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传统型公共文化空间的良性再生产——以湖北恩施州咸丰县严家祠堂为例

乡村传统型公共文化空间是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载体,也是乡村居民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公共生活场域。基于空间生产理论,采用个案深描的方法,以湖北恩施州咸丰县严家祠堂为例,探析乡村传统型公共文化空间的衰落表征及其再造逻辑。权力、阶层和资本在空间生产过程中的错位和缺场,使乡村传统型公共文化空间呈现物理空间压缩、社会空间冷场和精神空间逼仄三重衰落态势。空间再生产的过程是权力、阶层和资本三种要素在空间重新协调匹配的过程。在乡村传统型公共文化空间再造过程中,政府和民间力量充分在场,二者通过物质场所修复、社会关系生产和道德共识凝聚的交织互动不断优化空间再生产实践效果,但是市场资本的力量相对有限,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空间生产的能力。     

论马克思社会空间批判的三重逻辑

马克思的社会空间批判呈现着经济运作机制批判的显性批判逻辑、政治权力体制批判的隐性批判逻辑和城市生活模式批判的具体批判逻辑等三重逻辑。在显性的经济运作机制批判逻辑上,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引起的混乱的经济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内在经济逻辑,分析了资本和空间生产的内在关系,要求建立合理的社会空间运作机制;在隐性的政治权力机制批判逻辑上,马克思揭示了政治权力对社会空间的分割,阐释了政治权力导致的空间剥削和空间压制,要求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空间的平等政治,打破空间的不公;在具体的城市生活模式批判逻辑上,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城乡空间对立,分析了工人阶级的住房短缺,要求改善工人的城市生活,实现居民的城市权利。马克思社会空间批判的三重逻辑全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空间带来的空间生存困境,有利于中国吸取资本主义城市化教训,建立和谐的空间生产和城乡生活。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多元主体重构研究

破解乡村发展的主体性难题,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农民、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有着各自的主体性优势和困境,应在三生(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的多重空间范围内重构主体角色分工,形成农民为主体、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发展模式.首先,农民主体地位应确定为生产空间的市场主体、生活空间的自治主体和生态空间的权益主体;其次,政府主导应限定为现代农业体系有效运行的制度环境构建者、乡村公共设施和服务的供给者、生态环境保护规则制定和执行者;第三,市场参与应界定为现代农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推动者、乡村市场产品和服务供给者、治理乡村生态环境污染的责任者;第四,让社会组织成为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外部环境的协同塑造者.进而,要通过多举措提高农民自主能动性、全方位提升政府主导效率、多角度探索农商共赢机制、多渠道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重建多元主体能动性,真正形成乡村振兴发展合力.     

乡村旅游发展实践逻辑与产业发展路径反思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旅游被视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现有研究主要强调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性,忽略了发展过程中实际主体互动,造成了乡村社会重构。研究发现,乡村社会作为农民生产、生活的权利空间,因受政府力量及资本力量的介入被重塑,造成旅游空间与乡村社会权利空间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从而导致农民的基础生产生活空间使用权、旅游经济分配权及公共资源享有权被资本主体吸纳,造成农民权利空间的挤压。而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实践,关键是要“目中有人”,保护农民的权利空间,应基于“平等”和“共享”的权利保障原则,探索出既能推动产业发展又能维护农民乡村权利的协调包容发展路径,从而促使产业发展有效契合乡村振兴目标。     

纵横磨合：乡风文明建设的多重逻辑——基于湖南省14个市州的调查分析

作为乡村公共事物治理的乡风文明建设,其绩效不仅受到国家、地方政府、村支“两委”、农民四个主体行动逻辑的影响,而且受到乡村既有“权力-利益-规范”网络的约束。前者是自上而下纵向支配的科层逻辑,后者构成横向平等交互的协商逻辑。两种逻辑的磨合、博弈态势,制约着乡风文明建设的最终成效。从目前乡风文明建设的实践看,占据主导地位的纵向科层逻辑,还不能与乡村横向逻辑完全契合,使得乡风文明建设遭遇困境。乡村社会个体化带来的公共生活衰落,进一步加剧了乡风文明建设困境,最终导致建设成效差强人意。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要以重建乡村公共生活、培育乡村良性社会资本为重点,采取纵向自上而下与横向平等交互相结合的双向路径。     

