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经典重估与人文教育

"文学经典"的确立并不仅仅是纯文学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文化政治的命题。新世纪以来,文艺理论界关于"经典"的讨论主要聚焦于"经典化""经典重估""重启经典""红色经典""全球化语境下世界文学经典的重新确立"以及"经典、文化研究与文学教育"等重要论题。随着"文化研究"的兴盛,文学经典在文学专业教育中的关键性作用被逐渐削弱,"开放经典",重建文化经典体系和经典化文化规则的呼声日益高涨。"开放经典"是一个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是一个文化表征权力的重新分配的过程,是历史阐释权的重新分配的过程,也是代表当代性的诸种力量强力介入传统的过程,其包括两大方面的工作:一是打开传统经典的封闭体系;二是打开传统经典文本的阐释空间。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必须重新回到传统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与历史的"批评标准,同时坚持新时代"艺术的"和"人民的"重要标尺。     

焦虑、游戏、文学场——论文学经典的建构之途

无论是影响的焦虑还是游戏,抑或文学场,都向我们昭示着文学经典处在诸种力量的对抗之中,今人与前人、读者与作者、读者与文本、文学与经济、文学与政治,等等.也正是这样的力量对抗,建构了经典并使之青春常在.所以文学经典建构的问题不只是经典形成的起点问题,而是一个生成问题,即文学经典是处在建构的途中.以这种观点可以有效地对经典建构进行动态的考察.     

焦虑、游戏、文学场——论文学经典的建构之途

无论是"影响的焦虑"还是"游戏"抑或"文学场",都向我们昭示着文学经典处在诸种力量的对抗之中:今人与前人、读者与作者、读者与文本、文学与经济、文学与政治,等等.也正是这样的力量对抗建构了经典并使之青春长在.所以文学经典建构的问题不只是经典形成的起点问题,而是一个生成问题,即:文学经典是处在建构的途中.以这种观点可以有效地对经典建构进行动态的考察.     

经典、经典的替代及其条件——从儒家经典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关系切入

经典是由历史积淀、认同基础和文化影响三个因素构成的。以此为基点分析近代中国的经典处境,我们会发现一个马克思主义经典取代儒家经典的文化变迁过程。这两种经典的替代关系,是历史变迁所注定的。其中经典的新旧差异、思想的变局、精英的选择与政治的功用发挥着重要的变量效用。循此路径分析,我们对于经典的历史替代关系,就会有一个基于历史理性的认识。     

印度经典汉译的历史、现状和展望

自汉代以来,中国翻译了大量印度经典.古代中国对印度经典的汉译以佛教经典为主,兼有哲学、天文学、医学经典等.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文化得以丰富,翻译经验得以积累.唐宋以后,中国对印度经典的汉译走向衰落.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再次开始关注印度经典,尤其是泰戈尔的文学作品.上世纪中叶,中国开始组建、培养精通印度语言的专业人才队伍,印度经典的汉译由此取得重大成果,其关注领域较之古代亦有很大变化,并且在印度两大史诗、印度古代宗教哲学经典、古典梵语文学作品以及现代印地语、孟加拉语、乌尔都语文学作品等领域成绩卓著.近年来,商业化的翻译实践有所发展,但面临诸多问题.当前,结合中印两国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重要性和可行性,中国最值得也最适合开展印度古代及中世纪经典的汉译,翻译过程中须注意借鉴已有的翻译传统.     

