所以,他们在这一争论中,坚持《中庸》一书为早出。并且,这一思想结构为他们建构儒家思想的发展谱系提供了"判教"的标准,进而为当代新儒家的创造性阐释在儒学思想发展中确立了自身的地位。     

论简本《五行》非子思所作

关于简本《五行》的作者,学界大都认为是子思所做,通过与《中庸》进行比较,发现二者在内外关系中都有两个指向,即:由内而外的指向和由外而内的指向。但《中庸》以由内而外的指向为主,简本《五行》以由外而内的指向为主。在最高境界方面,《中庸》将"圣"作为最高境界,简本《五行》中"德"是最高境界,而"圣"只是五行之一。简本《五行》第一章中五行的次序是仁、义、礼、智、圣,这与《中庸》的五行次序没有太大区别,但是简本《五行》整体思想的次序是圣、智、仁、义、礼,与《中庸》的五行次序有很大不同,故简本《五行》第一章所言的五行,是对子思所作《五行》的引文,而简本《五行》第一章之后的作者另有其人。     

《中庸》成书再辨正

《中庸》之为儒家经典,历经了其成书及不断被解释的过程。它首先是一篇儒家文献,而且是古文献,亦即指涉经史子集类的传世古书。它的出现亦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本文将着重探讨《中庸》成为儒家经典文献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庸》的成书问题。笔者以为,尽管新的史料将《中庸》成书问题的讨论带入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以往某些存在较大分歧的问题诸如年代、作者、篇章结构等问题有了迎刃而解的可能,争议的新焦点也相对更加集中。但对有关《中庸》成书这一公案做出一锤定音的了断似乎仍难免有些过于乐观了。     

即本体即工夫:张九成对《中庸》的解读——兼与郑熊先生商榷

张九成对心本论的建构并非始自《中庸说》,《中庸说》以戒慎恐惧,涵养未发的工夫论贯穿始终,这一工夫论恰是他心本论的具体落实。他的慎独、涵养未发的观点是对二程主敬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因为在解经方法和立言宗旨上的不同,《中庸说》遭到朱熹的诟病,冠之以阳儒阴释。这恰恰反映了张九成的心学宗旨。     

近代以来《论语》注本之中庸观及其学缘辨略

本文对朱熹中庸观内隐的两个长期未被学人意识到的问题进行了揭示,并对近代以来的《论语》注本对中庸这一范畴的解读及其学缘背景作了深入考察,指出:(一)中庸作为仁义礼智信诸常德的极致境地,是一种完满到无以复加的虚灵之真际,所以孔子会有"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的慨叹;(二)中庸也是一种永无止境地祈向这一虚灵境地的过程,就此而言,有关"庸"的三种含义——"常行"、"平常"、"用"——的争论可以得到恰当的解决;(三)在深藏于人的灵府的仁的端倪与高卓而圆融的仁的极致境地之间存在着一重永远无从消去的张力,对这重亲切而紧张的张力的领会与对中庸的领会是一致的;(四)中庸还是从经验的"形下"向虚灵的"形上"无限趋近的途径,所以孔子又对后学者有所谓"执两用中"的指点。     

吴澄《春秋纂言》的诠释特质及其学术史意义

吴澄的《春秋纂言》是《春秋》诠释史上颇具特色的经学文本。缘由在于其继承朱熹疑经改经的治学进路，以己意“点窜经文”,于经之阙文处以方空补之，终成一家之言，呈现出以天道论《春秋》、博采诸家和尊奉朱子的诠释特色，涵具丰富的学术史意义，为元代《春秋》学研究注入了别样的元素，尤其是在官学《胡传》系统之外，开辟了尊奉朱子《春秋》学的新路径，一方面为朱子《春秋》学的延承赓续学脉，另一方面也昭示着元代《春秋》学绝非只有《胡传》一系，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故而吴澄的《春秋纂言》就成为我们考察和管窥元代《春秋》学多元衍化和走向的一个鲜活而生动的个案。     

李二曲对《中庸》的诠释及其对理学、心学的调和

李二曲不仅是关学大儒,亦是清初三大儒之一。他秉承张载关学推崇《中庸》的治经传统,以"日用平常"为宗旨对《中庸》进行平实化的解读,主张"临境便见中庸""性命之理不外日用平常",工夫则"以慎独为要"和"静以涵养未发"。他的《中庸》学体现出以张载关学贵礼崇德、躬行实践的学风为理念,以"本体工夫合一"为宗旨对程朱理学偏于支离烦琐、陆王心学过于空疏流荡进行调和的特质,开创出《中庸》学史上较有特色的理论体系。     

论周敦颐对《中庸》的诠释

虽然《周易》与《中庸》在周子的体系建构中都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所扮演的角色仍然有所不同。其中《周易》在周子的体系中主要起着建构本体论的作用,如他以"太极"作为"诚"的依据,而《中庸》则在其体系中主要起着建构心性论与工夫论的作用。如从心性论上说,无论是"诚者,圣人之本"还是"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主要都是以《中庸》为基础而进行立论的。从工夫论上说也是如此,"立诚"与"至中"的修养工夫显然是基于《中庸》而立论的,而"主静""知几""立志"都是围绕"诚"而进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诚"的境界。     

从论“礼”到论“性”——唐代学者对《大学》《中庸》的意义转换

"四书"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原隶属于《礼记》,属于"五经"体系下的内容。随着学术核心话题转变为心性论,唐代学者们对礼学经典的解读也有了新的学术标准和学术旨趣。他们开始从"德""仁""心""性"等心性论方面对《大学》《中庸》两篇进行解读,学术重心开始由重"礼"转向重"性",并最终使它们脱离了礼学体系,成为儒家的心性资源和经典依据,开启了经典研究的新方向和理论构建的新话题,这些都为理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诗经》“婚恋时中”思想研究——以《大学》《中庸》的引诗为例

“婚恋时中”是《诗经》的一个研究方面，它是儒家中庸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婚恋时中”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拘常规，应时世之变而随时变通，包含了丰富的伦理思想，同时也反映了儒家思想进取、变革的精神。在《大学》与《中庸》的引诗中“婚恋时中”思想明显且前后具有承继性。“婚恋时中”与亚氏“幸福中道”的伦理差异可做进一步的比较探索。     

朱子论《大学》“八条目”之关系

朱熹论《大学》"八条目"之关系有三个要点。其一,"格物为先",即八条目必须以格物为前提,格物最为重要。其二,"各有工夫",即八条目不能相互取代,而是各自作为工夫之一。其三,"敬贯始终",即八条目作为已发时的工夫,必须始终以作为未发时的敬为前提。朱子之所以如此界定八条目的关系,与其从实在论的角度及以气论心的角度有必然的联系。在《大学》诠释史上,朱子与阳明的诠释一样具有诠释范例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