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的道德论述评

<正> 一在道德伦常的起源问题上,王夫之提出“无其器则无其道”的命题,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角度进行了论述。他把人类社会历史了解为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认为道德伦常是人类进化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在《思问录》、《读通鉴论》等著作中,他指出人类的祖先并非神,而是“植立之兽而已”。人类从野兽进化而来,以后经过茹毛饮血,人兽不分的野蛮时代,才初步进化到明伦、礼定、法正的文明时代。人类进入文明时代     

王夫之论人性

一、人性是什么王夫之在讨论什么是人性时,首先区别了人与动物的界限。他批评宋儒蔡元定的存心之说,写道:西山(即元定)云,人物均有一心,人能存,物不能存。此语卤莽害道不小……孟子明白决断说一个“异”字,西山却将一“均”字换了。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告子犹能知其不然,而西山却灭裂此心,教同牛犬蛇蝎去,悲哉!……禽兽只一向蒙蒙昧昧,其或有精明处,则甘食悦色而已。此心存之又将何用?甘食悦色是人与动物所同有的生物性。王夫之并没有忽视这个特性;他只是要我们注意确立人与禽兽的界限,确定人性的本质特征。关于人的本     

论王夫之的“天人合一”思想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王夫之的“天人合一”思想:(一)天人授受之际,人受天之所命者为“性”,故天人本自合一;(二)“天道之本然”变为人“性”,主要是受到“质”的拘蔽,形体才情、道德品性等才有千差万别,是为被拘蔽的“天人合一”; (三)通过道德实践,可以重新实现“天人合一”;(四)“发己自尽”与“循物无违”可视为王夫之关于治道的“天人合一”之论.王夫之所论“天人合一”本质上是一种信仰;如果以之与基督教尤其是爱仁钮的“复归元首”说相比较,以上四个方面的信仰体系的特征更为明显.     

试析王夫之“禽兽”论思想的渊源

在传统儒家思想里，“禽”、“兽”、“禽兽”首先被用来指普通动物，但是在论及人性、人道、伦常等时．先儒喜欢用“禽兽”等来比喻那些不符合儒家伦理纲常的人或群体。王夫之批判地继承了自孔子、孟子到朱熹的“禽兽”观并加以发展，在他的思想里，认为凡是不符合儒家伦理纲常和自己不认可的人或事物、行为都被其称作“禽兽”。     

王夫之“人道”范畴探析

"人道"是王夫之思想中的重要范畴,但长期以来学界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王夫之视人道为中国历史的本质,历史即是人道之历史。人道为立人之道,即挺立人之为人的根本标识。人道的内容由文明人类之道、中夏之道和君子之道三个部分构成,它们分别将禽类与人类、夷狄与中夏、小人与君子的本质区别开来。人道的本质内涵包括两个方面,它们皆属于儒家思想的范围:一是各种治国理政之典制,二是各类人伦、道德法则。人道内涵贯穿于人道内容当中,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正是由于这些人道的内涵,才依次挺立起了文明人类之道、中夏之道与君子之道。王夫之认为,只有君子儒者才是传承人道的主要力量,是他们对人道的坚守才让人道在历史中绵绵不绝、代代相传。     

船山诗文赏析

<正>草木任生而不恤其死,禽兽患死而不知哀死,人知哀死而不必患死。哀以延天地之生,患以废天地之化。故哀与患,人禽之大别也。出处:《周易外传·无妄》,中华书局版。赏析:这是王夫之关于生死观的名言,说明了人之生死观同动植物的本质区别。草木有生而无知,因此它们之生是一种无意识、无感觉的自然之生,所以不可能对死亡产生怜恤的情感反映。禽兽有知而无义,它们会     

王夫之与图书编撰学

王夫之共撰写了100多种著作。见于著录的则有88种,计391卷,内容涉及哲学、历史、政治、经济、文学等诸多领域。历来研究王夫之思想的学者也大多将重点放在上述几个方面。本文试图另辟蹊径,简要论述王夫之的图书编撰学思想。一、关于史书编撰对于史书的编撰,王夫之首先鲜明地提出修史的宗旨:“述往以为来者师”。他指出:“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①编撰史书的最终目的是要经世致用。历史著作不仅要详细地叙述历史的发展过程,更重要的是要让后人从史…     

论王夫之的西学观

<正> 王夫之对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并不是无动于衷的。他如何看待当时的西学?他的思想究竟与西学有着怎样的联系?本文拟就此作一些分析。(一)对于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技术,王夫之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他称赞“西洋历家”的“远镜质测之法”,认为这是“西夷之可取者”(《思问录·外篇》)。“质测”即实测,以自然界的实际事物为对象。王夫之肯定西学之“质测”,一下子就抓住了西方科技里的近代因素——实证精神,表现出大思想家的锐利目光。     

王夫之情感诗学与近现代西方美学

王夫之认为人之有情犹天之有气,视情为人之本,与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情感本体论有相通之处;王夫之将审美活动视为“自然之华”与人的“心目”“文情”的统一,实际上提出与近现代西方美学近似的“内在眼睛”说与“审美态度”说;王夫之将情与景的统一提到新的高度,他的“景语”说创造性地总结了中国美学中情景观,与现代艺术符号学中讲的“存有”说相贴切;他的“兴”说与“现量”说与近现代西方美学讲的情感思维、直觉思维相切近。     

决策形式演进的历史考察

以往在对决策形式的研究中，多以决策要素为标准进行划分，而对决策形式的历史演进关注较少。本文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研究决策形式的发生与发展，以此来透视决策形式的演进与人类认识发展的关系，进而更深入地揭示决策的本质，启发决策者在实践中创造新的决策形式。文章认为决策形式的演进经历了一个从“神判”到“人判”，从“法先王”到“不法古”，从“谋断一体”到“谋断分离”，从“非程序决策”到“程序决策”，从“质性决策”到“质、量结合”这样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盲目到自觉、由粗糙到精确的不断发展的过程。     

