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宏观经济结构性分析框架的一种探索——基于投入产出表的拓展

在我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中，“投资”具有“二重性”，即同时具备需求和供给的属性，因此供给侧问题和需求侧问题交织在一起。分析宏观经济结构，不仅关涉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结构演变，更重要的是需要研究两者间的相互联系，这正是我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复杂性所在。本文将投入产出分析改造为一种新的结构性分析，以增加值的形式表示经济联系，从而直接建立了总需求结构与总供给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使生产技术结构隐含其中，为研究宏观经济结构性问题以及总需求和总供给结构的平衡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工具。结构性分析表明，我国经济在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下获得高速的增长，但同时也导致了总需求和总供给不平衡结构的形成。在需求侧，投资和净出口的比重上升，消费比重下降；在供给侧，部门内以及部门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且经济结构的不平衡程度与经济增长速度正相关。所以我国经济的发展质量问题从结构意义上而言是在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下积累的结构性问题。改善经济增长质量主要是改善结构问题。     

在治理、整顿中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

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是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提出来的新任务、新课题,也是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新秩序包括:“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运行机制,及其相应的法律体系、规章、制度,还有新的道德规范等。这是一个贯彻改革全过程的动态系统工程,需要经过较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现仅就当前在治理、整顿中要注意从几个方面逐步建立新秩序,谈几点看法。一、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宏规调控体现国家调节职能,是有计划商品经济运行机制主导环节。宏观调控根本任务,就是保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基本平衡,为培育市场和搞活企业创造良好经济环境。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关系实际上是社会生产与消费关系在市场的反映。这种关系是否协调,又是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是否协调的重要标志。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基本平衡,国民经济就协调、稳定发展,如果失衡,整个经济生活就会出现紧张、紊乱。建立新秩序要求有一个供需总量基本平衡、或供给路大于需求的经济环境,一方面避免大的经济波动、影响正常秩序,另一方面有利于新秩序内在机制的建立。需求大于供给,价格就要     

广东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研讨会第一次会议论点综述

由省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广东省社科联、省委政策研究室、省经委、省计委联合发起,由省计划学会主办的“广东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研讨会”第一次会议于4月22日至23日在广州举行。来自各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学者共5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中心议题是“加强和改善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的宏观管理问题”。与会同志回顾和总结了“六五”期间广东在加强和改善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的宏观管理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认为: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要符合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要明确宏观管理的总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同时,还要实现财政、信贷、外汇、物资等的平衡。广东的宏观管理要     

略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

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一、关于国家调节市场。国家调节市场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在促进科技进步和优化产业结构的基础上,为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并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     

我国对外开放条件下的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平衡

一 问题的提出 一个国家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平衡是一个重要条件;同时后者又是前者的一个重要标志。从各国的经济发展史看,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始终是各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综合性经济参数。 三十多年来,我国在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及其平衡问题上的认识是不足的,在某些年份和某些时期,对社会总需求或总供给几乎是毫无管理,     

论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结构平衡控制

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包括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但是,过去我们在理论上仅重视供给与需求的总量平衡研究,在实践上对供求平衡的宏观控制也只是偏重于总量平衡控制。其实,要真正实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仅在数量上平衡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在供求结构上平衡。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能仅停留在单纯的总量平衡分析和控制,还必须对结构平衡进行分析和控制。 一、供求结构平衡是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宏观控制的根本目标 国民经济活动的本质是一个再生产过程,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也是在这个再生产过程中实现的。因此,对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控制的根本目标,应该从再生产过程中去认识。 社会再生产中的供给,是指在既定生产规模和生产条件下,生产出来可供销售的物质产品及劳务技术的数量;而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需求,则是指社会对物资、劳务及技术等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由于商品的二重性,产品一经生产出来,便形成社会再生产中和供给与需求相适应的对立统一的两种运动。一种     

中国改革中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问题

一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总供给与总需求可以有不同的组合状态,各种不同的组合 状态所引起的经济后果是极不相同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国民经济运行正常,经济发展稳定;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国民经济运行不稳,经济增长波动。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通常又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在这种状态下,轻则出现经济萎缩,重则出现经济危机;一种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在这种状态下,轻则出现物资供应紧张,重则出现严重通货膨胀。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与否,是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的可观测变量,关系国民经济运行稳定与否,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任务,首先就在于不断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大体均衡,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     

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相适应的理论问题

在社会再生产中,社会资金、社会劳动的运动过程,同时就是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生产过程,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实物形式的运动最后形成总供给,而它的价值形式的运动最后形成有支付能力的总需求。从核算原则来说,收入,分配和使用三者是相等的;从计划安排来说,只要在财政上不打赤字,在实物上不留缺口,三者也是相等的。然而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供给与需求总是不相等,不是供给大于需求,就是需求大于供给。即不断出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本文将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加以探讨。     

总量失衡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兼论制度创新的现实意义

在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运行中，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是并存的。因此，在控制总需求规模和提高总供给水平的同时，还必须对总需求结构和总供给结构进行调节，通过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促进经济总量平衡的实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于实现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有着重要作用，因为在总需求膨胀的背景下，增加总供给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提高积累效果而不是积累率，从而一方面有利于对总需求规模的控制，另一方面有利于有效地促进总供给水平的提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以经济体制转轨为前提条件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找到一条合辙的轨迹，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制度要有创新。对我国当前极具现实意义的制度创新包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市场机制和转变政府经济职能。     

