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郑板桥的审美观

郑板桥“适天”“全性”的哲学思想决定了他在审美趣味方面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他欣赏自然美，也不排斥时态美，却不主张人为地制造畸态美。在诗文创作方面，他推崇“沉着痛快”的艺术风格，却又兼容司空图的韵味说；在书画方面，他主张脱尽时习；提倡清新自然、简约平淡的作品。他在评论别人作品时常以“乱”为赞词，自己在创作中也常常追求“乱”，从审美的意义上说，这种“乱”，实际就是“活”。郑板桥生活的时代是我国历史上市民力量和市民意识又一次抬头的重要时期，他和同时期的曹雪芹、戴震们一起，不同程度地要求个性解放，表现了市民阶层的美学理想。     

爱国、救国──梁启超矛盾生涯的主线

梁启超（1837—1929），广东新会人。他作为晚清和民国两个历史时期的杰出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较大影响。学术界对其评价亦颇有分歧：或认为他是近代思想解放潮流的勇士，是“言论界的骄子”，是近代史上的“王安石”、“张居正”，或认为他是戊戍变法后步步下滑于堕落道路的革命绊脚石，是声名狼籍、反复无常的政客和小人；等等。如果我们从表面上粗略一看，梁启超确实充满着矛盾和反复：师从康有为后又反康；支持孙中山而又泼孙冷水；拥护袁世凯却又倒袁……。但一旦透过现象从深一层次去考察，就不难发现，有一根主线自始至终地贯串…     

弥尔顿与近代英国共和主义

约翰·弥尔顿是英国内战时期十分重要的共和主义思想家。他反对暴君，为处死国王声辩；主张在英国建立共和制；还提议设立永不休会的最高议事会作为主权的代表者，辅以地方自治，以建设和平、安全、繁荣的自由共和国。弥尔顿抛弃了古典的混合政体理想，却并未附和“公民人文主义”的德行话语；他持有坚定的共和理想，但考虑实际问题时，亦重视后果的权衡；他的自由观，有别于新罗马作家的政治自由概念。弥尔顿的共和主义，兼顾“智慧” 与“同意”，融古典与现代于一体，属于一种修正了的共和方案。     

论郭沫若的历史剧理论

郭沫若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剧理论的提出者之一。在历史剧同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他主张“借古鉴今”，表现历史的真实；在历史剧的创作上，他强调“失事求似”，写出历史的必然与可然；郭沫若重视社会悲剧，要求充分发挥悲剧的教育作用，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可以写悲剧。     

论朱高炽的历史地位

明仁宗朱高炽是明朝的第四位皇帝，由于他在位不足一年，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在永乐时期渡过的，因此他的政治作为和历史地位往往为后人所忽略；但事实上，他是明朝前期继朱元漳和朱棣之后的重要统治者，他的主要贡献一是在永乐时期协助朱棣治理大明帝国，二是在洪熙时期适应社会形势的需要，全面改变了永乐时期的开创性国策，结束了明朝国力的超负荷状态，首创利国利民的“仁宣之治”，使明朝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安宁的新时期。     

宋玉的文学贡献与历史地位

宋玉的文学贡献与历史地位罗漫中国文学史上，有两位作家一直与屈原并称，一位是庄周，并称“庄屈”；一位是宋玉，并称“屈宋”。然而宋玉却没有庄周那样幸运，进入２０世纪以来，由于某种历史的误会，他在文学史的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在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英雄的终结——吴满有“投敌”的历史真相

吴满有是延安时期最为著名的劳动英雄。作为典型，他是政治组织、媒介合谋的结晶，然而他的结局却充满历史的疑云。相关历史资料，甚至是国民党党报互为佐证之后，可以看出，吴满有的“叛变投敌”本质上是国民党及其媒介操控下的“被投诚”，但也有其无法诠释的疑点，这最终成为战化语境下吴满有悲剧的诱因。     

