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对“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传统的解读

通过分析“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路径中有关社会、文化等概念,可以得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从而弥补当下记忆研究无范式的缺陷。这一范式尤其体现在与神圣记忆密切相关的“社会框架论”、社会品质,以及卡农、神话、节日等概念中。从社会学角度看,能够促发人们回忆的社会力来自涂尔干所谓的“神圣社会”。哈布瓦赫记忆理论中的“社会框架论”和“社会品质”概念是涂尔干的“社会本体论”思想的核心表现,由此形成一种哈布瓦赫的“神圣记忆观”。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卡农”,也是一种神圣记忆。卡农等概念是扬·阿斯曼对哈布瓦赫的“社会框架论”的继承和推进。上述要素构成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的基础。从“取向”讨论转向“范式”分析,有助于推进社会记忆研究传统的生成和发展。     

自杀与现代人的境况——涂尔干的“自杀类型学”及其人性基础

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提出的“自杀类型学”是他对自杀研究做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他通过自杀的社会类型展开的广泛解释和论述,是和其著作中的一些实质问题密切相关的。本文检视了这个类型学的一些关键方面和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涂尔干的人性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强调了涂尔干社会理论的人性基础;这种分析也表明,涂尔干的自杀类型学是他继《社会分工论》之后对个体与社会关系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和推进。另外,涂尔干通过对作为社会事实的“自杀潮”的独特的社会病理学分析,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境况。因此,《自杀论》的经典意义在于其将理论图式与时代问题紧密结合起来的研究范式,这充分体现了古典社会理论的本质特征。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与“宗教”的中国命运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出人意料”的现象之一。对此，学界提出了“传统的发明”、“国家-社会关系”、“宗教市场”三种解释模式。本文认为，解释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不能将宗教现象还原为“政治”或“经济”等其他范畴，而应将之视为一种自成一类的事实，一种人的基本条件，同时应充分理解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对 “宗教”的塑造过程。中国农村的宗教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这一塑造过程之外，因此，可能存在着尚不为学界所充分认识的社会机制，有着提供本土理论的潜力。本文认为，在世俗化理论和市场理论之外，应该尝试使用“礼物模式”探索这一社会机制。     

“关系”动态过程理论框架的建构

既有的多立场的“关系”理论存在着一种去关系化的实体主义思维倾向,因而未能看到“关系”的关系性,从而无法有效地理解“关系”的动态过程,即关系情境和行动者不断反复进行的互动过程,因此这种理论无助于人们全面地掌握和理解“关系”和“关系”现象。本文认为,分析“关系”和“关系”现象问题还应当结合关系社会学和结构化理论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一个有关“关系”动态过程的理论架构,最后本文强调对研究方法学予以综合运用是把握这一主题的可行取向。     

国家法团主义视域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

本研究以法团主义理论为基础,以授权、控制和垄断性等概念为分析工具,运用个案研究方法对上海市不同类型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这一议题,做了比较深入和全面的分析与探讨。从国家法团主义的理论视角来看,由个案与政府互动关系的研究中可以提出以下两个创新概念：“庇护性国家法团主义”和“层级性国家法团主义” 。采用同样的理论视角来观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的发现是: 它们正经历着一个由“直柱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状态”向“漏斗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状态”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多少显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已经出现了模糊的分界。     

卡里斯玛、公共性与中国社会——有关“差序格局”的再思考

对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已有的研究大多从个体与不同类别的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差异性出发来讨论。笔者以为,类似的模型几乎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文化里找到,仅从这一视角出发肯定有所偏差。事实上,费孝通认为存在两种“社群”：由团体格局所形成的“团体”和由差序格局形成的“社会圈子”。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不在于西方只存在“团体”,东方只存在“社会圈子”,而在于这两种“社群”在社会构成上的不同。笔者由此指出,“差序格局”的实际含义是强调由“差序”所构成的社会组织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主导与支配地位。中国所谓的公共领域,实际上由私人领域扩张与转化而来,或者受到私人领域的支配,这也使得中国社会的公共性供给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并取决于处于“差序格局”中心的某个个体或某一批个体的道德性     