经典精读——读书、修身与文化传承

大学应当加大经典精读的教学力度,矫正通史课程重宏观的弊端。经典精读就是在意义追问中学会思考并批判性地审视前贤之观念,追问经文蕴含的圣贤精神、民族特性和普世价值,从而使学生有依据地思考历史文化问题,以此形成理性思辨的能力,养成问题意识和纯正阅读品味。经典中圣贤独立特行蕴含的人文精神可以转化为学生修身的思想源泉,精读经典可以涵养学生品格,培育人文精神。经典中哲人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带有终极性,是我们今日解决人生问题的宝贵借鉴。经典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经典之观念阐释随着时代思潮在不断演进,精读经典是了解一个民族文化的最佳途径。     

文化经典、文论话语与比较文学

总体而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上的大师级人物大多是传统文化学养深厚的学者,因此,文化经典是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最起码的根基。但是,也必须看到,王国维、朱光潜、刘若愚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由于没有处理好文化经典与西方文学话语之间的关系,因而出现了学术上的失误。这说明,有了文化经典的素养,也不一定能够较好地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众多学术大师的失误都证实了这一点。如果抛开经典,仅仅只是有文论话语,搞好比较文学研究更是一厢情愿。只有把文化经典与文论话语相结合,才能搞好比较文学研究。也就是说,要以自我的学术规则为主,融汇西方文化进行创新。文化经典、文论话语在当今的中国文化语境下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文学的问题。因为经典的确立必须是为当下的比较文学研究和中国文化建设服务的,文论话语也同样如此。     

玄学、理学本体诠释方法的内在理路

玄学、理学均是通过诠释儒道经典而建构起本体论学说的。为了建构本体论,玄学的经典诠释方法是本末论,理学的经典诠释方法则是体用论。一方面,玄学的本末之辨深刻地影响了理学的体用之辨。另一方面,理学的体用之辨解决了玄学本末之辨所留下的问题。理学家通过体用之辨的本体诠释方法,才真正完成了建构儒家形上学的任务。     

经典研读:意义、问题与方法

经典阅读乃支撑人文学科存在的基础。但人文经典阅读却普遍遭遇冷落,大学人文学科教育亦莫能外。由于本科生经典阅读改善尚有诸多限制,人文学科研究生学习,几乎成为现有状况中实现经典研读目标的最佳也是最后机会。由于学生阅读经典存在各种困难,因而教学方法设计对于帮助学生完成阅读十分重要。鲍姆加藤《美学》研读引导过程剖析,或可提供一个例证说明。     

文学经典、审美与文化权力博弈

文学经典不存在某种特殊的普遍性质,经典的确认取决于一部作品在文化场域中的位置。经典在人文教育中举足轻重,得到批评家的频繁征引,是文学史记载的核心内容。经典并非实体性而是功能性概念,它是特定文化空间中的建构物,背后存在参与复杂博弈的各种势力。布鲁姆对经典与审美的激烈捍卫并非错误,但审美的表象背后仍然隐藏了若干尚未解决的问题:如果审美仅仅涉及个人或者自我,所有的分歧将陷入僵局;审美远远超出了生理构造而必须追溯至历史文化的塑造;审美制造的情感波澜仍然需要解释。经典应该交给纵横两轴构成的坐标综合衡量,与仅仅显示传统、规范的纵轴相比,与共时的文化气氛相互呼应的横轴更为重要:横轴方向的内容是主动的,纵轴只能在横轴的带动之下延伸;文学经典与时代声音之间的交流更多通过横轴传递。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点"、"线"、"面"的缺失与突破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理论与批评陷入了"精神疲软"和"话语城堡"之中,失去了原创性,其主要原因不仅在于失去了对于文化之根--"元点"的追寻,在历史线索方面有所迷失,而且远离了具体的文艺创作实践,使文艺理论与批评失去了原生的动力与活力.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沉默”与“爆发”的双重忧患——阿Q、王秋赦、赵多多形象并论

阿Q、王秋赦、赵多多们扭曲的造反欲望及其愚昧、"沉默"中的"爆发",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体现。他们的"爆发"具有相同的物质和人格背景、行为动机,它比"从昏睡入死灭"的"沉默"具有更大的历史危害性。这类形象也成为历史运行轨道上具有特殊警示意义的路标。其经典性的艺术生命力的生成,源于作家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作家创作取向和忧患意识的深度差异,也决定了形象的艺术价值的差异。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