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唯识论》中的唯识空观及其对“外道”的批判

佛教思想是在与不少其他宗教哲学派别思想的相互影响和冲突中发展起来的。大乘佛教虽然分为中观和瑜伽行两派，但它们在许多方面有共同之处，对其他派别的态度也有类似点。《成唯识论》中的唯识思想实际上包含了般若中观理论的重要成分，是瑜伽行派论述佛教“空”观念的一种基本形式。《成唯识论》从佛教的唯识空观出发，对其他派别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涉及各派的核心思想，而批判的重点则是各派学说中的实有观念。通过对这方面内容的分析，可以了解佛教与许多印度古代思想派别的基本理论差别。     

从儒佛之辨看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王阳明的心学,不能简单地界定为“醇儒”,或“禅学”,而是自信自立,多家会通,从而彰显出超越时空的大智慧。王阳明的儒佛之辨,不仅是对儒学本身的判教,同时也是对佛教禅学的判教,既认定儒学之理趋于功利化,也认定佛教的伦理缺位,无政治担当。王阳明的“良知”之学,是儒家之“有”,兼仙家之“虚”、佛家之“无”,是以儒为主,佛老为用。“圣学之全”是王阳明心学的真正“道统”,体现了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王阳明的实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虽有争议,但王阳明多次提到"实学"的概念,他的心学实属实学。他的实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特征:知行合一,力行实践,辨别义利。阳明实学与我们理解的近代实学,以及新实学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恰为清理近代实学思潮的流弊和研究新实学的走向提供了新的思路。     

“西学东渐”与朝鲜“实学”的近代化价值取向

朝鲜“实学”派学者们所积极倡言的“经世致用”、“利用厚生”、“实事求是”，容纳外来文化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开明改革主张，是由“西学东渐”形势促成的；这必然促使朝鲜逐步学习西方先进的近代化知识与思想观念，从而为朝鲜民族通过近代改革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奠定实学基础。因此，朝鲜实学中已经有了近代化价值取向的萌芽，是朝鲜在传统文化走向近代化的转变中产生的一种过渡思想。     

评季羡林先生主编的“中国禅学丛书”

评季羡林先生主编的“中国禅学丛书”莫常红禅,即梵语“禅那”的简译,意即思维修。禅宗则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独树一帜的重大派别,可以说是中国化的佛教。它在传播过程中逐渐融汇中国原有的文化,影响越来越大,蔚为大观。它给中国哲学、历史、文学、语言、绘画、园林和...     

燕岩朴趾源

燕岩朴趾源是十八世纪朝鲜实学派杰出的思想家和政论家,又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燕岩朴趾源于一七三七年三月五日诞生在汉城安国坊,字仲美,号燕岩。虽然出生在“冠冕大族”的两班家庭,但幼失父母,在祖父膝下,过着贫寒生活。从小喜好读书,爱好音乐和绘画,喜听世上趣闻和民间故事。燕岩不应科举,攻读“百家之流”,研究政治、经济、哲学、天文、地理、历史和文学。燕岩选择了实学之路。实学派思想运动是产生于十七世纪初叶,经过十八世纪更加系统化,至十九世纪由丁若镛集大成。当时,代表中小地主利益的先进贵族知识分子,痛恨李朝政治腐败,反对“空理空谈”、形式主义,主张通过研究实际事物来探求真理,解放奴婢,改革社会,这就是实学派思想运动的主要内容。实学派文学是“实用之     

合作、分歧、挽救:王阳明与议礼派的关系史

王阳明与议礼派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合作到分歧再到挽救的复杂变化过程."大礼议"刚刚展开之时,由于学术观点的契合,加上议礼派中的部分成员是阳明的弟子和仰慕者,王阳明与议礼派合作密切.随着议礼派全面接管政权,议礼派内部在如何起用王阳明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更因为思想背景的差异,以桂萼为代表的一方对王阳明产生了排斥感.阳明去世后,对阳明极其反感的嘉靖帝,企图彻底取消王阳明的恤典,此时议礼派居中协调,为王阳明挽回了部分待遇.这一过程一波三折,以致很多细节尚未受到明代思想史研究界的重视,反而被黄绾等阳明弟子具有偏见的记载所误导.客观而又全面地梳理这一过程,有助于更真切地反映王阳明以及阳明学派在嘉靖朝初期政局中的生存状态,从而丰富今人对王阳明的认识.     

明清之际学术转变对李渔的影响

明清之际学术转变对李渔产生了重要影响,表现为李渔具有不定于一尊的怀疑精神、疏狂和倨傲的性格以及鲜明的创作个性。王阳明的心学和明清之际的实学两方面的影响交织在一起,使李渔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具有心学为体、实学为用的性质。李渔热心治史,说明他受实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他建立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也大有裨益。     

李与关学

广义地讲,关学是指关中自张载以来的儒学,以注重实践为根本特征。李的“明体适用”说拓宽了关学实践的领域。他不但没有终结关学,而且把关学发展到了一个理学与实学相结合的新阶段,形成了一种与顾炎武为代表的汉学考据派、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史学派迥然不同的地方的学术派别。李决定了其后的关中学术发展方向。近代刘古愚以新学的形态终结了关学     

