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徨”中的“呐喊”──鲁迅的创作历程和精神追求

本文追踪鲁迅小说从“呐喊”到“彷徨”的创作历程，探讨了鲁迅矛盾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伟大人格和精神世界。认为鲁迅小说由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理性审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失望和弃绝，而充满绝望与反抗绝望的紧张感，并将鲁迅小说的创作形态熔铸成了“彷徨”中的“呐喊”。本文还探讨了鲁迅小说中未来理想的道德意义。     

中西合璧的侦探小说——论程小青侦探小说创作的借鉴与创新

著名现代皖籍作家程小青既是西方侦探小说在中国最早的译介者,又是中国侦探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的代表。程小青在翻译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的同时,开始了他的《霍桑探案》系列侦探小说创作。《霍桑探案》系列侦探小说一方面学习借鉴西方侦探小说理念,在侦探小说中倡导侦破案件的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另一方面,小说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和文学传统,反映了发生在都市中下层社会中的各种社会问题,还在处理案件时不拘泥法律条文,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可容情的“道德模式”,是既有民族特色又符合时代潮流,并为大众所喜爱的优秀作品。     

以法治实践培育公共理性————兼论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现实意义

公共理性是一种公共化的思维方式和合作共治的公民能力,对于转型期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公共理性是理性的公共化,是一种使“理性”步入“合理性”的观念,其基本要素包含主体的平等性和目标的公共性。对于法治的建设与发展,公共理性是其必然内涵和重要基础,因为公共理性可以测量法治社会的水平,公共理性与法治社会密不可分。公共理性的形成在实践上说就是一个公权与私权不断沟通的过程,而司法透明指数、电子政府发展指数和余杭法治指数等一系列法治实践在公权与私权层面对公共理性的培育都具有现实作用。因而,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提出初衷和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着眼于转型的中国社会,经由法治实践培育出普遍的公共理性,整合力量以共建法治社会。     

试论法治与现代伦理精神

法治与现代伦理精神是互相促进的 ,然而法治理想的内在精神与当代中国伦理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矛盾和冲突。现代伦理精神的建构必须以传统与现代的契合为起点 ,以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民主政治的高度完善、科学理性精神的培育为条件。为此 ,在加强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同时又要强化法治理念、培育科学理性精神     

略评殷海光的“道德重建”

随着台湾社会的转型，传统的私德走向崩溃，而新的社会公德还没完全形成，这部分地造成了社会生活的无序。殷海光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道德重建，并且在民主与科学的基础上构建了道德理想。他主张的理性重建开了中国现代道德重建的先河     

“罪恶”对于霍桑的意义——对《拉帕齐尼的女儿》的解读

《拉帕齐尼的女儿》是霍桑以他惯用的讽谕手法写成的寓言小说 ,传统的解读之一认为作品表现了对科学和理性的怀疑和反叛。本文试图从“罪恶”这一根深蒂固的宗教观念入手 ,探讨霍桑如何在浓厚的宗教背景下传达自己对人类的道德质疑和人道同情 ,以及独特的美学追求。     

能动司法与司法改革

回到事实本身是澄清能动司法相关是非的基础和前提.能动司法既不是新发明,也不是舶来品,中国当下的能动司法是司法改革政策调整后人民司法传统复兴的产物.能动司法强调的是司法中人的作用,其本质上是一种贤人司法.最理想的社会治理图景是在拥有法治的同时也拥有贤能的司法者,故作为贤人司法的能动司法具有普世的价值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司法改革的目标和使命是建立和健全一套符合法治精神的现代司法制度,能动只是中国司法改革过程中应当固守的一种道德优势,如果在还没有实现法治之时就将主要精力用于追求司法者的贤能上则是改革的错位和跑题.     

司法改革之民众法律意识考量——以法院信访案件为观察

司法改革所面对的民众法律意识与司法的不协调,在信访案件中有典型表现。某省法院五类典型涉法信访案件表明,当前中国民众法律意识存在诸多不适应司法现代化的情况。表现为:朴素正义观和现代法律理念之间存在差异、部分民众对现代法律茫然无知、部分民众夸大利益诉求、部分民众对司法不信任、部分民众面对司法耍无赖。法治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影响中国法治的发展方向。司法改革,应当引导民众法律意识现代化,促进现代法治理念的确立,完善司法权责体系,改革涉法信访工作机制,加强审判权威,最大限度实现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下的青少年道德价值观形塑探微

现代工具理性的发达带来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在社会上形成了极大的道德风险,司法作为矫正和修复社会关系的手段,其以公正作为最终的目标。青少年处在道德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在社会中成就人格和品格的完善,而这种教育与完善相当大的程度是依靠法治来完成。由此,司法场域成为青少年道德价值观塑造不可回避的部分,其通过司法运行模式、司法主体形象、司法情绪等各方面影响青少年道德价值观的形成,期望以公正氛围、良法善治、优质的司法主体形象及司法公共理性的呈现有效地消解司法场域的消极因素,成功塑育青少年道德价值观。     

论个体道德力助推社会法治建设的功用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内容。法治，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道德需要，是主体普遍道德需要的制度安排和规范表达。个体道德力，则是社会法治建设的“助推器”。个体道德力助力法治文化弘扬、推动法治人才培养、促进法治体系建构、保障法治实践深化。但是，个体道德力与社会法治并非总能有效共行、相与为一。从以下几方面构建对策、清除掣肘，全面强化个体道德力对于社会法治之功用，是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夯实法律的伦理内涵与价值基础，提升立法的反思和回应能力；构建司法执法与民意的有效沟通机制，考究司法执法实践中"道德话语"的特殊意蕴；加大全民普法力度，提高公民的守法理性，强化公民的守法自律意识，为公民的守法道德确立具体向度；兼顾知识普及、法学研究与价值体认，注重法治人才的职业道德和个人美德培育；德法双修，法德共进，敦促道德教育与普法教育桴鼓相应，并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