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佛经翻译与注疏略述

道安是中国早期佛教史上具有广泛影响的一代名僧，东晋佛学大师，是当时的佛教领袖。道安主持翻译佛经，开一代佛经翻译之新风，成就斐然，后人赞其文章、思想俱称巨子。道安积极从事注疏、整理佛经，纂辑经录，开辟了中国佛经注疏的新起点，为我们了解和把握印度佛教提供了依据。在我国佛教思想史上，道安的学说，标志着只事翻译、只顾咽吞的阶段已经结束，开始了初步消化融合的新阶段。研究和评述道安的佛经翻译和注疏，对于领会道安的佛学思想，了解与总结我国古代佛教的形成、传播与影响，都是十分必要的。     

道安的般若思想与"毗昙"--理解佛教中国化的一个维度

汉地佛教主要是大乘佛教,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与此相应的伦理观念背景,小乘佛教在汉地无法形成气候.但是,笔者认为,小乘佛学,尤其是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摩"即"毗昙"之学对中国佛学、佛教的影响至为深远,有必要对小乘佛学对中土大乘佛学的潜隐的作用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以东晋道安的般若思想与"毗昙"的关系作初步考察,指出毗昙对道安的般若思想的影响,以此为个案,作为理解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新的视角.     

二十世纪思想界对中国传统佛学的批判与抉择——以太虚印顺为例

20世纪佛教思想界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调整传统思想以应时代要求。太虚以“法界圆觉”思想为根本,对中国佛学持维护立场,并试图将之综合纳入适应新时代的佛学体系;印顺从“性空唯名”的角度出发对中国佛学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二者对中国传统佛学态度的差异有各自的时代考量,他们探讨的佛教理论与实践问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拾遗记》佛学影响探源

《拾遗记》中部分源自佛经的传说故事以及一系列佛教术语的出现,说明《拾遗记》的作者道士王嘉受到了佛学的影响。而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思想的盛行、王嘉与佛教高僧道安非同寻常的关系以及这一时期道教徒普遍的道教方术与佛教幻化之术并不相互抵忤的思想则是王嘉受到佛学影响的重要原因。《拾遗记》记述的这些与佛经有关的传说故事,也反映了佛教在中土逐步发展兴盛的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向中土世人宣传佛学内容的不同。     

从诠释学的角度看宗喀巴佛学体系的建立

宗喀巴大师最重要的佛学著作都和佛教的经典以及前人的论典分不开,为了研究宗喀巴的佛学思想,就必须对他自己的观点进行剥离,以便对大师的佛学体系进行全面定位。本文从诠释学的角度入手,力图揭示宗喀巴于诠释中所进行的重构,以理清宗喀巴佛学思想中的“己意”与“他意”,尤其是理清宗喀巴与月称佛学思想的关系,使我们能在继承与发展中全面准确地把握宗喀巴的佛学思想。     

魏晋玄学与佛学的中国化

魏晋玄学的兴起 ,在思想理论领域为佛学的中国化提供了机缘。玄学理论为佛学思想特别是般若空论的阐释所利用 ,因而佛学的中国化最初表现为佛学的玄学化倾向 ,但佛学又极力保持着佛教独立的宗教地位。僧肇在批判六家七宗的同时 ,阐发了般若空观本义 ,既标志着佛学玄学化倾向的终结 ,又标志着佛学中国化在玄学的推动下进入了新的阶段。     

章太炎佛学思想略论

作为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 ,章太炎不仅积极赞助民族民主革命 ,提倡国学 ,而且还有不凡的习佛经历。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内容丰富 ,影响广泛。他不仅把佛学思想作为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 ,为“作民声”而“作佛声” ,而且还从学理上阐发佛教哲学的基本观点 ,评判中国佛教流派 ,考辨佛教历史 ,呼吁佛教改革 ,为佛教在近代中国的复兴而奔走呼号。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始终与他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交织在一起 ,是近代中国宗教思想与社会思想互动离合关系的一个重要体现     