网络左翼的三重面相:基于个案观察和大数据的探索性研究

本文在质性观察和归纳的基础上提出一个由“思想理论资源”与“立场取向”两个维度构成的理论模型,用以建构关于网络左翼思潮的类型学。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个案观察加大数据文本分析的混合方法对三种网络左翼思潮进行研究,从经验上辨识与类型学一致的左翼社会思潮,即“国家主义左翼思潮”“民粹主义左翼思潮”与“自由主义左翼思潮”。此外,我们利用监督性机器学习技术与社群侦测技术,辨识各个网络左翼派别的社群结构,并分析它们彼此之间的网络互动与社群结构的演进。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主义左派”逐渐式微,不再构成相对独立的互动社群;“民粹主义左派”与“国家主义左派”之间存在更密切的关系,但两者间裂痕的扩大也带来网络冲突的增加。     

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从丧服制度看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

本文是对以“差序格局”为基本特征的中国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理论研究。差序格局的形式和内容可以回溯到先秦时期延续至晚清民国的丧服制度。通过对经学文献中关于丧服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出“亲亲”和“尊尊”是构成这种制度的基本原则。亲亲和尊尊结合在一起,从家族延伸到政治,塑造了古代政治、社会关系的一些基本特征,这些特征仍然在当代的政治和社会关系中有明显表现。本文指出,亲亲和尊尊与儒家思想中提倡的“仁”与“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后者作为基本伦理和美德,以亲亲和尊尊的形式表现于社会结构之中。本文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研究中“关系”和“人情”等现象的历史根源。     

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六城市调查数据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利用一项大规模的入户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接受度问题。与以往基于“消费者行为研究”框架而采取“个体决策行为模型”的研究不同,本文从风险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出发,试图发展一个“社会行动模型”的理论框架,以解释个体在“风险社会”中面对一项新技术时的决策行动受到哪些社会性因素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公众对推广种植转基因大米的接受度不高,与2002年相比有明显下降;传统的“个体决策行为模型”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其决策行为是基于有限知识基础上的“有限理性选择”,大众媒体的影响、对“专家系统”的制度性信任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宗教信仰选择：一个西方宗教经济学的文献梳理

本文在回顾归纳国外宗教经济学相关理论和经验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供给-需求”分析框架。笔者认为,既有宗教经济学理论主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来解释信仰选择的作用机制。宗教市场理论从供给出发,认为宗教市场结构是宗教信仰的重要决定因素;宗教社会资本理论、宗教家庭生产模型、宗教人力资本模型和宗教事后保障模型则从需求角度出发,分别强调社会网络的人际依恋、宗教参与的机会成本、宗教产品的生产效率和宗教组织的公共物品供给因素等在宗教信仰选择方面发挥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宗教信仰领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引入宗教经济学视野一方面能为考察分析当今中国宗教信仰现状及推动其理论发展带来相应的契机,另一方面应考虑中国与西方社会之间的差异以及特殊性,对该视野的运用要有所甄别。     

对宗教组织之信任的探索性研究——以上海数据为例

本文利用上海市的调查数据,从宗教归属、人口学变量、社会经济地位因素、社会信任、社会参与和其他机构信任等方面对宗教组织信任进行分析,了解人们对宗教组织信任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并对相关的研究进行回应。结果显示,与对其它机构的信任相比,民众对宗教组织的信任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宗教归属、社会信任、组织参与和对世俗机构的信任对宗教组织信任的影响最大;阶层、社会参与也有一定的影响;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等无影响。     

SPECIAL ISSUE： RELIGION AND SOCIETY：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Beyond exclusive religions： challenges for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in China

中国宗教的快速发展及相关研究将有可能重塑宗教社会学的边界。由于过分强调对排他性宗教的研究,宗教社会学一度被称为“基督宗教社会学”。然而,非排他性宗教主导的中国社会却对此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为其提供了发展机遇。在微观层面上,非排他性宗教的普遍存在对植根于西方社会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改宗”和“委身”——构成了挑战。在组织层面上,它挑战着“教派-教会”理论,提醒我们要对非科层化的宗教组织给予关注。在市场层面上,社会学家可以考察非排他性宗教何以在中国宗教兴盛的原因。     

如何在社会调查中更好地测量中国人的宗教信仰？

由于西方社会排他性强的聚会性宗教占主导地位,而中国排他性弱的混合宗教更为兴盛,故中国的社会调查运用宗派本位的西方宗教测量工具会遇到遗漏或错分信仰群体等问题。对此,本文从信仰归属、宗教实践、宗教组织成员资格三个维度及这三个维度之间的逻辑关系上提出中西宗教之差别对问卷调查的影响。通过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尝试神灵本位的信仰测量方案,以及将其分别与该调查前后两轮追踪调查的问卷设计和数据相比较,本文检验及展现了既有测量工具在采集中国人宗教信仰数据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宗教信仰社会测量的建议。     