从“数据”到“数治”:乡村数字化转型中技术与政策的逻辑

数字乡村建设是当前乡村建设的新趋势,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乡村的数字化转型仍面临技术快速发展与政策滞后的挑战,需要协同推进技术创新和政策改革。通过对东部Z省乡村的近距离观察,以实地田野为主探讨乡村数字化转型中的“数据”和“数治”,以及技术逻辑和政策逻辑的有效协同逻辑。从技术与政策的张力出发,分析了乡村数字化转型中所面临的理论和操作层面的问题:技术主导导致政策无法及时适应,形成“数字嵌入失衡”,政策滞后限制了技术的发挥;在操作层面,管理与服务、数量与质量、进度与实效的平衡成为关键问题。由此,提出构建数字乡村建设的韧性治理机制,强调技术与政策的协同发展、政府与乡村关系的嬗变以及应对数字化转型的双重任务。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乡村建设的新兴形态,正经历着不断迭代的阶段,为更好地抓住数字化改革的机遇,需要关注乡村实施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技术与政策的相互作用,特别是要强调技术逻辑与政策逻辑的有效融合,特别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韧性治理机制需要充分考虑技术与政策的协同演变,政府政策响应速度的提升亦至关重要。     

伍德与哈维争论：资本逻辑与帝国的空间扩张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阶段,新帝国主义论以资本逻辑的批判为核心,深入反思资本力量的全球空间扩张.艾伦·伍德与大卫·哈维作为新帝国主义论的重要代表,将美国的资本帝国描述为一种由资本逻辑主导的帝国主义新形式.而围绕资本逻辑的实质、资本逻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资本帝国的危机与出路问题,两者展开了争论.分析这一争论有助于把握西方左派思想家的当代资本主义研究进展.     

资本下乡背景下乡村振兴模式选择

资本下乡具有现实的实践需求、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路径.资本下乡不仅是市场自发作用的结果,还必然受到诸如政府动员逻辑、村社自治逻辑以及农民自主逻辑等非市场逻辑的影响.在国家政策关照和政府指导下,城市资本与乡村社会开展了自主经营型、内外合作型和项目运作型等村企合作实践.然而,资本下乡始终脱离不了农民权益保障这一核心主题.借助"理想类型"研究范式,构建出政府归位、市场到位、组织补位和农民主位的"四维一体"乡村振兴模型,通过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促进农民组织化、保障农民财产权利、完善村企合作治理机制,进而实现村级自治组织、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城市资本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平衡.     

乡村生态资源价值转化路径研究——基于资源与资本有效结合视角

生态资源是乡村价值的重要组成和特色禀赋，也是乡村发展的核心要素和关键动力。推动乡村生态资源的价值转化，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资本要素在此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乡村资本外流且内部积累不足的背景下，提升城市资本与乡村生态资源的有效结合程度至关重要。从公共产品视角和产权维度出发，乡村生态资源可以分为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俱乐部产品和纯私人产品，由于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的目标导向差异，纯公共产品应完全由公共投资进行，纯私人产品应完全由私人投资进行，准公共产品和俱乐部产品则应分别由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主导进行。通过加强保护空间载体与生态补偿体制机制建设、健全多元参与的生态补偿机制、强化政府引导与市场监督、设计紧密利益联结机制等具体措施，能够实现乡村生态资源的价值转化。     

