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元道教的社会化存在形态

宋元道教总的特征是"圣"与"俗"的界限混融,宗教形态与社会生活更为深入、细致地融合.宋元道士与世俗之人的差别并非像通常所说的"神圣"与"世俗"那样泾渭分明,一些道教中的重要人物甚至不是道士,道教教门教派自己并无明确的宗教组织意识,也不是自觉地在现实生活之外建造一个超越的世界.教理教义不再强调作为一种独立宗教的特殊的思想内质,而是立足于整体的社会文化思潮,在与其他思想的融合与渗透中建立自己的教理教义,也不似前代道教那样有意彰显宗教的神秘性和无限性,而是从常情常理出发,建立符合现实世界认识方式和思维逻辑的理论.宋元道教的社会化存在形态体现着道教的理身理国、陶铸民彝、推行教化的宗教精神.     

道教与民间宗教的角力与融合:宋元时期晋东南地区二仙信仰之研究

宋元时期晋东南地区的二仙信仰是研究道教与民间宗教关系演变的有力个案。君主、士人、道士、巫觋与地方民众基于各自利益,共同促成道教与民间宗教等因素的角力与融合。尽管道教对二仙信仰的改造始终不彻底,道士以及道教信徒还是通过重塑二仙形象、赐封道教名号、推行道教仪式等手段影响着二仙信仰。此外,道士影响二仙信徒的手段不止于传播教义,还注重地方社会的建设。     

86五教齐全庐山

薄荷片推荐：庐山有着悠远的道教传统，相传匡俗在3000多年前曾上山学道成仙，汉武帝敕封匡俗为“大明公”。宋徽宗加封他为“靖明真人”，东晋道士陆修静在庐山建简寂观，并于此整理道教大典《道藏》，观内有当时中国最早的道藏目录，唐玄宗封庐山道教为“九天使害”，敕建与五岳真君并列的“九天使者庙”，是庐山成为中国道教的重地。     

人,在世俗与神圣之间——论赵德发长篇新作《乾道坤道》

作为人类文化精神现象,文学艺术和宗教诉求之间能够达成同构关系。在新中国文学中,《乾道坤道》全景式独具特色地描绘出当代中国道士群体形象,进而提供出道教文化对于个体生命存在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参照价值。人之有限性的生命,恰恰存在于世俗与神圣"之间"。道教承载的普世精神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道教文化可以有效地成为文学发展的思想资源,《乾道坤道》在当代中国文学生态场中弥足珍贵。     

论赣西北客家佛教道士的度亡醮——以江西万载高城乡村佛教道士度亡醮为例

赣西北客家佛教道士所从事的度亡醮保留了客家文化的鲜明特色。客家度亡醮有着繁杂规范的超度仪式,具有浓郁的佛教拯救意识,并以之与本籍的道教道士所从事的道教度亡醮形成泾渭分明的民俗文化界别。赣西北客家道士的度亡醮糅合了佛教与民间传统的巫教、当地本籍的道教,形成别具一格的客家民间信仰——普庵香花教信仰。客家佛教道士通过度亡醮来谋生,也同时通过它来传承客家民俗文化。     

98武夷山

武夷山道教文化源远流长。东流时期，中国道教初建，进山修炼的道士渐多。唐宋时，由于官府倡导，道教盛行，宫观、道士活动增多。     

唐代金银器中的道教文化

唐代上层社会热衷于金银器的使用与唐代道士炼丹活动及道教升仙思想密切相关,金银器上纹饰题材多与道教有关。     

道教人格的社会选择

杂艺、博学使道教保留生活情趣和学理探究热情;家境贫富的两个极端均有助于宣扬或论证道教对世俗功利价值的超越,增强道教的跨阶级吸引力;心智超常"神童"归宿于道教、暗示道教是个人精神发展的高级阶段.著名道教人物挫折很少、且挫折率与道教衰落呈高度正相关;在人格内倾/外倾比例上是32;长寿效应中以外炼为主导行为的两个时期--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北宋时期、高寿道士最多.     

五代时期割据政权中道士受宠现象探因

五代时期，在中原地区，道教、道士备受冷落；然而，在周边各割据政权中，道教却得到扶持、发展，道士备受礼敬，以致被尊为国师，被统治者视为神圣。道士在五代割据政权中受宠，其原因，一是割据者需要利用道士制造谶语、神话，以神化自身，增强号召力和凝聚力；二是一些道士斋醮或预言的“应验”，增加了自身的神秘感，使愚昧的统治者确信依靠道士可以求得神灵的保佑和庇护；三是某些道士富有政治眼光和才干，因而成为割据者倚赖的肱股大臣；四是割据统治者多幻想借助道士所炼丹药或获得秘诀而延年益寿，长生久视；五是割据之主期望借助名道振兴道教，为其割据统治服务。     

燕齐方仙道与道教的出现

上古时代燕齐海滨的仙人不死传说,吸引了众多的信徒,形成了方仙道。方仙道与道教的关系甚为密切,道教成仙长生不死的核心信仰,来源于燕齐方仙道的海外仙人信仰;道教的神仙道术,主要来源于燕齐的方仙道术;居家道士和宫观道士,分别来源于方仙道中的海外仙人派和山岳神人派。     

岱庙、东岳庙会用乐的相关问题

通过对岱庙、遥参亭、玉皇顶和郡庙以及道教用乐相通性的内涵进行考辨,并将岱庙所藏清代晚期诸多乐谱手抄本乐曲与他地所存传统小祀用乐形态进行比较,认为东岳庙祭祀作为国家小祀用乐类型在鼓吹乐组合、乐曲使用以及音声形式丰富性等层面具有典型性,与他地同类型用乐具有相通一致性.岱庙藏谱为学界探讨明清以降官属乐人承载以及国家小祀用乐提供了不可多得、内涵丰厚的文献样本.     

