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直”义抉微

文章从"直"、"仁"性、"直道"、"觉"诸范畴之间的微妙缘契,寻绎《论语》"直"的义趣,指出:《论语》中的"直"以"仁"性为端始,以"直道"为应然,以"觉"为契机;在礼乐之"文"沦为敝害的衰周,孔子对"直"的珍视,乃出自对一种富有生机的以"仁"为旨归的文化创造所不能没有的"直"心、"直"情的珍视。     

《论语·八佾》“绘事后素”义旨辨略

考察孔子对晚周"文敝"的深刻反省和孔子立教之初衷及《论语·八佾》各章章旨可以看出,孔子之道可谓文质彬彬之道,是"人"与"文"张力被措置到恰到好处之道。礼仪中人的真性情在孔子这里构成了礼之本、礼的本然义旨;《八佾》全篇中绝大部分皆辐辏礼的本然义旨。从"人"与"文"的张力进入,自"礼之本"理会"绘事后素"章的旨趣可能是一条可靠的入路,即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画之事当后于素朴的底色。郑玄一系说的根本破绽在于混淆了作为"质"的德之端倪与可以"文质彬彬"视之的德本身。     

中国近代以来以篇为单位疏解《论语》之考辨

近代以来的<论语>注疏在体例方面出现了一些令人眼前一亮的创新,其中以篇为单位疏解<论语>--"依篇疏解"--对诱进<论语>注疏向儒学义理深处的开掘是最可寄予厚望的,也是难度最大的.本文通过对四个较为典型地采用过这一体例的注本的研究,对其依据及相关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剖析,并指出:能否始终对<论语>这一由诸多看似互不联缀的章句构成而又有着虚灵命意的独特文本保持足够的尊重和信赖,能否在一个相当的高度上与孔子的生命达到强烈而渊默的共鸣,进而时"道"、"教"、"中庸"诸范畴作出深切的悟解,将决定"依篇疏解"这只是由于孔子之"学"乃是"一以贯之"之学才引生的注疏体例能否真正配称于<论语>大义的钩抉.     

在“名”与“道”的曲通处——老子语言观探要

从"法自然"之"道"和行"无为"之"教"来重新把握老子之"言",可以发现老子以"玄"为性态,以言"不言"为发用,以"强为之容"为方法。按老子理境,从对"名"或概念性语词无所执着的"形而下"使用中所获得的诸多意义上,可以去体味它们曲折道出的"形而上"的"道"的意义,而对"名"或概念性语词无所执着的使用除了需要对"道"有着真切的生命践履,还需对言说方式本身富有深刻的洞见。     

朱光潜理想观众说辨难

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要求理想观众既分享审美对象的生活,又不完全失去自我意识.这一观点可分别溯及立普斯-谷鲁斯的移情说和缪勒·弗莱因斐尔斯-狄德罗的旁观者论,但朱光潜并未区别作为实体的对象和作为表象的对象,遂远离了立普斯的"移情",与狄德罗一样否认审美主体在"移情"的瞬间即已"旁观"、在"旁观"的刹那即已"移情".此一观点还可追至作为它的理论神经的布洛"心理距离说",但朱光潜与布洛均未自觉到心理距离并不足以成为审美的底蕴.     

两难中的自救

一“不谈价值 ,我们就不能理解并分析任何艺术品”①,这是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始基性的断制。借此 ,审美价值在文学的核心地位被毫不含糊地肯认下来。不过 ,这种肯认并不是以“趣味是无可争辨的”为代价。在这两位学者看来 ,“今天最大的危机 ,至少在英美是如此 ,是相对主义的流行 ,这种相对主义造成了价值观的混乱 ,放弃了文学批评的职责。”②然而 ,那种割断“与个别判断的相对性的联系”而“假定有一种绝对的价值尺度”的绝对主义 ,也不是他们意取的。艾略特在《诗的用途》中曾详细地描绘人们对同一出莎士比亚戏剧的不同欣赏…     

自由&#183;实践&#183;艺术——朱光潜实践论美学艺术起源论辨正

在探讨艺术的起源时,朱光潜的实践论美学仅就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来论说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和实践精神的掌握之间的密切关联,未免对人的实践乃是有着多重的价值维度这一人文本体事实有所疏忽,而且就异化不能有所谓美或令人起美感来区别这两种掌握,也不免过分粗略。在这疏忽和粗略的背后,则是朱光潜所理解的实践论方法对以“自由”为根罧的在对象化活动意味上的马克思实践范畴,在相当程度上的偏离。真正的实践论美学的建构尚需回味马克思的“自由王国”之说,因为只有在这个处于“必然王国”彼岸的地方,才可能找到有着“实践”内涵的“美”或有着“美”的内涵的“实践”得以生发的契机。     

在走向实践论美学的途中——一种对朱光潜形成中的实践论美学观念的检讨

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朱光潜美学就逐渐萌生出一种新的性状,这新性状使它渐渐偏离原来的文艺心理学而趋向实践论美学。在引起转变的原因中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前的朱光潜美学本身就具备了某些与他所把握的马克思主义相通的东西,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客观主义倾向。经过苏联人阐释后的马克思主义在进入他的视野时,不仅把他那萌动中的客观主义倾向诱发出来并予以强化,而且还在客观主义的视野里为困扰了他二十余年的心物问题提供了新的答案。这新答案既是1949年后的朱光潜服膺于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也是他的实践论美学的第一块基石。然而,被强化了的客观主义倾向也使朱光潜在问津原本属于人的难题———美的意味、美学何为等———时不再能牢牢地守住人的生命重心,从那里探寻美的真谛。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章“命”意识辨正——兼谈“五十而知天命”

"命"的话题永远不可能被否弃。人作为一种肉体的存在,只有通过与外界进行必要的物质交换才能使其富有生机的肉体得以持存,对待性或有所对待是人的存在的一重规定,在这个向度上"命"的话题永远不会过时。同对"道"的瞩望一样,对"命"的顾念构成了人生的一个不可替代的终极眷注。因此,问题不在于谈"命"与否,人生的境界即有不同,不在于孔孟之"道"被觉悟后,"命"是否为"道"所取消,而在于二者在孔孟的价值判断中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孔子在生死危厄关头勃发的殉道精神,可谓极其典型的道德崇高感,它是孔子持久地涵养着的日常崇高感即"知其不可而为之"精神,在特殊时刻受到某种"命"意识强烈刺激后极其璀璨的一闪。对死生、富贵价值和"仁"德价值的觉醒,对人生终极眷注之重心的转换,对"中庸"作为一种道德信仰的觉悟,这是孔子对殷周以来根深蒂固的"命"意识之功能所以能作出富于时代变革意义之扭转的底蕴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