王夫之的法哲学及其方法论略

王夫之的法哲学基础是“道”,称“道”法哲学。此“道”并非儒家倡导的“仁义道德”,而是指“物之所著”、“物之所由”,即普遍存在的物质实体及其规律。他“治天下以道”的命题揭示了法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依存关系,以及法的“正义”和“公平”的原理;并依据其“理势合一”、“趋时而更新”的命题,探索了人类社会法律制度变革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王夫之批判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和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等唯心主义法哲学思想,提出“必循天下之公”及“择人而授以法”等一系列法评价标准的新见解和法律实施的新观念。     

王夫之的社会思想

王夫之认为:在人们合理的自然欲望得以满足的基础上,导之以道,就可以实现儒家理想的王道社会。在理想的王道社会问题上,王夫之持“君权神圣”的观点,君、臣皆要遵循儒家经典“六经”,而“礼制”是这个王道社会组织秩序的核心。在社会发展的问题上,王夫之持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进化学说。     

王夫之“新故相推而新其故”思想的理论价值

<正>王夫之在论述生命的过程中,提出了“推故而别致其新”的论断。他认为人的生命是一个生死更迭、新陈代谢的过程。生命过程可分为胚胎、流荡、灌注、衰减、散灭五个阶段,前三个阶段,生命处于物化的生长过程;后两个阶段,生命处于异化的过程。但就在“衰减之穷”到最终“散灭”的过程中,已经孕育着“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契机,开始了另一个新的生命过程。也就是说,“由致新而言之,则死亦生之大造矣。”(《周易外传》卷2)这样,王夫之就有了一个新的提法:“推故而别致其新”,也可以用另一句来表示,即“新故相推而新其故”。     

“正志”、“务义”、“造命”——王夫之伦理思想中的积极因素

<正> 在王夫之伦理思想中,把“正志”、“务义”、“造命”,看作是人生最高价值的表现,是为人处世的言行准则。他自己按这个准则立言,也按这个准则行事;以此要求别人,也以此要求自己;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也用这个准则加以评论。 1 “心之所期为者,志也”。这是王夫之对志的解释。志是人生所追求的有预定目标或理想的心理活动。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志向,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者,唯志而已矣。”然而立什么志,则是人生的重要问题。王夫之认为要“正其志于道,则事理皆得”。这里指的道,即他所说的“道之所在,义而已矣”     

从信息尺度看人类社会的本质与进化

个人与社会的本质具有内在统一性; 单从外在表现型的角度来看, 人类所独具的意识、语言和劳动集中体现着人类社会的本质; 而意识、语言和劳动则是人类把握、利用、开发、创造和实现信息的活动; 人类的进化主要不是生物进化, 而是文化进化; 而文化进化又是“体内进化”和“体外进化”的协同进化; 能动地把握、利用、开发、创造和实现信息是人类社会的本质; 把握、利用、开发、创造和实现信息的间接化 (社会化 ) 程度是社会进化的尺度。     

中国古代社会贞节观念的变迁与文学表现

贞节观念的产生之初表明了人类文明的开端,是人类为摆脱兽性,追求与禽兽有别的人性所作的努力,这是历史进步的结果.<孟子·滕文公上>中曾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明清哲学家物身、心物关系论中的信息认识论思想

明清时期的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已经看到了在人的认识发生的过程中，心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被人的感官和理性所中介的性质。王守仁的“心即理”的“致良知”说，虽然属于主观论的命题，但深刻揭示了人的认识被人的认识结构（先已形成的认知图式、理性框架）所中介的性质。王廷相的“思与见闻之会”说、方以智的“质测即藏通几”说、王夫之关于形神物遇而知的理论则更是对人的认识被人的神经生理结构、认识结构所中介的性质作出了统一性论述。     

王夫之历史政治思想略论

关于王夫之的历史政治思想，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他的历史政治观虽然是仍代表中小地主阶级进步派的利益，但已带有资产阶级启蒙的性质；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他的历史政治观的核心内容是维护封建道统，因而是保守的，甚至是倒退的。 笔者认为，这两种意见，实质上是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与他的历史政治观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 认为王夫之的历史政治观是倒退的，主要根据王夫之曾说过：“帝王之受命，其上以德，商周是已，其次以功，汉唐是已。”（《宋论》卷一）“商周之德，万世之所怀，百王之所师也。”（《读通鉴论》）卷二十二）而来则…     

王夫之心理思想研究

<正>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百科全书式的启蒙思想家,他在心理思想方面也是“推故而别致其新”,达到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最高阶段。王夫之的遗著中涉及心理学问题较多的有《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说》、《尚书引义》、《思问录》、《俟解》和《四书训义》等。本文试从心理学角度,对王夫之关于“心”、“性”、“知”与“能”、“情”与“欲”、“意”与“志”等方面的论述作一初步研究。     

王夫之史前史论初探

王夫之的史前史论,是他的人类史观的一个重要环节,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历史哲学中的早期启蒙思想和唯物主义成份。自先秦以来,中国古代哲人和史家就对史前史进行了许多探索。从荀况的“明分使群”的社会起源说、韩非的由上古经中古至近古的历史进化论,直到柳宗元的《封建论》中关于史前史的概括性表述,都不断丰富着古代历史哲学,增添着其中的唯物主义真理颗粒。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动,使王夫之从书斋走向社会,为现实而钻研历史。他一方面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批判精神,集古代史前史论之大成,另一方面以“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王敔《薑斋公行述》)的求实态度,运用对湘南一带少数民族实地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