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理论视角下的雾霾治理机制及其构建

近年来我国雾霾灾害日益严重,给社会公众的生活、工作与健康带来危害,给社会经济造成巨大损失。雾霾治理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针对我国现阶段政府治理雾霾的现状与困境,应运用协同理论,从建立区域政府间协调机制、建立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非政府协调组织、建立普通民众地方政府之间的监督机制、建立高校、科研院所与地方政府之间决策参谋机制四个方面构建雾霾治理机制。     

机械系统结构动力学方程的李群分析法

“农业龙头企业+农户”模式存在高违约率,这导致合作失败成为普遍现象。从农户视角,基于海南、湖北、江西等5省共257户农户调研数据,构建了一个“农业龙头企业+农户”营销渠道关系风险、治理机制和交易绩效的关系模型,实证分析关系风险对治理机制选择的影响以及治理机制阈值效应。结果显示：农户基于关系风险选择不同的治理机制,进而对交易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治理机制不仅对关系风险和交易绩效间的关系存在中介效应,而且对交易绩效存在阈值效应,即低水平的信任和传统社会规范治理对交易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高水平的信任和传统社会规范治理对交易绩效的影响不显著;低水平的权力治理对交易绩效不存在显著影响,而高水平的权力治理对交易绩效的负向影响显著。     

长江经济带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对雾霾污染影响研究

雾霾污染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雾霾污染的产生虽与自然因素有关,但主要受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以长江经济带作为研究区域,基于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城市PM_2.5和产业结构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产业结构优化对城市雾霾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整体来看,产业结构优化能显著抑制PM_2.5,减少雾霾污染。异质性检验表明,省会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对PM_2.5具有显著抑制效果,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其影响不显著;分地区来看,下游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对PM_2.5影响显著为负,而中游和上游地区存在产业结构优化对PM_2.5正向影响的情况。此外,人均GDP、人口密度、外贸进出口和固体废物利用率等变量对PM_2.5具有不同的影响。因此,针对雾霾污染既要跨区域联合治理,又要分地区差异化治理,发挥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协同效应,从产业结构布局、生态环境治理和财政投入等方面为治理雾霾提供有利条件。     

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雾霾治理

探讨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与雾霾治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有助于为优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思路。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公共服务供给和环境污染的内生增长模型，在内生增长的框架下分析公共服务供给影响环境污染的传导路径。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2005—2016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公共服务供给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并检验影响差异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公共服务供给能够显著降低城市雾霾污染，可以将其作为有效降低空气污染的手段之一；（2）中等以上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高对雾霾污染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公共服务供给的雾霾治理效应不断增强；（3）基础类公共服务与民生类公共服务均对雾霾污染产生一定负向影响，前者对雾霾污染的改进作用大于后者；（4）公共服务供给的雾霾治理效果存在一定的地区与时期差异性；（5）公共服务供给通过技术进步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收入规模效应影响城市雾霾污染。其中，公共服务供给一方面能够通过提升技术进步和收入水平对雾霾污染起到抑制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工业比重加剧雾霾污染。研究拓展了公共服务供给和环境治理的相关理论，为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决策以及城市绿色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地方政府雾霾治理中的有效监督机制研究

加强对地方政府雾霾治理的监督是推动雾霾问题解决的有效方略。当前我国监督地方政府的主体有中央政府、同级纪委、人大、政协以及社会公众等,均远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深入分析当前地方政府雾霾治理中存在的监督困境,如中央政府难以对实际问题监控、专业监督相互包庇、人大监督形同虚设等,并据此提出构建地方政府在雾霾治理中有效监督机制的具体策略。     

营销渠道治理机制影响渠道绩效的机理分析

营销渠道治理机制作为影响渠道健康运行和渠道绩效的关键因素,引起了营销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在系统分析营销渠道治理机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营销渠道治理机制与渠道绩效关系模型,分析了营销渠道治理机制影响渠道绩效的运作机理,最后提出了营销渠道治理未来的研究方向.     

环境态度、雾霾认知对城市居民防护行为的影响——基于KAP理论模式

大气污染特别是严重的雾霾天气频发引发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担忧和探讨,政府将解决雾霾问题作为环境治理的突破口,然而公众在协同参与治理及个人防护方面存在明显的滞后性甚至无所作为。基于KAP理论模式,采用问卷随访调查和回归检验方法,从健康保护意识、环境态度与雾霾认知以及城市居民的雾霾防护行为等方面展开分析。结果发现:自我健康保护意识和环境态度会对城市居民应对雾霾的防护行为起到显著正向影响,而且雾霾认知存在直接影响。其中,雾霾基本认知和雾霾危害认知均对城市居民应对雾霾的防护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而雾霾成因认知却无明显影响。因此,应加强宣传,强化雾霾基本认知和雾霾危害认知,引导民众树立健康保护意识与环境友好态度,促进公众对雾霾成因的了解,积极参与雾霾的协同治理。     

民族旅游村寨社区治理绩效影响因素与组态路径研究——基于2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社区治理是民族地区在新时期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支撑。明晰民族旅游地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对于完善当地社区治理和增进民生福祉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贵州省20个典型民族村寨为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民族旅游村寨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和实现路径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1)社区资源配置是影响社区治理绩效的必要条件。(2)社区价值构建和社区组织管理是社区治理绩效的重要核心条件。(3)社区治理可通过价值建构驱动、权力组织驱动和多因素综合驱动3条路径实现绩效提升。本研究对于深入认识民族旅游村寨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具有一定价值,同时也能为全面推进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结构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基于组织绩效的感知测量方法

在系统梳理合作社绩效研究文献基础上,借鉴企业绩效感知测量思路,提出了符合中国情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感知测量方法,并初步验证了其合理性。运用2009年和2011年在浙江省和四川省所做的田野调查数据,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成员参与下的合作社股权、惠顾和治理结构对合作社绩效所可能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成员资本和业务参与下的均衡股权和惠顾结构对合作社绩效的正面影响并不显著,成员广泛管理参与下的治理结构可能会对合作社的绩效产生一些正面作用。     

河长制对村域河流治理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基于江苏、湖北、宁夏三省(区)106个村庄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构建反事实框架,实证分析了河长制对村域河流治理绩效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河长制显著地提升了村域河流治理的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而对经济绩效未产生显著影响,且使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河长制对村域河流治理绩效的提升作用依地理区位、村级河长权威、河长制推行时间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机制分析发现,河长制可以通过增强激励问责、提升环境规制与促进公众参与三种渠道影响村域河流治理绩效。上述研究为河长制全面推行这一主题提供了理论解释和经验证据,也为增强河长制在末端场域的治理效能提供了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