江苏青年学人

杨维中杨维中,1966年生,陕西千阳人,哲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如来藏经典与中国佛教”(04CZJ002)。如来藏思想是中国佛学的核心。然而,近代以来的日本和中国佛学研究,在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诠释方式之后,对中国所流行的如来藏重要经典产生了怀疑,并且由此形成了“如来藏思想批判”思潮。其实,无论是中国本土的反传统阵营,还是日本的“批判佛教”的干将,对于如来藏经典的“疑伪”以及对于“本觉思想”非佛教的判定,都是“言之有自”、“查无实据”的。近代以来针对如来藏经典的反思或“…     

试论唐代道教哲学的思想渊源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兴盛阶段，在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学术界历来以隋唐佛学作为研究重点，却对同时期已趋于成熟的道教哲学思想多所忽视。唐代道教哲学无疑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代表者即是近年来逐渐引起学界关注的“道教重玄学”。唐代道教哲学若以重玄学为代表，可分为初唐以成玄英、李荣为代表，中唐以司马承祯、唐玄宗为代表，晚唐以强思齐、杜光庭为代表的三个阶段，具有传承、开放、融合、思辨等多种学术特征。探究其思想内涵与性质，实是以老庄哲学的“道”论为本，扬弃魏晋玄学的有无之论，吸取佛学三论宗的部分思想内容，熔铸形成的“以重玄为宗”的新道教思想学说。倘若从哲学史的视野加以审视，其中老庄哲学、魏晋玄学与大乘佛学三论宗共同构成为唐代道教哲学的主要思想渊源。     

方东美论中国大乘佛学与道家哲学智慧

方东美认为,华严宗以其“理事圆融”的本体论和“内具圣德”的人性论,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大乘佛家的哲学智慧。这种智慧,是来自印度的佛学思想与中国哲学相结合的产物。他肯定了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对中国大乘佛学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但他更多地作出论述的,是中国大乘佛学在其形成阶段所受道家哲学的影响。他认为当佛教传人中国之后,正值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导致的儒家思想衰退、道家思想复兴时期,因此外来的佛学主要是在道家思想影响之下而形成高度哲学智慧的。这种对于儒家与道家在魏晋思想界不同地位的看法,再次表明了方东美在学术文化上反对卫儒家之“道统”的基本态度。     

宗白华美学思想与佛学的关联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一直比较重视宗白华美学思想与西方思想、中国老庄思想关联的研究,但对其与佛学思想关联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宗白华思想与佛学关系密切,在哲学层面,宗白华依据佛学理论来理解叔本华等西方哲学家,确立体用兼备的人生观思想,关照军事、科技等现实生活,佛学是其哲学思想的最高精义;在美学层面,宗白华依据佛学理论确立同情说、静照说、意境说等,佛学是其美学思想的最高境界。总之,宗白华依据大乘佛学的精深义理来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解决他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因此,佛学是宗白华美学思想最深的心灵。     

略论达波拉杰的如来藏思想

达波拉杰是达波噶举派的开山鼻祖,如来藏思想是其佛学思想的一部分重要内容.他认为如来藏即是成佛之因,是众生之所以成佛的根据,然而在其不同的著作中,他对如来藏思想有着不同的表述.为了完整地深入了解达波拉杰的如来藏思想,本文试着从“本元心”说、“俱生心性”说、“自性印”说、“平常心”说、“法身”说和“法性旨趣”说六个方面全面对其如来藏思想进行了解读.     