与施、周二先生商榷

在去年第三期《西北大学学报》上,读施、周二先生《词的“派”与“体”之争》一文,原因是周先生编词史,欲以婉约、豪放作为派别,并以豪放派为正宗。施先生对此有异议,谓婉约与豪放,是作品风格,宋人论词,未尝分此二派。于是又涉及“派”与“体”之争。此处不拟多引二先生之说,只根据个人见解,提出商榷。     

清末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论战评析

清末为了寻求救国方案,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步分化为两大派别——立宪派和革命派。两派改造社会与政治的理念有很大差异,并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双方理论虽各具特色,但又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所要达到的目标都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可谓是“殊途同归”。双方的争论是辛亥革命必不可少的思想跳板,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江西词派首领人物——晏殊

《宋诗派别论》指出:“诗之有派别始于宋。欲论宋诗,不可不知其派别。盖一派有一派之方法,一派有一派之习尚,一派有一派之长短,一派有一派之宗主。”为什么呢?《宋诗派别论》又指出:“凡派别同者,其诗之方法同,习尚同,长短同,宗主同。”     

当代美国的社会学和政治学(二)(观察和思考)

组织论社会组织论是面向社会稳定发展问题的理论探索的重要方面。不久前,社会组织论有两个派别。第一派即理性派,出自 M·韦伯、R·米凯利斯、F.泰洛,要求按“社会工程学”精神对待组织,根据生产需要设计组织及其各种成分。后来由此又分出了管理论。另一派即自然派,其观点源于孔德:它强调组织作为一种生物心理学     

王阳明诗歌中的禅学意蕴探究

王阳明诗歌中的禅学韵味浓厚深远,透露出禅思的智慧。其诗歌分为龙场悟道前和悟道后两个阶段,在他对真理孜孜以求的过程中,不断参思世事,参悟过程由量变累积到质变,最终达到悟道的境界。悟道后的王阳明诗歌敞露出一种通灵自在之畅快,展示出开悟之人的智慧与豁达。     

湖北在禅宗文化发展中的地位考略

禅文化在中国经历了禅学与禅宗两个发展阶段:道安在湖北襄阳注疏禅籍,深刻影响了早期禅学的发展方向,慧远把念佛与禅修结合开启了印度禅学中国化的序幕;道信与弘忍在黄梅开创的“东山法门”,是禅宗创立的标志.自弘忍之后,禅宗分为南、北二宗,其宗门渊源及领袖皆出自“东山法门”.如今以四祖寺、五祖寺为核心的黄冈地区佛教丛林,以弘扬“人间佛教”、实践“生活禅”理念为己任,继承发挥地域文化传统优势,形成鄂东禅宗文化圈.湖北不愧为中国禅文化的策源地、禅宗的发祥地、禅学领袖及禅宗祖师的摇篮.     

也谈止损

股市充斥着许多似是而非的理论，“止损”便是代表之一。在投资四大基本派别（基本面或价值投资派、技术或图表派、有效市场理论或投资组合派、从众理论或行为心理学派）中，“止损”显然是属于技术或图表派的。因为他们专一根据价格走势的图形和趋势来选择股票，并不考虑股票后面是企业，或者不太关注价格后面公司的基本面情况。那么，他们的投资策略就很奇特，     

张孝祥的禅宗思想及禅学渊源

张孝祥的思想颇多禅宗随缘妙悟的成分。其禅学思想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宋代浓厚的的禅学氛围和禅宗学说；二是张孝祥家族笃信佛教的传统。张孝祥与禅宗的重要宗派临济宗的高僧多有交往，并崇信高僧大慧宗杲的学说。而其家族对佛教有虔诚的信仰，张孝祥自小耳濡目染，深受其影响。     

王阳明的心学与美学合论

王阳明（1472—1529）的心学，是实践道德论，是关于人的道德生活的学说；他从中国传统的心理学、伦理学的道德论出发，建立起了包括本体论、修养论、事功论、知行论、人性论，乃至文化的人格美学思想的统一体系。‘心学’是以‘心’为基本观念，而建立起来的哲学思想。此学肇端于三王（尧、舜、禹）‘十六字心传’；接受孟子及禅学的影响；大兴于宋、明；以宋·陆象山、明·王阳明为其代表。王阳明‘心学’的特色是以心为宇宙的本体，以心为一身之主宰：“众理众德皆摄归于心；做人、立身、处事的工夫，当求诸心。”所以他说：“圣人之学，…     

朱陆“禅学辩”刍议

在“朱陆之争”的诸多论题中,二人关于“禅学”的辩论颇有特色。所谓的“禅学辩”就是朱熹、陆九渊二人围绕着己学与禅学的关系而展开的一场论辩,它既包括二人对佛禅之认识上的争论,更包括二人对对方指责自己的学说为禅学的激烈辩护。表面上来看这一论辩涉及的是儒佛的关系问题,而就其实质来说,则事关儒门的道统问题,是朱陆二人借此辩难来树立己说的儒学之正统地位。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朱陆“禅学辩”实质上不过是二人的门户、道统之辩。     

谈“学衡派”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关于“学衡派”的性质,没有引起过怎样的争论,但论述这个派别的性质和表现的具体说法却是不一致的。一九五一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在提到这个派别时是这么说的:他们“是标准的封建文化与买办文化相结合的代表”。然而在具体论述这个派别的表现时,却只提到一点他们如何反对白话、提倡文言的事,并没有以足够的论据来证明“学衡派”的反动性质。稍后出版的《中国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