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国民党政权内“英美派”的主要特征

"英美派",系指南京国民党政权内部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派别,因其在内政外交特别是外交上带有明显的亲英美倾向,故名.尽管"英美派"人数众多,职业多样,且政见并不完全一致,但作为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在个人经历外交设想、政治理想和经济主张等方面仍具有比较明显的共同特征.     

从政治整合的失败看南京国民党政权崩溃的历史必然性

本文运用政治学原理,考察南京国民党政权在政治整合过程中,各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政权的抗衡、各派系的纷争攘夺以及中央政府对基层政权的控制乏力,使南京国民党政权始终没能形成一个事实上统一的中央权威,丧失政治学意义上的权威资源及其合理性,从而揭示其政权崩溃的必然性。     

胡汉民·西南政权与广东实力派(1932-1936)

"西南-南京"的对抗模式是20世纪30年代"地方-中央"对抗中最具典型意义的,而西南政权内部又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联合体:一方面因政治取向基本相同、利益上有互相依赖关系而结合,另一方面又因政治目标与策略的不同而相互争斗.这种既联合又斗争的复杂关系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颇具普遍性.当前新史料的发掘为深入考察西南政权内部的结构提供了可能性,相关的分析能深化对国民党派系史的认识,进而推动民国史的研究.     

论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垮台

论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垮台●尹业香陈彰栋南京国民党政权从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４９年在大陆统治２２年，最后退出大陆而垮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腐败无疑是导致它覆没的主要原因。本文就这一问题谈几点看法。１以四大家族为统治核心的南京国民党政权，是一种官商不分...     

浅论南京国民政府中的政治派系——以1927年至1937年为考察中心

政治派系是国民党政治的一大特色.伴随着各派系对权力的渴望和权力分配的无序,必然导致南京国民政府派系之间的激烈争夺,使国民党永远陷在派系纷争的沼泽中而不能自拔,由此造成了国民党政权极大的"内耗"."内耗"又使国民党的派系斗争更加复杂.     

汉冶萍公司与国民党政权之关系——以1927—1929年整理汉冶萍公司案为中心

1927—1929年,国民党政权展开了"整理"汉冶萍公司的活动。其目的是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增强自身统治的基础。汉冶萍公司无力对抗,遂向拥有公司巨大债权的日本求援,整理汉冶萍便转化为国民党政权与日本之间的博弈。由于当时中国政治处于剧烈的转型时期,不仅国内政局动荡,而且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在日本的干预和阻挠下,国民党政权无论是武汉政府还是南京政府均无法真正对汉冶萍公司进行接管整理。国民党政权丧失了将汉冶萍公司收归国有的一次良机,而汉冶萍公司则在政治和经济上进一步依靠日本,最终沦为日本的附庸。     

抗日战争全局视野下的“英美派”探析

“英美派”是国民党政权内的一个重要政治派别,它缘起于清末民初国人的留学潮流．形成于中日民族矛盾激化的外部环境。“英美派”政治上崇尚英美民主模式,经济上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外交上主张联合欧美、抵御日本。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的外交重心转向美国,“英关派”在争取美国援助中国抗日的外交活动中大显身手,成为国民政府美援外交的积极推行者,为中国的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再论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及其覆亡

在考察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及其覆亡时，制度（法理）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但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从当时中国的特殊情况看，政策的合法性问题及国民党政权内部的认同问题，才是最主要最关键的因素。相对于制度的合法性危机而言，政策的合法性危机及内部的认同危机，是导致南京国民党政权走向覆亡的更主要的原因。     

试论蒋胡"约法之争"

1928年,国民党按照"以党治国"的原则,建立了五院制政府。1930年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和胡汉民围绕制定约法、国民党政权实行合议制还是实行独裁制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的实质是个人独裁还是"以党治国"的问题,斗争虽以蒋介石获胜而告结束,但却导致了国民党内部的再次大分裂。     

汪精卫的伪“三民主义”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后,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投入了全面的抗日战争。可是,身为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却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叛逃投敌,并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在沦陷区南京建立汉奸卖国政权——伪南京“国民政府”。这在国民党的历史上是一件极大的丑闻,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次空前的叛国卖国事件。     

先锋的传统:20世纪90年代中国先锋小说的"完成性"和"未完成性"