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治理实践逻辑研究———以豫北 N 社区为例

基于文化治理理论分析框架以豫北 N 社区为例,从乡土文化延续和公共文化嵌入两个维度系统阐述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 首先,作为自治型自我治理机制的乡土文化延续,通过乡土文化的历史延续和民间信仰的乡土传承,有效应对了社会空间转型和文化空间消失导致的本体性不安和个体化焦虑,从而实现了社会空间的文化自治理;其次,作为他治型行政治理机制的公共文化嵌入,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重构和“文化下乡冶实现了社区文化公共领域和社会生活公共空间重构,并基于隐性技术运作的柔性治理再生产出国家—农民关系的施恩回报逻辑,从而促进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形成,最终奠定了国家政权合法性的社会基础;最后,社区公共意识匮乏和认同感缺失正是当前社区文化无法有效发挥引领作用的重要原因,因此,唯有通过自治和他治的机制衔接,形成乡土社会本土文化与现代公共文化的功能耦合,才能真正能实现文化治理、政治治理和经济治理的多元善治。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检视与超越——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

当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始终与资本逻辑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其实质是主权国家对资本权力统治逻辑的运用,是资本全球化背景下“中心—外围”模式的维续,在当代世界已面临危机与困境。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根本目标、制度框架、发展模式三方面变革资本全球治理模式,实现对旧的治理体系的超越：以共享为核心目标引导经济全球化转型,以公共价值引领全球市场,以一带一路为平台提供公共产品,通过利益嵌入和市场对接等机制切实倡导经济发展中的多边主义。     

独龙族传统生产生活逻辑的价值反思——兼论“美蒂斯”的传承与复兴

伴随现代化进程在农村的持续推进,如何处理好传统乡村与现代产业发展的关系,是我国和发达国家农村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该文以独龙族为个案,通过"美蒂斯"概念的提出,即农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传统生产逻辑和生活智慧,从村落空间保留、循环时间认知与生存理性取向三个部分,反思和阐述了产业发展中传统生产生活逻辑的现代价值。认为其产业脱贫的成功之处在于,基层政府带领小农户将现代科技与地方智慧进行了有效衔接,使农业生产契合了生态文明要求与乡土习惯,同时为进入市场的小农户保留了生存退路与"安全阀"。乡村振兴不仅仅是单纯的产业发展,更是"美蒂斯"的传承复兴,是乡村文明的整体复兴。     

《资本论》对资本逻辑的双重阐释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主题,是在把握资本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揭示资本逻辑的同时超越资本逻辑。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根据资本的生产资料属性和社会关系本质,把资本逻辑阐释为相互规定的两个层次：一是以利益关系生产和再生产为中心的增殖逻辑;一是以支配关系生产和再生产为中心的权力逻辑。资本在自我运动中通过攫取自然与统治自然、价值增殖与生命操控、价值实现与欲望支配,完成了对物质系统、社会系统以及欲望系统的吸纳,成为不断增殖的价值和不断扩张的权力。正是增殖逻辑和权力逻辑的相互促进,资本发展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绝对主体”,呈现为不断上升的“双螺旋结构”,并最终塑造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政治秩序和文明形态。资本逻辑所包括的文明性和自反性决定了其被扬弃和超越的命运,同时也呼唤着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文明形态。     

资本下乡的政治逻辑与治理逻辑

鼓励资本下乡发展规模农业成为当前地方政府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调查发现,大量资本下乡并非遵循经济逻辑,而是遵循政治逻辑和治理逻辑。政府无法通过与弱质性和高度分散的农民有效对接实现政治任务和治理目标,资本下乡的规模效应形式上完成了地方政府的政治任务,化解了农业治理困境。但资本下乡并没有推动农业发展,其非生产性再分配活动反而进一步阻碍了农业现代化。依靠资本下乡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前景并不明朗。     