中国经济转型与世界经济再平衡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结构不合理、治理结构不健全、监管机制不到位等深层次问题。从本质上讲,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各国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加上缺乏一个有弹性可竞争的国际货币体系,从而造成了全球经济的总需求无法及时消化总供给,表现为全球贸易和资本失衡的同步进行。总需求能力的减弱与全球分配法则的演变规律有关,而引发总供给结构性失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获取的高额利润。长远来讲,各国只有立足于解决自身的结构性问题,才能积极促进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结构性调整,需要深入推进包括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金融市场等在内的要素市场改革。同时,还需要启动经济社会领域中许多深层次的改革,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的全方位的改革,在收入分配结构、国有企业垄断、民间资本进入等重大经济社会领域中加大改革力度,不断释放促进增长的制度潜力和改革动力,并以此为契机参与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过程中去。     

论国民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结构平衡控制

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是国民经济宏观控制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应有的主题。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包括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两个方面。但是,一直以来,我们在理论上仅重视供给与需求的总量平衡研究,在实践上对供求平衡的宏观控制也偏重于总量平衡控制。西方宏观经济学对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研究,虽然在方法上比我们更为注意进行动态分析和定量分析,但也仅仅局限于总量平衡的描述。其实,要真正实现国民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仅在数量上平衡是远远不够的,而想单纯凭     

中国经济大调整的诱因及启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调整。这三次调整的基本动因不外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但是引起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矛盾的具体原因,却各不相同。1979年至1983年的调整源于“洋跃进”,1988年9月开始的调整源于“双膨胀”,1998年迄今的调整源于“内需不足”。分析诱发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矛盾的具体原因,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既可使我们避免重蹈覆辙,又可以使我们未雨绸缪,防患未然,以免引起社会经济的激烈振荡。     

论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总量管理的政策选择

我国经济改革处在全面起步的重要历史时期。如何在搞活微观经济的同时保持宏观经济的平衡,是深入推进改革的重要条件,也是理论界讨论的焦点。目前主要倾向性的观点认为,解决我国现阶段由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引起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必须从控制总需求入手,宏观总量管理主要是总需求管理。主张采用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通过“双紧”政策煞住总需求,实现总需求与     

能否把“总供给=总需求”理论引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厉以宁同志商榷

近几年来,许多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论文、著作,都经常使用“总供给”、“总需求”这两个概念,以及“总供给=总需求”这一公式。可是,不同的人对这些概念、公式,往往做出相距甚远的解释。如果是在研究个别问题时,为简便起见而使用这两个概念,当然不必强求一致和精确。问题在于,现在不少同志把这些概念和公式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范畴,把“总供给=总需求”作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均衡问题的出发点。这就欠妥了。     

宏观经济调控的几个问题

在改革深入发展过程中,经济生活中发生了一些突出问题和失控现象,主要是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过多,通货膨胀加剧,物价上涨过猛,经济秩序混乱,经济结构扭曲,经济效益不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宏观经济调控不完善、不配套、跟不上。这同我们对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运行的特点和规律还缺乏深刻认识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对宏观经济调控问题进行探讨.一、宏观经济调控与体制转换特点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滞胀的几个理论问题

“滞”是指经济停滞,其表现形式主要是低经济增长率(甚至是零或负的经济增长率)。“胀”是指通货膨胀,其表现形式或者是物价上涨率偏大,或者是名义上物价不变,但商品短缺,有价无货。“滞胀”是指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滞”、“胀”与“滞胀”的根源何在?能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政府工作失误或受到偶然事件的影响呢?对社会主义经济的非均衡状态的分析以及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分析充分说明,无论是“滞”、“胀”还是“滞胀”,都有深刻的内在原因。如果说政府工作失误或偶然事件的干扰多少与此有关的话,那么这只是加剧它们或诱发它们的因素而已。 社会主义经济作为一种非均衡的经济,在运行过程中,总量失衡和结构性失衡都有可能发生。总量失衡可能表现为由于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不一致而导致的经济停滞或通货膨胀,结构性失衡可能表现为由于关键性产品需求与供给的不一致面导致的经济停滞或通货膨胀,这样,“滞”或“胀”或者由于总量方面的原因,或者由于结构方面的原因而单独出现。如果总量失衡与结构性失衡同时发生,那么就可能有下述四种不同的表现:     

关于宏观经济控制的两个问题

(一)为什么宏观经济控制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有的同志从短期看待这个问题,认为其所以要强调宏观经济控制,是由于1984年底出现了投资基金、消费基金、信贷基金和外汇基金四个方面的失控.这种看法并非毫无道理,但是很不全面.应当说,宏观经济控制是发达的或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必然具有的要求,也将是我国经济从旧体制转变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体制的长期过程中必然具有的要求.西方发达国家的商品经济中的宏观经济控制,是以发达的市场体系(包括商品的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等等)为前提来控制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这里的总     

试论综合治理经济环境与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

十年改革,已使我国经济系统的运行规则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宏观管理转型和微观基础再造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为国民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国家实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然而,也出现经济环境恶化、经济秩序混乱局面。本文试从综合治理经济环境与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关系谈些看法,作些探讨。当前的经济环境需要综合治理经济环境是指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的外部条件,通常可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经济环境。就广义而言,它包括资源对经济发展的约束程度,一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国际环境及对外开放程度,经济发展的制度框架及经济体制、经济秩序、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状态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通货水平。就狭义而言,主要指可治理的环境,如经济体制,社会总供     

我国需求不足形成的体制原因

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不是结构性的失衡，而是宏观总量的失衡，具体地说，是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原因就在于我国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体制缺陷，加剧了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发展，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发挥。     

试论宏观经济管理的手段体系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不仅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和重大发展,也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理论上指明了方向.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实践已经证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开始走上了有计划地发展商品经济的轨道.但是在改革的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主要表现在国民经济在计划和市场两种运行机制、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两种价格体系、新旧两种管理方式交叉并存的条件下,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的改革落后于微观,在某些方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宏观失控,进而影响到微观活力的正常发挥.所以,如何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这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