章太炎的《齐物论释》与华严哲学

《齐物论释》是章太炎所撰“以佛解庄”之哲学作品,自谓其思想创见为“千载之秘,睹于一曙”。通过章太炎《齐物论释》中对佛教华严宗法界缘起诸教义的阐发与反思的方式,可见章太炎“以己意进退佛说”,其对佛学的态度是试图汲取思想资源来证成自己的哲学体系,同时也可见章太炎的佛学思想濡染了颇深的理性主义色彩。     

慧能的佛性思想及其演变

佛性是众生成佛的理论根据,属于佛学本体论(Ontology)范畴,它是随着大乘佛教空宗走向极端而产生的一个理论概念,后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佛学理论.在佛教史上,慧能以他超人的智慧建立了独具创新意义的佛性思想,并以此为核心     

《肇论》与中印文化交流

《肇论》这部文辞优美、思想深邃的佛教哲学著作是印度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完美结合的产物。《肇论》所使用的语言概念、表达形式以及思想内容都深受老庄和魏晋玄学的影响,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肇论》准确地领会了印度大乘佛教的中观理论,并以“刹那存在论”为基础,论证了“动静未始异”和“物不迁”的佛教动静观;《肇论》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了印度大乘中观的“假有性空”、“非有非无”的缘起思想,重新审视了中国传统的有无之辩,在中国哲学史和佛学史上形成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佛教本体论体系,从而开创了中国哲学和佛学发展的新阶段。     

禅宗的“本心”论与王阳明的“良知”说

王阳明是明代大思想家,宋明理学中心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批判朱熹理学思想过程中,创立了“良知”说,即以“良知”为本,倡鸟语花香、山川水流及其宇宙万物皆由吾心之良知中出,从而既冲破了朱熹理学的束缚,又克服了陆九渊一切唯“心”心学的不彻底性,彻底完成了心学体系.“良知”说也即是王阳明哲学体系的核心.王阳明以“良知”为本的心学思想固然是理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但另方面也与佛学特别是禅宗思想影响分不开.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自幼笃志二氏”,认为“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传习录上》)所以,他的“良知”说实际上与禅宗的“本心”论思想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论“童心”内涵之佛学解读

“童心说”是李贽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李贽的哲学思想呈现出儒、佛、道多元化态式.李贽的后半生潜心研究佛学,但他不是认为物质世界为虚幻,而是肯定物质世界的真实存在,正视现实世界.写于万历二十年的《童心说》,无疑受到了佛学思想的影响.“童心”的内涵与佛学的关系是多方面的,本文从“童心即最初一念”、“童心即绝假纯真”、“童心即清净本原”三个方面探寻李贽从佛学角度对“童心”作出的解读.     

论自我实现的途径

“自我实现”或“成就感”是企业在进行激励员工时所必不可少的关键词。然而,对于什么是“自我实现”,企业管理者基本上是不甚了了,甚至连国内不少的心理学家于此也有着根本性的误解。本文旨在通过追寻马斯洛对“自我实现”的研究轨迹,回归其“自我实现”的真实意义,并依据促使马斯洛思想转变的佛学理论,提出了“自我实现”的途径和方式,希冀以此可以为那些终日在物质领域进行激烈竞争的管理者们提供一副清醒剂。     

佛门弟子，还是儒家信徒——李贽学说学派性质的再认识

有明一朝发展到极致的“外儒内法”的社会意识形态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媚俗化价值取向的风靡．不仅使我们民族也使思想家李贽面临空前的信仰危机，并且最终导致了李贽的逃儒入佛之举。然而，李贽所理解的佛学，并非是一种宗奉“绝对他者”的佛学，而是一种笃信“内在超越”的生命化的佛学。这使李贽所宗之佛学实际上和以“易教”为其原教的儒学息息相通、精神相契。故李贽与其说是对佛学的皈依，不如说是对原儒的回归。而这种回归是一种吸取了佛学出世取向、包含了其对后儒之否定的回归．是一种所谓的“后后儒”意义上的回归。     

略论梁启超的"应用佛学"

梁启超的"应用佛学"是近代中国佛学思潮的前身,作为梁启超思想的一个部分,体现了他本人的思想特色.根据梁启超的思想变化,本文把他的佛学思想分为启蒙、佛理与经世思想冲突、以佛学为国教的尝试、作为学术与人生的佛教四个阶段.从佛学与经世、佛学与政治、佛学与学术、佛学与西学四个方面,分析了"应用佛学"几个基本的向度.最后把他的"应用佛学"放到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在与其它的佛学思想做比照之后,肯定了"应用佛学"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