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语境中城市社区治理转型之路

随着中国现代化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转型,传统城市社区治理的弊端凸显,难以契合现代性之价值诉求,城市社区治理亟需现代转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开始孕育现代性元素,但高度集权管理体制、严重行政化倾向、社区权威空场、政府角色紊乱、居民参与意识失衡等仍然困扰着城市社区治理现代转型的根本完成。城市社区治理现代转型的现实困境,需要从构建多元化治理格局、建设高效互动社区组织体系、重塑现代社区权威、促进政府角色转型、培育社区居民公共精神等方面构建转型之路。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视域下的社区治理智能化实践路径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

社区治理智能化既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能力的坚实支撑.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部分省市社区治理智能化体系在帮助社区精准管控人员、精准进行资源调配以及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也暴露出智能化思维不足、软件体系不够健全、实体平台建设滞后、数据共享有待加强、支持保障力度偏弱等运行困境,亟需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智能化思维理念、健全虚拟平台、建强实体平台、推动数据共享、强化机制保障,提升社区治理智能化水平,以期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变迁及发展走向

社区治理的绩效高低将直接关系到城市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我国社区治理模式从过去的行政型社区——政府主导型的社区治理模式到合作型社区——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社区治理模式,最后发展到自治型社区——社区主导、政府支持的社区治理模式。为了有效实现社区治理,要加强社区法律制度建设;科学定位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职能,拓展社区自治空间;积极培育第三部门(NGO);推进社区管理体制的创新;培养居民的社区理念;从系统观上理解和实践社区治理,完善社区各项配套改革措施。     

基层共青团面向社区青年的治理模式变革——以上海L区D街道的社区青年调研为例

本文以对上海市L区D街道的社区青年治理情况调研为切入点,依照"公民治理"模型对整个调研结果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目前在很多方面L区的基层团委已经做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依照模型的建构理论,如果要进一步完善社区内基层团组织的治理结构,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团组织的回应性、在社区治理结构中的角色转变、培育青年的社区责任感、建立与青年的长效交流机制、转变治理目标和完善社区治理机构等。这样就可以构建起一个更加完善的"公民治理"治理模式架构,使得社区青年治理模式在社区中更加良好地运行。     

社区治理中的公民参与

社区治理是目前学界的一大热点问题,而公民参与是社区治理的本质要求。它是治理理论在社区建设中的实际运用,是社区健康发展的“加速器”,有利于增强公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更是我国城市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本文尝试以治理理论为基础,阐述社区治理中公民的角色和参与机制,分析公民参与的障碍及原因,探讨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制度创新。     

城市社区治理及发展走向

城市社区治理是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课题。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在主体的权责、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社区自治的居民基础等方面，存在着社区治理主体单一、社区居民委员会角色错位、社会中介组织管理工作困难、社区居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等问题。应对这些问题，可以在培育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构建多元互动的网络型政府权力运作方式、为居民参与提供制度保障、促进社区治理的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突破，使创新的社区治理模式成为促进城市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社联动”中社会工作的双重协同及其内在机理

作为社区治理的创新机制,"三社联动"体现了从建构走向协同的治理阶段以及政社关系重构下的"双层闭环"治理结构,这两大特征决定了专业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具有双重作为。一方面,从主体发展到协同联动,"三社联动"需要支持建构型社会工作的协同;另一方面,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形成协同治理与联动服务的机制,需要服务治理型社会工作承担服务者、治理参与者的角色。由此,"三社联动"中社会工作具有建构性—结构性的双重协同论,对社区治理、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本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社区民警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

在基层社会治理的格局中,社区民警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在强调将警务工作重心下沉社区的大背景下,社区民警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显得格外重要。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特殊身份的拥有者,社区民警嵌入基层治理的路径具有多元性。社区民警通过基于个体治理行动的关系嵌入,在街居空间普遍建立起警民间的信任关系,构建起了社区警务互惠规范,有效破解了基层社会治理难题,实现了社区平安治理目标。如果说关系嵌入往往呈现出个体性特点,那么组织嵌入则多是依托于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安排而展开的,通过对社区网格绑定性参与、党员社区民警在社区交叉任职等组织嵌入方式强化了社区民警的社区嵌入。与此对应的,基于特殊视角下的空间嵌入则使得社区警务室作为一种特殊的治理空间形态嵌入城乡社区中,并呈现出一种新的空间治理格局。这些嵌入方式既相互联系又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别,构成了社区民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多维嵌入体系。     