走向合理启蒙:恩格斯与尼采

自青年时期到成年时期，恩格斯和尼采皆从激进启蒙立场向更合理的启蒙立场调适；回归自然和辩证对待历史传统是其最典型的表现。恩格斯与尼采在批判基督教、肯定永恒轮回、力主回归自然、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前提下给形而上学留出一定合理空间、传统道德遮蔽和掩盖现实等方面，具有诸多类似性。批判基督教及其哲学基础，批判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是他们的共同点。但尼采对基督教的批判走向了对新神狄奥尼索斯的推崇，恩格斯却把无神论贯彻到底；尼采以永恒轮回解构近代以来的“进步”观念，恩格斯却把永恒轮回限定在宇宙学意义上，不让其介入现代文明的价值系统；尼采肯定的自然正当是基于大自然或第一自然，恩格斯肯定的自然正当不全基于大自然，更基于历史发展特定阶段的自然或第二自然。“形而上学”对于恩格斯主要是一种思维方式，而对于尼采更是一种存在论和价值体系。两人虽无直接交集，却有很多共同话题，存在一定思想交集，值得我们探究。     

苦闷彷徨中的探索——郭沫若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初夏文艺思想浅析

郭沫若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初夏的文艺思想,在郭沫若研究中是一个还需重新认识、评价的重大问题。过去的一些评论文章,在谈及他这时期的文艺思想时,虽在某个问题上也不乏独到中肯的见解,但却有一个通病,即对他这时期的文艺思想的复杂性认识不够,往往是蜻蜒点水,较少细致,全面的分析和评价。在论证某个问题时,往往忘记时间界限,把他前期或以后对某个问题的看法掺杂在这一时期中,甚至认为:这个时期的郭沫若,“思想上出现了一个低潮时期”,但他的文学活动却“集中地体现了他的以文学向社会挑战的战斗精神”。类似的论断,不仅是矛盾的,而且与史实也是有出入的。我认为,正确地评价一位伟大的作家,既要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也要对作家     

从萨特返身内求的道德责任观看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责任的辐射泛化性

道德作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惩恶扬善的软标尺，在人类历史上与人朝夕相伴、如影随形。尽管中国志代礼仪典籍浩如烟海，道德律令比比皆是，但却没有一部真正注明什么是道德责任；“文革”十年，我们又使人性政治化了，“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乃至是生活的全部。在那样的环境下，每个人都力图寻找他人的所谓“政治错误”，以显示自己的“革命立场坚定”；同时又担心他人抓住自己的某些“把柄”去“表忠心”、去“献茶”。于是人心慌慌，造成了上下之间、同志之间、家庭内部各成员之间人人自危、个个诚恐、貌合神离、互相防范，从…     

波普尔“历史非决定论”思想产生影响的原因探析

作为批判理性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卡尔·波普尔，其一生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他的历史决定论上。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驳斥，即他的“历史非决定论”思想从总体上讲是站不住脚的。但他的这些错误思想在世界上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人们中间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认同。究其原因，我认为这首先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本身存在严重问题有关；其次与他批判的特点有关——用貌似纯科学的方法作纯学术的批判；三是其批判锋芒所指虽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但主要是指17—18世纪历史决定论，特别是指被教条化、庸俗化和曲解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更深层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是在实践中运用辩证逻辑概括出来的，而波普尔的批判主要运用的是形式逻辑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这样的逻辑和方法是人们通常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方法。     

“每事务于宽厚”的汉章帝

“每事务于宽厚”的汉章帝曹金华汉章帝刘但，是东汉第三代继世令主，也是以＊宽厚长者”著称的封建帝王。在他统治时期，曾一反光武、明帝之“严切”政治，实行了“每事务于宽厚”①的政策。虽然其在位仅十三年，但这一政策却对东汉政权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颇有...     