从“文学场”理论出发,通过建构“先锋文学”和“先锋文学支持网络”这一对概念,寻找一种有效地重新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国先锋小说的方法。通过对“先锋派”、“新状态”、“新生代”等20世纪90年代相对复杂的先锋小说的情状的甄别,找出在20世纪90年代文化语境下小说的先锋性的特质所在,以及它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逐渐形成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传统之间悖论关系,用一种总体的眼光,从一个新的视角对20世纪90年代的先锋小说提供一些新的观点。     

“未来视野”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焦虑

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深受社会进化论的线性时间观念影响,对于中国作为"现代性"追随者的身份颇为焦虑。作为一种象征性解决方案,"未来"被赋予了重要地位,以使中国人能够暂时摆脱现实的纠缠,并从中体会到一种更有保障的"超越感",从而减轻心灵的痛苦。问题是,中国的"现代性"焦虑的产生,更多地来自于线性时间观念本身。因此,要纾解中国的"现代性焦虑",走出追随者的地位,就必须对产生这种地位的根源加以深入反思。     

论浙江省的“指数经济”

"指数经济"是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动向。"指数经济"不仅进一步强化了浙江省作为"市场大省"的优势地位,而且通过"指数经济"对浙江省委省政府"双创战略"的助推作用,也可以破解浙江省目前正面临的创新层次偏低的发展困境,从而为浙江省在未来一个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继续领先全国奠定了基础。     

“世界交往”视阈下的马克思全球化思想

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中蕴涵着丰富的全球化思想:"世界交往"推进了全球化的形成;近代资产阶级的"世界交往"开启了近代全球化进程;资本的"世界交往"运动构成全球化的直接动力;资本主义的"世界交往"悖论是全球化双重价值的根源;"世界交往"是实现全球化的最终趋向——共产主义的前提之一。     

关于"民族"定义

文章对建国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于“民族”的定义、国内有关“民族”译名的讨论、当前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民族”定义、及我国50年代的民族识别四个方面,对“民族”定义作了科学系统地阐述。     

沈从文严肃文学观观照下的京派和海派

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发展衍变的过程可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一向抱定严肃文学观不放的沈从文看来,以周作人、废名为首的前期主要成员,自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已逐渐由积极走向消极,即由积极的社会性文化追求向消极的“趣味个人主义”转化,并于1933年后与“海派”相融合。沈从文的《论冯文炳》、《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等文章,实际上是对文学上的“趣味个人主义”和商人习气的共同批判。其出发点完全是为了捍卫中国新文学的庄严性。     

用发展的观点对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十六大报告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发展的、前进的论断,深刻地揭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突出地强调了必须用发展的观点对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应有态度。     

仁与宋明理学的基本特征

宋明理学是新儒学,仁集中体现了宋明理学的这一特征——既是对孔孟思想的继承,又是创新:如果说宋明理学家对仁的重视秉持了孔孟的思想旨趣的话,那么,对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诠释则体现了有别于孔孟的新认识。在对仁的诠释和论证中,宋明理学家一面强调仁与爱密切相关,一面将仁界定为"爱之理",在爱、恕、公的相互作用中臻于仁的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同时强调仁之一体中的差等和厚薄,最终将基于宇宙秩序的一体而等差贯彻到社会秩序和家庭秩序之中。     

文化学视野中的“七十年代后”小说

70年代人是一个矛盾的共同体,他们努力挣脱传统的约束,追求自由的欲望化的生活,但同时他们又感到了身体下坠、灵魂撕裂、纯真丧失的痛苦.实际上是他们作为一个亚文化群体积极自觉地进行社会文化接受、改建和创造等主体性行为的结果.因此,70年代后的"另类写作"尽管令人瞠目结舌,但却有着推进中国当代文化创新的进步意义.     

“宗教热”原因探析

该文以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各种社会现象为背景,探析“宗教热”产生的原因。通过对“宗教热”的表现及其基本特点的分析,阐述宗教教义带有的浓厚“入世”倾向,使宗教易于传播,并为人们认可和接受;宗教的基本教义可调整人们的心理冲突,减缓心理挫折,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宗教对信徒情感需求的满足是“宗教热”的强大动力;“文化热”的出现,是“宗教热”产生的客观条件;宗教活动场所及宣教过程中所营造的浓郁宗教文化氛围,是宗教热的直接外部导因,引发人们对“宗教热”做一些理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