资本逻辑的三重维度及其统治形式

当下，资本逻辑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学界的研究热点，而厘清资本逻辑概念需要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中心，通过依次辨析“资本”“逻辑”和“资本逻辑”三个概念来进行。资本是物、增殖价值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逻辑是以否定性和必然性为核心特质的辩证逻辑,资本逻辑则是资本在否定性运动中所呈现的必然性。其主要表现为三重维度:一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普遍化的必然趋势，二是资本增殖规律和积累规律，三是资本关系普遍化的必然趋势。在现代化进程中，资本逻辑通过主导物质生产、形塑社会关系和建构思想观念等形式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统治，其由此也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逻辑。只有超越资本逻辑的全面统治，才能使人的解放成为现实。      

《嘉莉妹妹》:现代都市空间与个体异化反思

《嘉莉妹妹》再现了物质、分野和交叠并存的现代都市空间,昭示着资本逻辑空间生产的非正义性。都市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空间是人类实践与社会关系的产物,它能够型塑身居其间的个体及其精神。小说人物在与资本统御的外部空间互动中无意识地异化为资本生产的附庸,抑或在拜物主义的浸染下步入了精神空间的荒原。空间失衡激化的仇恨与对立也使都市深陷人城俱损的困境。基于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以人本逻辑为内核的空间正义厘正资本逻辑主导的消极空间生产是避免个体异化、实现人城共生的有益尝试。     

农村基层公共空间中的政府在场——以基层的政治性与社会性为视角

农村治理的绩效取决于基层的社会性和政治性诸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它们体现于两个不同的公共空间之中:一是以社会单元为结构、以维系和发展为功能的空间,它是内生的,体现了自主性的诉求,社会资本与公共领域是推动发展的动力机制;二是以国家政权组织为结构、以实现对基层政治控制为功能的空间,它是外生的,体现了政治秩序的诉求,政治认同与制度化是推动发展的动力机制.尽管二者的作用方式和地位不尽相同,但并非是单纯的对立关系.时下,对我国农村基层的政治发展而言,现实的路径是兼顾这两个空间的统一,实现政府主导与社会自主两种机制的统一.     

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的前提条件和实践路径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性问题。党的十九大做出了实施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决策，《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则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确立了“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的基本原则。绿色发展回答了生产发展和生态保护如何实现统一、农业如何保持持续健康高效发展、农村如何摆脱对城市的依附三个关乎乡村振兴“何以可能”的关键性问题，阐明了实现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绿色发展的实现路径是生产力布局优化、“两山”转化以及消费绿色转型，科学回答了乡村振兴的“如何可能”的问题，阐明了实现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     

农村基层公共空间中的政府在场——以基层的政治性与社会性为视角

农村治理的绩效取决于基层的社会性和政治性诸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它们体现于两个不同的公共空间之中：一是以社会单元为结构、以维系和发展为功能的空间，它是内生的，体现了自主性的诉求，社会资本与公共领域是推动发展的动力机制；二是以国家政权组织为结构、以实现对基层政治控制为功能的空间，它是外生的，体现了政治秩序的诉求，政治认同与制度化是推动发展的动力机制。尽管二者的作用方式和地位不尽相同，但并非是单纯的对立关系。时下，对我国农村基层的政治发展而言，现实的路径是兼顾这两个空间的统一，实现政府主导与社会自主两种机制的统一。     

出场境遇与伦理追问：乡土文化资本化的辩证批判

乡土文化资本化的出场是文化逻辑与资本逻辑的耦合统一来实现的，在理论上表现为一个文化与资本逻辑不断演进和文化与资本形态不断演替的历史过程，产生了乡土文化资本这一文化与资本的新形态，而在实践上表现为通过资本介入乡土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产生了乡土文化产业这一新业态。乡土文化与资本这一历史性“相遇”无论各自存在的基础条件还是价值诉求，从一开始就以伦理的悖论弥漫在乡土文化的“生产-消费(购买)”过程中：乡土主体自觉与权利伦理失衡；乡村美学复兴与情感伦理失落；市场意识培育与资本伦理失度。乡土文化资本化的伦理约束旨在强调，资本逻辑的超越和人文本位的回归辩证统一，探索乡土文化资本更具适应性的实现方式和制约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