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金融与收入波动:来自中国家庭的证据

快速发展的互联网金融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人民生活.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参与互联网金融市场,但互联网金融是否真正减少了收入波动,抑或使家庭暴露于风险之中?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研究发现,互联网金融参与对提高家庭总收入具有积极影响,但同时也增加了家庭总收入波动,致使收入风险显著增加.但总体上,参与互联网金融市场单位风险的收益上升.进一步研究发现,互联网金融影响了家庭投资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于有工商业经营的家庭,互联网金融提高了家庭的网络销售概率,促进了家庭创业,显著增加了家庭经营性收入及其波动.本研究可为规范互联网金融市场发展,防范家庭收入风险提供参考.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居民家庭金融投资风险及其防范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过40余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国民积累的财富日益增多,进行金融投资已成为大多数家庭的理财方式。但是,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金融投资市场造成的负面影响还未消散,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虽然金融市场整体运行状况有所好转,我国居民家庭金融投资受个人因素及金融市场等多方面影响,投资风险依然很大,需要居民在进行家庭金融投资时依据自身能力理性看待金融投资风险,在充分认识风险的基础上积极防范风险,从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合理进行家庭金融投资。     

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及普惠金融的有效实施,我国农村家庭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居民的投资理念也逐渐向多元化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发展,因此研究我国的农村家庭金融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分别运用二元LOGIT模型以及TOBIT模型对我国不同地区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广度和深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患病状况及投资经验3个因素无论在农村家庭金融资产持有广度还是持有深度方面均具有显著重要影响。     

系统性风险: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间反馈效应

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间高度的关联性，使得系统性风险在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间具有反馈效应.本研究提出了度量系统性风险反馈效应方法，并利用中国2013年～2017年银行与实体企业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忽视实体经济的作用，将会造成低估银行系统性风险，实体经济不同行业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性；银行系统对实体经济系统性风险具有显著影响，而且不同类型银行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性；银行系统对整个经济系统的系统性风险贡献程度随着时间在变化，不一定就比实体经济的高.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因素.     

证券投资如何做好风险控制

风险与收益伴随投资的进行而产生,投资的风险分析与控制是金融投资领域永恒的、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证券投资在金融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既拥有金融市场赋予它的一般性特征,也在不断发展中凸显自身的投资风险特点。在这种情况下,有效考虑市场内外的各类不确定因素及价格波动性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对证券投资如何进行风险控制进行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金融能力对城镇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CHFS数据

基于CHFS2019年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金融能力对城镇家庭收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在是否有政府补助以及控制社会互动情况下金融能力对城镇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金融能力对城镇家庭收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即金融能力水平越高,城镇家庭收入越高;金融能力对城镇家庭的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采用工具变量法、联立方程模型缓解内生性问题后,仍然能够得出一致的结论。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在金融能力增加城镇家庭收入中起促进作用,在控制社会互动后金融能力对城镇家庭收入依然有显著正向影响。     

全球数字货币波动对中国金融资产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北大核心CSSCI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社会对于数字货币的需求迅速增大,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此同时,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全球数字货币的波动也可能对中国金融资产造成输入性风险。本文测度了全球数字货币资产价格波动对中国大类金融资产的风险溢出效应及其动态演化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和识别了影响全球数字货币与国内大类资产之间系统性风险的核心因素。结果发现,全球数字货币与国内金融资产之间具有一定的极端风险关联性,长期看,全球数字货币在该系统的风险传导中占主导地位,受国内金融资产的影响相对较小;短期看,下行风险总体关联性波动以及瞬时大幅上涨次数要高于上行风险总体关联性。同时,市场中的恐慌情绪是全球数字货币与国内金融资产之间系统性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     

股东为什么在解禁后会减持股票?——基于背景风险分析的股票解禁效应研究

背景风险指投资者因持有非交易性资产而承担的风险,会降低投资组合效率。本文以2016年全年1502家公司限售股解禁事件为样本,从背景风险的角度分析了股东的解禁减持行为,并对限售股解禁的价格效应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背景风险因素对解禁后股价异常收益具备显著负向影响。基于背景风险的投资组合调整效应相较于"高位套现"效应对股价变动的影响更为显著。研究还发现解禁规模对股票异常收益具备显著负向影响;公司规模及异常换手率,在解禁期间缓解了股价的下降;不同的解禁性质对股价也有一定影响,相较于定向增发解禁,首发IPO解禁对股价的影响更大。     

