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促进了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吗?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门槛效应模型对绿色金融促进产业结构绿色转型问题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从总体上看,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产业结构对污染排放强度的抑制效应越显著。但从不同区域视角来看,绿色金融的这种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其中,在低污染排放区、高污染排放区和低经济发展区,产业结构对污染排放强度的抑制效应存在以绿色金融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高经济发展水平区,这种门槛效应并不存在。为此,中国应以促进产业结构绿色转型为导向,以发展壮大绿色金融市场规模为基础,根据不同区域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的多元化融资需求,积极创建各具特色的绿色金融发展模式,最终助力中国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目标的顺利实现。     

碳排放权交易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7—2019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探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该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政策效应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东、中部城市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相较于中部城市,政策对东部城市的正向效应更大,对西部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在统计学意义上尚不明显。机制分析的结果显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量”与“质”、优化产业结构等渠道促进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提升。     

中国省域电气化水平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电价水平与电力生产结构的调节效应

为实现经济社会绿色化、低碳化发展，探索碳中和与稳增长相协调的发展路径，选取2005—2020年中国省份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SBM非期望产出模型以测算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与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电气化水平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表明，电气化水平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且稳健的正效应，二者间的因果关系受到电价水平与电力生产结构的调节，低电价水平与高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的情境更有利于发挥电气化水平的正效应；基于此，电气化水平的“理想”区间或阈值存在区域差异性。机制分析表明，电气化水平可以通过抑制碳排放，降低能源强度，提高技术水平，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人口迁移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人口迁移能够影响区域人口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探究人口迁移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有助于促进以人为本的绿色发展进程。本文基于2006—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人口迁移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我国绿色发展水平指数正在逐年上升,但地区发展存在异质性和不均衡性,整体呈现东高西低中部发展较慢的格局;(2)人口迁移存在较强的不平衡性和空间溢出效应,整体呈现中部、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的趋势;(3)人口迁移不仅能够驱动本地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还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4)人口迁移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因此应重视人口迁移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人口迁移与绿色发展的深度融合。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理论建模与机制检验

“双碳”目标背景下，数字化与绿色化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首先，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框架，拓展了夏皮罗(Shapiro, 2018)提出的企业污染减排模型，区分了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企业碳减排强度的技术进步效应和绿色创新效应，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其次，以2011—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基准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证实了数字化生产率提升和绿色创新两条机制的存在性。再次，异质性研究发现，区域层面东、中部地区数字化抑制了企业碳排放强度的提升，但在西部地区该抑制作用并不明显；行业层面数字化对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减排的影响更深；进一步，绿色创新机制在东部地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群都显著存在，但生产率提升机制在分组回归中并未表现出来。研究结论为精准评估数字化的减排效应、统筹制定差异化的数字赋能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如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基于合成控制法的实证研究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探究典型区域“双碳”目标的实现机理和内在规律，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本文运用合成控制法与中介效应模型评估了中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发现：在考察期内，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碳减排成效总体优于全国其他地区，示范区建设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引领作用；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碳减排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福建、贵州和云南的碳减排成效较为突出，江西的碳减排成效尚不明显；环境规制、结构优化、生态碳汇等因素在示范区碳减排过程中发挥着链式中介效应，其中生态碳汇的中介效应较为突出。尽管示范区建设未诱发明显的技术创新中介效应，但是，技术创新在抑制示范区碳排放过程中发挥着直接显著的作用。为此，深入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建立以“双碳”为目标导向的生态系统治理多元规制体系，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推动生产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加强零碳负碳技术创新促进区域生态系统碳平衡。     

财政补贴、经济增长目标与企业创新——来自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

选取中国2011-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与城市层面匹配的数据，基于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得出财政创新补贴显著驱动了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通过手工整理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基于调节效应模型得出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提高弱化了该正向促进作用，且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而对非实质性创新不具有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负向调节作用因企业股权性质、行业差异和所在地区差异而具有异质性。机制研究发现，研发人员数量在财政创新补贴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中存在正向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负向调节作用在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后不具有显著作用。鉴于此，应改善政府绩效考核方法，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政绩考核相结合，充分发挥政府政策的导向作用，引导微观主体合理配置资源，同时在总量上加大财政创新补贴力度，重视研发创新人员的核心引领作用，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合力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湖南工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研究 ——基于环境规制视角