“祭祀不祈”与“内尽己心”:以祭礼中的“鬼神”为例论儒家思想的“理性主义”

本文以儒家典籍中的“鬼神”为研究对象，借此对儒家思想的“理性主义”特征进行讨论。儒家思想对鬼神的理解，继承了巫术时代鬼神能影响现实之认识，又为其赋予了新的内涵。新的内涵以“形气论”为认识基础，一方面将鬼神世界与人间世界视作同质且可以互相沟通，极力强调鬼神尤其是“人鬼”与祭祀者之间固有的“父子”关系的重要性，形成了以“报本反始”为核心意义，以“格神”“敬飨”为直接目的的祭祀之礼；另一方面，儒家强调，“格神”的最关键条件是主祭者“事死如事生”的“诚敬之心”，而这一诚敬之心源自于“孝”的情感。     

诸神之争的再阐释:一个社会学的结构视角

世俗化及逆世俗化范式的对立其实蕴含着更大的连续性，即如何理解宗教多元主义背后的诸神之争，总的来说，韦伯之后那些解释宗教变迁的理论范式均未突破韦伯对宗教的比较研究范畴，难以在当前复杂而多元的文化环境下为个人提供总体指导，但是二者共同揭露了诸神之争条件下西方宗教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交互作用所促成的理性化的动力机制，即西方宗教维护自身价值理性的方式从中世纪教会主导的政治性垄断过渡到现代性条件下宗教多元主义的市场化竞争。     

Is religious and existential well-being important in quality of life in Hong Kong Chinese?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deter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general QoL is predicted by religious and existential well-being,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intensity of participants’ religious and personal beliefs. Additionally, we examin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ristians, believers in the Chinese religions, and those who are not religious. The study is based on the secondary analysis of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on the Spiritual Well-being scale (SWBS), which encompasses religious (RWB) and existential well-being (EWB). Participants (N = 445) were comprised of three religious subsamples for known group comparisons: a Chinese religions group (CRG) (n = 133), comprising Buddhism (23.1%), Taoism (5.2%), folk religions and ancestral worship (1.5%); a Christian group (n = 144) consisting of Roman Catholics (8.3%) and Protestants (24%); and non-believers (NRel) (n = 167). Regardless of their religious affiliations, QoL scores were the same in the overall sample. However, when taking the extent of religious commitment and sense of belonging into consideration, religious believers had higher scores in QoL and SWBS than non-believers (highest in Christians, followed by CRG and NRel). Hierarchical regressions showed that EWB was the only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QoL after controlling for gender, age, and the extent of religious belief and commitment. The data indicated positive influences of religious beliefs on QoL and SWBS, although distinct affiliations might have affected these scores to a different extent. Fostering RWB and EWB are vital to promoting QoL.     

国家规制与宗教组织的发展: 中国佛教的政教关系史的制度分析

政教关系是中国宗教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佛教史的内容,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梳理了围绕着佛教僧团制度建设与组织发展的有关问题,藉由僧团戒律与度牒制度之间的某种对立与比较,认为戒律作为一种组织和认同机制,体现了僧团自治的努力;通过对中华帝国的传统的宗教治理策略之一的度牒制的原由、作用及本质的分析,认为这一规制措施在本质上体现了政治凌驾于宗教之上的权威地位,但却在实施过程中成为寻租和逐利的工具。通过历史经验的比较,认为宗教组织的纪律、原则等有可能成为社会组织化的机制,指出政教关系的基点在于宗教组织的自治特性与能力,这应当成为国家的宗教治理的前提。     

Religious affiliation and beliefs about racial inequality: White college students’ attitudes about Black-White and Native American-White inequality

Is religious affiliation associated with attitudes about racial inequality? While prior research has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attitudes about Black-White inequality, studies exploring attitudes towards Native Americans are rare. Our study is the first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attitudes about Native American-White inequality. We find that religious subcultural differences do exist as Catholics, Protestants, and those with no religious affiliation tend to use different explanations for racial inequality, alth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us affiliation and attitudes is similar regardless of whether African Americans or Native Americans are the target. We also find that across religious groups there is a greater tendency to use person-centered or individual explanations for Native American-White inequality and structural explanations for Black-White inequality. We argue that consistent findings for the association of religious affiliation and attitudes for different racial groups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presence of religion specific cultural toolk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