风险投资家职业背景与投资业绩

本文以风险投资家的职业背景为研究视角,对比研究金融背景和实业背景风险投资家的投资业绩.借助风险投资项目、风险投资家个人、被投资企业的样本和数据,本文发现:相对于实业背景的风险投资家,金融背景的风险投资家更为成功,表现为所投资项目有更高的IPO退出率.而且,金融背景的风险投资家投资风格更为激进,如更倾向于进行独立、跨地区、大金额的投资.究其背后机理,本文发现金融背景的风险投资家能够利用其金融职业背景更好地支持被投资企业.譬如,有助于被投资企业更快获得下一轮VC融资,在IPO过程中帮助其雇佣声誉更好的承销商,且IPO抑价率相对较低.     

认知差异是否影响中老年投资者持有风险资产?

分析最新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发现,认知能力的差异是影响中老年居民持有风险资产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认知能力对信息密集度较低的金融资产(如政府债券)持有的影响较弱,表明信息成本或信息障碍可能是认知能力影响中老年居民金融市场参与的潜在机制。由于认知差异引起个体间理财能力差异和额外风险,因此,加强投资者教育,培养投资者金融素养,提高金融市场信息透明度,对于提升老年福利和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金融投资收益与风险的分析与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金融投资市场也逐步兴盛起来。在日益成熟的金融市场中,投资者每年都在增加,在看到市场诱人收益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市场存在着巨大的风险。虽然当前的金融投资对我国的市场经济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有利于我国国民提高收入、扩大消费。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金融投资获得一定的收益时,也存在着风险。在无形的市场调控下,如何规避风险是每个投资者都要面对的课题。     

家庭对不确定性的主观预期与家庭资产配置——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Tobit实证分析

基于微观层面研究了家庭主观预期对家庭房产、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配置比例的影响机制，并导出三者间的直接联动关系.应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联立Tobit模型估计分析发现，家庭预期利率上升会同时增加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的配置，但减少房产配置；预期风险资产收益下降会减少风险资产配置；预期房价上升会增加房产投资但减少风险资产配置.风险偏好型家庭会加大风险资产配置，且减少房产配置；而风险规避型家庭相反.3类资产配置比例之间存在直接的“挤出效应”,且表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房产和无风险资产对风险资产的“挤出效应”强于各自反向的“挤出效应”,而无风险资产对房产的“挤出效应”在经济意义上强于反向的“挤出效应”.主观预期与风险偏好变量会通过资产配置间的直接影响渠道进一步影响家庭各类资产的配置比例.本研究揭示了中国家庭追求更安全的无风险资产和更高收益的房产投资，且弱化风险资产配置的普遍投资模式，这对政府预期管理与宏观调控、财富管理多投资渠道推荐和家庭合理主观预期形成等具有实际意义.     

融资约束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本文构建了纳入融资约束的实体企业投资组合选择模型,以刻画融资约束下实体企业的金融和实业两类资产的投资组合选择决策． 理论模型表明,实业投资的相对风险大小、金融资产收益率与负债利息率之差以及固定资产收益率与负债利息率之差均会影响融资约束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占比,前两者表现为正向推动,后者表现为负向抑制,并且金融资产收益率与负债利息率之差的正向影响大于固定资产收益率与负债利息率之差的负向影响． 本文使用1998年～2009年中国非上市实体企业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与理论模型相一致． 本文理论模型和实证结果都表明,金融资产收益率的上升比固定资产收益率的下降更能够推动融资约束企业的金融化．     

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决策：破产风险视角的互动关系研究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破产风险视角下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动态作用关系.结果发现,在整体上负债融资会通过对破产风险的正向影响负向地作用于企业的投资决策,反过来.投资支出会负向地影响企业的破产风险,从而有利于负债融资的增加.在代理冲突下这种互动关系会产生异化:在低成长情形下,破产风险一方面会导致控股企业过度投资,另一方面会对非控股企业过度投资产生治理效应;由于低成长企业股东或经理过度投资问题,投资不会降低企业破产风险;在高成长情形下,破产风险会导致绝对控股企业投资不足;高成长情形下,只有相对控股企业的投资具有显著的风险抑制效应.     