“制度创新”=“致命的自负”?──兼谈中俄改革思路的选择

中国的经济、社会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改革之为制度创新，首先是人的意识观念问题；这些年来西学东渐，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探讨；所谓“本土化”就是一例。就中国改革的思路选择来说，既是一个思想理论问题，又是一个技术实践问题。制度演进和制度变迁史上若干正反事例表明，人的“意识”决定着人的“自负”在制度形成中的“权重”，这又进一步决定着制度创新的结果。中俄改革思路在现象形态上没有“同名”性，但在“制度创新”的意义上，它们却都是历史的选择而非改革者或决策者的意愿。     

从《〈伦理学原理〉批语》看青年毛泽东的理想人格追求

《〈伦理学原理〉批语》是体现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的代表作。在《批语》中，他提出了“自我实现”的理想人格，并阐明了实现这一理想人格所应遵循的原则，即个人主义原则与现实主义原则。青年毛泽东对理想人格的探索与追求虽有不成熟、不科学的地方，但在“五四”启蒙运动时期却具有极强的感召力，并为他日后伦理学、哲学学说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陈炯明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初探

在中华民国史上 ,陈炯明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 ,并非一开始就是军阀。国民党因为他炮轰总统府 ,认为他是革命叛徒 ;共产党因为他搞“联省自治”而抨击他。众多论著都只谈到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关系 ,却不提他与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但实际上 ,在他驻军漳州和主持粤政时期 ,对传播社会主义思潮 ,对革命势力在广东的发展起了促进和推动作用 ,我们应该对他有一个全面的、完整的认识 ,尽可能做到还历史本来面目     

亚布力滑雪

欢欢是班里出了名的“捣蛋鬼”。哪一天他要是没出什么状况，那这一天肯定是我最安宁、最开心的一天了。你瞧，刚下课，他就冲出教室把别的小朋友撞倒在地，自己却若无其事地向前走；几个女孩予好端端地在跳皮筋，他却一把抓起皮筋扔进了卫生间：小朋友们正津津有味地吃着饭，他却把自己吃剩的骨头扔在别人的菜里；还时常把别人的东西东藏西放，却高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欲济无舟楫——晏子文化人格的内涵

晏子是优秀的政治家,但其内心深处却潜藏着巨大的痛苦,根源在于他把自己看做“士”,渴望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但君权至上的宗法等级社会却使他只能处于维护君权的从属地位,没有给他提供实现愿望的条件。这种痛苦是文化人格悲剧二重性的体现,它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渗透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形成了中国文学悲壮昂扬、愤激苍凉的艺术风格。     

明武宗：从历史人物到文艺形象

明武宗：从历史人物到文艺形象陈抱成明清以来流行社会的种种文艺形式中，曾经活跃过一个新奇别致的“昏君”形象。人们不讳言他的昏庸，但又似无意将他打入桀、纣、徽、钦的行列；创作者和观赏者都嗤鄙他的荒诞，而那神情却轻松得像是在述说一桩意味深长的奇人趣事。惟其...     

请关注老年诗文化现象——序《赵润民诗选》

赵润民同志与我结交半世纪，相知甚深。他长期从事党务工作，“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后来爱上了写诗，随感而作，成篇颇多。他将诗稿送给我看，触发了我许多感想，我鼓励他集印成册。现在，他准备付印，要我写几句话，我欣然应允。像我们这样七八十岁的老同志，大都参加工作颇早，而文化素养偏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之后，不少同志补习文化课，学书画，学写诗，学文学，其热情高且弥笃。学写诗，走的是一条思想艰苦却又充满情趣之路。涉足此途，心驰神往；进入角色，思想集中；吟哦推敲，断须几茎；名利荣辱，全都忘光；…     

周履靖词曲创作比较论

周履靖是晚明时期所学甚杂的通才型文士，也是典型的“山人型”作家。他词曲兼作，其词作多一词一调之举，表现出乐于尝试不同调式的浓厚兴趣；但却对《渔歌子》一调有大量填制，这与他渴望隐逸山林、啸傲江湖的志趣相关。周履靖在散曲创作中几乎专作南曲套数，且多歌咏隐逸之乐，与词中主要题材内容相一致。因受明代曲体词化与词体曲化风习的浸渍，周履靖词曲的主体风格一同呈现出“清疏”的特征。无论从题材内容方面还是从审美风格方面看，周履靖的词曲创作都表现出一种趋同性特征，这与晚明词曲二体总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