古代崂山道观经济探研

道观经济是道教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古代崂山道观经济主要得益于统治者赏赐与官僚士绅及民众的捐建,此外,道士的自愿捐献也是崂山道观经济的重要来源.太清宫将土地、山林等出租给佃农,收取实物地租与劳役地租.太清宫对旃斋、待遇、用度等物质消费特别强调公平与无私.在政权力量的干预下,围绕太清宫的土地、庙林、山场、矿产等的财产纠纷得到了一定遏制.     

論葛洪

葛洪是我国三世纪末、四世纪初有名的道士,在道教史上、思想史上和科学史上全有他的地位,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如今我们提出葛洪思想中值得注意的几方面,供大家参考。葛洪实在是道教中的杂家,他是道士,     

明以来正一派道教的世俗化——对闽西火居道士的调查

明中叶以降,道教逐渐远离国家政治中心,走向“世俗化”的发展道路,一般认为这是道教走向“衰落”的标志。正一派道教于宋元之际传入闽西之后,最初是在连城的石门岩建观修持。明末清初,闽西正一派道士开始脱离原有的宫观,在各地民间建立道坛,成为“世俗化”的火居道士。自清代以来,闽西火居道士的道坛和人数日益增多,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潜力与社会影响力。因此,明中叶以来的道教“世俗化”,并不意味着道教的“衰落”,而是反映了道教发展的新形态与新方向。     

明清时期宁夏的民间信仰

明清时期宁夏的民间信仰,是这一时期人们生活状况的反映。寺观祠庙数量众多,表现了在以佛教和道教为主导的宗教信仰的背景下,民众信仰的多元化,也是社会大众对现实生活需要多元化的反映。民间信仰已融入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在节日时令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人们祭祀湫水和修建八蜡庙,是对农业丰收的期盼。     

道教与中国社会风尚

道教与中国社会风尚的关系相当密切,过去,这个问题很少有人论及本文试从社会生活的两个方面加以论述。一道教的宗教生活比较特殊,这除了教内的组织特殊之外,也与整个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其表现:一,从帝王贵族到一般平民百姓,都有道教信仰者,他们常是“累世奉道”,这自然与道教宣传的方式有关,容易形成世代信奉的现象;二,与道士交往的情形络绎不绝,所谓与方外交,固然大多指佛教中人,但也指羽士炼师之流;三,道教所形成的岁时节日以及一些习俗,亦为中国人的日常仪节。类似的直接、间接的影响,包括思想文化上的影响,都充分显示道教能在中国社会中流传千余年,必有构成它流传的条件,说明道教与中国人生关     

从唐代小说看巫术对人与异类婚恋遇合的影响

巫术是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对唐代小说产生深刻的影响.在隋唐五代,尤其唐代志怪传奇中,存在着大量的人与异类婚恋遇合的故事.由于道教在唐代社会的深刻影响,加上远古巫风的遗留,人与异类婚恋遇合常受到道士或术士施行巫术的干扰而被迫分离.巫术对唐代志怪中的人与异类婚恋遇合分离结局的影响,依赖特定的道士或术士等施行巫术或举行巫术仪式.     

清代四川道教革新管窥——基于《张三丰先生全集》的考察

清代道光年间汉嘉长乙山人李西月重编的《张三丰先生全集》,除收录张三丰的几部真作外,在祖师显化荒诞说法掩饰下附加了清代康熙至道光年间四川道士们的许多伪作。这些伪作反映了清代四川道教与传统道教祖师系统、神仙系统、经典经文、宇宙观、养生术、文化观、社会定位和传道方式等方面的不同特点。     

中国道教理想主义建构——以邓牧《伯牙琴》为代表

以道士邓牧<伯牙琴>为代表的中国道教理想主义,是宗教对人间社会的一种政治秩序的设计.<伯牙琴>提出了对现实的批判,对理想社会的构想."废有司,去县令",是道教理想主义对时代发出呐喊的最强音.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份重要思想遗产,道教理想主义为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伪北平邮政工作评析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伪北平邮政管理局进行了接收。在正式接收之前，交通部邮政总局制定了四项法令，并在北平成立了特派员办公处，以指导接收工作的开展与各项业务的恢复。与此同时，接收委员李质君也积极与各方洽商，做了大量准备工作。1945年10月11日与10月22日，伪华北邮政总局与伪北平邮政管理局先后被顺利接收。前期细致的准备工作与邮政自身完善的制度确保了接收工作的顺利进行，特别是对管理局的接收。但因为内地局所被国共分别接收，所以北平邮区一直没有恢复到战前的规模，网点与邮路变迁频繁，由此反映出稳定的社会环境对于开展社会建设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