构建中间阶层社区的治理网络——以上海市F小区为例

本文以上海市某中间阶层为主的社区为例,描述了一个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网络的构建过程。着重分析了该社区居委会是如何在一个以中间阶层为主的社区当中扮演一个社区事务协调者的角色,唤起中间阶层自主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最终构建起一个以居委会为纽带,多主体共同参与的中间阶层社区治理网络。这一案例为越来越多的以中间阶层为主的社区的建设和治理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多中心治理视阈下民族社区治理模式的优化

民族社区治理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复杂问题。西藏作为典型的多民族集聚区,已经探索出不少小范围成功的民族社区治理模式,但总体上还未形成系统的运行机制。多中心治理理论相较于传统治理理论,具有多元、网格、互动和协作三个方面的特征。沈阳、江汉及上海模式分别采用自治为主导、行政和自治协作以及行政力量为主导开展社区治理工作,给西藏民族社区治理提供了一些启示意义:第一,参与主体多元化,创建协商共治式社区;第二,精准定位民族社区,释放社区抓手作用;第三,转变政府职能,淡化行政力量干预;第四,打造民族互嵌式社区,促进民族共融;第五,完善社区基层治理制度,保障社区治理有序运行,从而有助于优化西藏地区民族社区模式。     

多元协同与多维吸纳:社区治理动力生成及其机制构建

强大的治理动力是社区治理有效并走向善治的保证与必然要求。协同治理理论为社区治理动力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分析视域,多元主体的协作共治是社区治理动力生成的根本途径,而其中核心主体的主导作用有助于社区力量的有机整合。当前社区治理实践的主体参与不平衡、主体权责关系异化和协同机制不顺畅的多元协同不足造成了社区治理力量构成较薄弱、治理主体力量难发挥和治理动力合力难形成的治理动力困境。因此,需要构建矛盾问题、价值理念、制度机制、组织动员的多维吸纳机制以促生社区治理动力生成。     

分类与分权：社会变迁视野下的社区治理重构

在现代城市治理体系之中，社区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单元，也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单元。伴随着社会变迁，城市社会空间在重构与分化，社区治理模式与权力结构也在持续变革。进一步而言，社区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层面都呈现出明显的分类与分权的趋向。从分类与分权的视角重构社区治理，一方面可以小区及其居民卷入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水平为指标开展分类治理，另一方面可以多元主体在社区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为切入点实施分权治理，在充分考量了社区治理中的复杂性和异质化的基础上，一定程度上能够消解社区治理所面临的困境，从而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农转居社区治理能力:维度、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

农转居社区作为一种独特的社区类型,面临着各种复杂的治理问题,内在地要求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与成熟的城市社区相比,当前农转居社区治理能力总体水平不高,相关主体参与治理的能力偏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基层党组织转换不彻底、政府服务缺位、社会组织发育不良、居民参与意识不足等,制约了社区治理能力的提升。因此,有必要在优化各治理主体结构的基础上,强化各主体的能力建设,注重形成整体合力,以提高农转居社区的治理绩效。     

社会组织参与藏区社会治理的必要性和角色探析——基于青海藏区的调查

随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社会组织作为治理主体之一的地位逐渐得到认可,社会组织在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也逐步得以发挥。由于藏区自然地理、经济发展、人文社会等特殊环境的影响,使社会组织在藏区社会治理中呈现出显性、隐性的多重化角色。其角色的精准定位及不断优化,对于藏区社会治理成效的提升无疑有着积极作用。在其角色实践过程中,必须解决好适应当地发展环境、实现本土专业化、社会组织作用的理性认知、引导传统社会组织的转型发展、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等难题,才能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藏区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创新