基于SBM-DEA模型测算湖南省2011—2019年14个市、州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并从环境规制视角建立面板门槛模型,探析专业化集聚与多样性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湖南省整体工业绿色创新效率趋于平稳,各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2)不同集聚模式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存在门槛效应.专业化集聚对湖南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多样化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作用呈"U"型:低强度的环境规制并不利于工业集聚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规制强度超过临界点后工业集聚开始对绿色创新效率呈现促进作用;3)政府应不断完善工业发展政策导向,引导工业向高端化、绿色化发展.同时充分考虑区域禀赋和环境规制差异,持续发挥多样化集聚优势.     

浙江省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网络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利用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2011-2020年的数据，以降维后的污染指数为非期望产出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和分析。发现:浙江各市总体上成果转化阶段的效率优于研发阶段，城市间发展差异较大；整体TFP指数均值为1.121，其提升主要源自技术进步；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优化、对外开放、政府干预和研发强度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促进作用，但经济发展水平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U型关系不显著。     

绿色低碳发展、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研究立足于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背景，构建“经济—环境—社会”统筹协调的绿色低碳发展评价体系，聚焦于企业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的发展影响路径中产生的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不同规制工具、不同地理区域的差异化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不同地理区域表现异质性中介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下，绿色创新在东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传导效应，而在西部地区发挥微弱正向驱动效应；市场激励型规制下，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正向中介效应占比极高，而西部地区未显现创新驱动效应；公众参与型规制的正向中介效应同样呈现“东部显著，西部不显著”分布特点且占比较低。不同创新水平表现异质性门槛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呈现倒“U”型影响曲线，市场激励型规制呈现“U”型影响曲线，而公众参与型规制仅在高创新水平地区发挥激励效应。据此提出具有区域差异化特征的环境政策建议，加快提升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绿色技术创新与外贸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271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外贸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维度,以绿色技术创新为主线的绿色发展是实现贸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文章基于2010-2019年中国27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外贸增长、外贸结构、外贸竞争力和外贸效益等方面构建外贸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评价体系,运用双向固定效应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不仅对外贸高质量发展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而且还能通过节能减排效应、产业结构优化效应显著地促进我国外贸的高质量发展;从区域异质性的角度来看,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对我国东部地区、普通地级市和高人力资本地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文章从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强化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加强区域间合作等方面提出了促进我国外贸高质量水平的对策建议。     

科技服务业区域试点政策能否促进绿色创新

通过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和三重差分模型，系统研究科技服务业区域试点政策在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中的角色和地位如何影响绿色创新。研究发现，科技服务业区域试点政策能促进绿色创新。三重差分检验结果发现，科技服务业区域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效应表现出丰富的差异性：与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较少的城市相比，科技服务业区域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较多的城市相对更大；与科技人才数量较少的城市相比，科技服务业区域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科技人才数量较多的城市相对更大；与财政科技支出规模较少的城市相比，科技服务业区域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财政科技支出较多的城市相对更大。因此，应进一步发挥科技服务业试点对新型基础设施投资的促进作用，大力发展西部地区科技服务业，不断提高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水平。     

中国碳减排与GDP增长的实证分析

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碳排放增长的规律,基于陕西省1980~2018年碳排放量和GDP的实际数据,运用离散二阶差分预测方程预测陕西省2020年碳排放量和GDP,得到陕西2020年碳排放强度的预测值;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80～2018年间陕西省碳排放量和GDP实际数据序列和预测数据序列进行了相关性比对,检验了DDEPM预测方法准确性。研究表明,陕西省能够实现中国2020碳减排目标,目标实现的主要贡献来自于GDP快速增长形成的分母拉动效应,但长期来看这种效应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可持续;各省份应当从碳排放的绝对量上寻找突破路径,增加低碳技术和煤炭高效利用技术的投入与研发,提高单位煤耗的利用效率;提升清洁能源技术研发水平,加大现有新能源使用力度和效率,实现降低碳排放水平和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绿色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2007—2020年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并匹配数字化关键词和绿色专利等数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我国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且该影响在考虑各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效应随着专利类别、企业成长阶段、制度壁垒、融资约束、生存能力和技术需求等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差异。政府绿色补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考虑专利周期后结果依旧稳健。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成本、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及增加研发投入等方式，提升绿色创新水平。本文研究结论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绿色创新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政策启示。     