分析金融会计风险形式及预防对策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我国金融市场受到世界金融市场的影响,其市场化改革也随之深入,而其中涉及到的会计风险日益明显,防范和控制金融会计风险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的问题。因此,加强对金融会计风险的研究势在必行,也是确保我国金融领域健康发展以及保障金融秩序安全、稳定的需要,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将对金融会计风险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金融会计风险预防的有效措施进行研究,并提出防范金融会计风险的有效措施,从而推动我国金融行业进一步发展。     

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溢出和系统性风险贡献——基于滚动窗口动态Copula模型双时变相依视角

本文以33家上市金融机构为研究样本，利用滚动窗口动态Copula模型对金融机构与金融系统之间相依关系的时变结构与时变系数进行双时变拟合，测度了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溢出和贡献，从宏观、行业和机构层面分析了系统性风险贡献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证券类机构贡献了最多的系统性风险，而银行类机构对整个金融系统最具有潜在威胁性；金融机构与金融系统的相依结构决定了机构风险的外溢程度，而金融机构与金融系统之间相依程度以及系统自身波动性会显著影响整个系统的系统性风险；中国金融风险与财政风险之间存在相互转换的现象，化解系统性风险的根本办法是不断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本文可能的贡献有两点：第一，建立具有双时变特征的滚动窗口动态Copula模型，使模型设定和估计结果更接近真实情形；第二，从宏观、行业、机构三个层面分析机构系统性风险贡献的影响因素，这有助于从系统性风险产生的源头进行风险防控，供监管部门决策参考。     

风险机制在金融市场投资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金融业也得到迅猛发展,使得金融市场投资风险管理显得愈加重要。然而,在当下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越来越多的人们逐渐将自己的资金投资在股票和证券等金融产品上,以此来获取较高的和收益,其中风险机制无不贯穿于金融市场投资风险管理中,如果减小投资风险,从而获得较高的收益一直是众多人士关注的话题。对此,本文主要探讨了风险机制在金融市场投资风险管理中的应用,同时也提出控制风险的相关策略。     

地区差异会影响金融与实体之间的相互转化程度吗?——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视角

实体经营与金融投资的有机结合被认为是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大到强崛起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从我国地域特征着手,探讨了制造业企业金融资产和经营收益之间的资源配置选择与效率呈现出的地域性的差异.结果 表明,东部地区上市企业经营收益越高,则会有更多资产投资于金融资产.但是,金融资产对经营收益的"挤占效应"却是西部地区更严重.而地区的金融市场发达程度、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这两个地区软环境指标能够解释上述差异产生的原因.随着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的增高和地方政府干预程度的下降,金融对经营收益"挤占效应"的负向边际效果逐渐下降,说明政府与市场环境的改善能够显著提升金融与实体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因此,提高落后地区的软环境水平有利于引导制造业企业"脱虚向实".     

金融资产投资对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研究

基于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的宏观背景，文章研究了微观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对创新投入的消极影响，以及融资融券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以2007-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实证检验发现，金融资产投资阻碍了企业的创新投入。其机制在于，金融资产投资不仅引入了较多的外部风险，而且加剧了创新投入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对创新投入表现为显著的挤出效应。以融资融券制度的实施为契机，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融券业务通过增加上市公司的风险与融资约束，最终加剧了金融资产投资对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因此，应防止上市公司过度从事金融资产投资，同时对融资融券制度进行优化，促使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产业政策工具、企业投资效率与股价崩盘风险

中国在推动实施产业政策时通常采用三种政策工具：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和银行优惠信贷支持。本文研究受惠于产业政策的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及其股价崩盘风险，以及上述三种政策工具的作用机制。本文以2006—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第一，受惠于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其投资效率显著下降。同时，产业政策一方面完全通过增加企业的财政补贴和信贷支持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另一方面则部分通过税收优惠降低企业投资效率。第二，企业投资效率的下降显著地增大其股价崩盘风险，且相对于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较少的企业，因产业政策支持而获得较多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的企业，其投资效率对股价崩盘风险的负向影响更显著。第三，相较信贷支持最高组和最低组的企业，信贷支持居中组的企业，投资效率与股价崩盘风险的负向关系最为显著。本文首次从产业政策工具的视角出发，分别揭示了产业政策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投资效率与股价崩盘之间的关系以及三种产业政策工具在其中的作用，为制定和调整产业政策以及评价和提高产业政策工具的效率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