从国家、市场、社会扮演的角色来看,我国在实践中已逐渐形成"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民间组织型"、"政府、社区互助型"、"政府、社区、社会互助型"五类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生成本质上反映着国家、市场、社会不同性质力量之间的互动与配置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与功能。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创新与类型化发展,也反映出了现代国家开始突破单一治理模式,在多元力量共存的乡村社会治理中,探索形成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多元合作治理模式。     

现代城市基层治理中的逆行政化问题研究

在新型城镇化战略进一步推进的过程中,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中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出现了此消彼长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层治理的逆行政化趋势。国外的"反行政"理念为这一发展趋势提供了分析的框架。在当下中国,业已改变的城市治理环境以及社会力量在基层治理中潜在的比较优势成为城市基层治理逆行政化发展的基本动力。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尤其是社区层面应在政府角色、社区性质、治理思路、治理模式等方面进行适应性调整,以满足我国城市发展和转型的需要。     

社区矫正管理面临的组织困境及其双轨治理

社区矫正实践中,我国已形成"党委政府领导、司法行政负责、公检法部门辅助、社会力量补充"的社区矫正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呈现出合法性与合理性、广泛性与同质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等特征。现行社区矫正管理模式潜藏着深层的社会风险,陷入了内生性与外迫性、实质性与形式性、民间性与官方性、常规性与权益性等相互冲突的组织困境中。要摆脱这种困境,就应当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融入社区矫正的实践过程中,迈向一条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互链接、上下通达的双轨治理之路。这种治理不仅涉及我国行政管理体系中条块关系的重构,还关涉社会力量在社区矫正工作中角色与功能的重新定位。     

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合法化路径与策略——基于北京市一个草根社会组织的个案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然而合法性不足是社会组织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北京市一个草根社会组织LL在社区治理中的合法化过程显示,社会组织通过角色归位、意义建构和集体结构化等路径建构自身的合法性,综合运用选择环境、操控环境和创造环境等合法化策略。因此,政府部门应对社会组织进行社区嵌入发展的方向引导和能力建设,社会组织则应以专业服务为立足点,以创新公共物品生产为关键,通过积极的合法化策略,取得在社区治理中的合法性和结构性位置。     

住房产权异质性、住房财富与社区治理参与

社会治理模式要实现共建共治共享,落实社区治理的多方主体参与是微观基础,而这就要求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文章利用3个年度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从住房产权异质性视角剖析居民社区治理参与热情是否受其房产类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房主较租户更愿意参与社区治理,但是拥有不同住房产权的房主的参与意愿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此外,房价上涨仅能显著提升完全产权(尤其是私有产权)房主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不影响共有产权房主的参与意愿,这为识别住房产权对社区治理参与的作用机制在不同情境下的差别提供了证据。文章的实证发现为坚持以“房住不炒”原则来治理住房市场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提供了方向。文中验证的住房产权与社区治理参与之间的关联在具有不同特征的人群中存在差异。这提示我们应针对不同类型家庭制定差异性的策略来提高其社区治理参与意愿。研究结论为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构建社区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社区治理框架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空间结构与社会整合：人口流入型社区分类治理的研究进路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社区类型,人口流入型社区并非是单一的整体,而是存在多种社区类型。随着基层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和治理效能的提高,社区成员既可以通过集中空间、节约资源开展公共服务和公共活动,也可以通过发展集体经济、优化人口结构实现社区整合。基于空间结构和社会整合双重维度,对人口流入型社区的分类治理展开分析,建构了集体单元社区、集体分散社区、弱集体单元社区、弱集体分散社区四种理想类型。以上四种社区类型处于不稳定的发展中,其治理结构也处在不断变化过程中。通过对四个典型治理案例的比较发现,社区集体程度越强,分散程度越低,乡村社区的自主性越强,越会利用社区自身的资源进行社区的治理与整合。社区集体整合能力越弱,分散程度越高,就越期待政府的干预治理。而处于中间阶段的社区,则会根据社区的实际情况选择多种社区主体参与社区治理,以保证社区服务的完整性与社区治理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