长三角一体化、创新投入与绿色发展

加快长三角城市的绿色发展转型，是长三角城市在一体化进程中维持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运用2012-2019年长三角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探究长三角一体化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同时考查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和城市群扩张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一体化对城市绿色发展具有抑制作用，且这种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增加城市创新投入可有效缓解城市一体化对绿色发展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长三角一体化对城市绿色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长三角城市群扩张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发展。     

绿色金融发展对碳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如何降低碳强度引起了广泛关注。金融具有调配市场资源的功能,同时具有绿色属性。绿色金融不仅可以抑制资金流入高污染行业,而且能够催生一批绿色产业,在降低碳强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选取2007—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样本数据,采用可扩展的随机环境影响评估模型分析了绿色金融对碳强度的影响效应,并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绿色金融对碳强度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水平整体稳步提升,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在全国样本、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样本中,绿色金融对碳排放强度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西部地区样本不显著;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金融的碳减排效应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构建多元化的绿色金融体系以降低碳强度的政策建议。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空间溢出与区域创新能力

利用200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区域内外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地区创新活动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且沿海发达地区表现为高水平区域创新能力集聚;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及其溢出效应与地区内外创新能力间呈显著的正向关系;此外,人力资本水平、市场化水平和研发人员投入均可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为此政府需正视区域间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加大教育支出投入,提升市场化水平,鼓励并支持更多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规模,以此激发企业创新积极性.     

西北地区绿色发展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该文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了2000—2019年西北地区的绿色发展效率，结合Dagum基尼系数考察绿色发展效率的区域差异，并使用GML指数及其分解指数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动态演变情况及变动来源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西北地区的绿色发展效率不高且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研究期内西北地区的绿色发展效率获得了正向增长，增长的主要源泉来自于技术进步的驱动。同时，该文实证分析了西北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发现技术创新水平、城镇化水平和环境规制力度对西北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则对西北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产生负面抑制影响，产业结构因素对西北地区绿色发展效率尚未产生显著影响。最后，该文结合研究结论提出了提高西北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政策建议。     

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与企业绿色创新

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够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而且，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为门槛变量，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当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超过门槛值后，退出威胁的正向作用得以显现。进一步的路径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够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履行环境责任。此外，在机构投资者为抗压型、企业为非国有性质或重污染行业的情况下，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的绿色创新赋能效应更显著。     

长三角金融集聚与生态绿色协调发展:基于中心城市溢出效应视角

金融集聚是现代金融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寻找金融集聚影响长三角生态绿色协调发展的关键突破口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采用长三角41个城市2003-2020年面板数据,系统评价了长三角中心城市金融集聚和生态绿色协调发展水平,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1）长三角金融集聚和生态绿色协调发展度均呈现稳步且缓慢的上涨趋势,但总体水平均不高,大部分城市处于轻度失衡的绿色协调水平和较低的金融集聚水平,其中区域中心城市表现较好。（2）金融集聚明显促进了生态绿色协调发展,能够实现对绿色经济效率、绿色生活水平和绿色环境质量的同步驱动。（3）区域中心城市大部分未能形成有效的辐射效应。上海的涓滴效应明显,倾向于浙江和上海大都市圈 ;宁波的涓滴效应在全域和省域范围内显著 ;杭州的涓滴效应在杭州都市圈处于倒“U”型影响的左侧阶段 ;南京和苏州在省域范围内极化效应明显 ;合肥对邻省的极化效应明显。大都市圈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金融集聚辐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