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竞争、征税成本与金融资产质量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在地方政府竞争背景下,地方政府征税成本对货币发行与地区金融资产质量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由于从金融部门荻取金融资源这一外部性很强的方式成为地方政府间竞争的重要手段,其后果将使地方政府特别是难以获得充足税收收入的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通过干预金融部门为公共投资融资,这构成了引起地方金融资产质量下降,金融生态环境难以改善的重要制度性原因.本文认为只有继续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部门独立性,并且使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相适应,才可能正确引导地方政府积极性.使地方财政和金融两方面都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政府干预、资本投向与结构效率

基于不同投资形态对经济、社会与政治目标的贡献差异,研究了政府干预下的资本投向选择效应,及其导致的投资结构异化对总体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有动机干预国企增加固定资产、股权并购和垄断资产投资,削减技术资产投资.(2)在政府干预程度较大的地区,国资委直属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增速最大;企业集团所属企业的股权投...     

收入风险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基于CHFS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研究构建了包含金融市场摩擦和背景风险因素的家庭资产配置模型，深入探究了收入风险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关系，发现收入风险的增加将显著降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并且市场摩擦和其他背景风险的上升均将加剧收入风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负效应.同时，本研究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对理论模型的结果进行实证检验，以分组收入方差衡量家庭收入风险，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收入风险对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信贷约束、社会互动与金融素养等金融市场摩擦因素均显著增强了收入风险对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负向效应；在健康、住房及工商业经营和负债等其他背景风险越高的家庭，收入风险对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负向影响更显著.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政府干预、金融市场化与法人股价值研究

以上市公司2000～2004年法人股协议转让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政府干预和金融市场化程度对法人股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干预会降低法人股协议转让价格,但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上,对民营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为政府掠夺之手的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同时也能更深入地了解政府干预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影响.此外,还发现发达的外部金融市场可以提高法人股转让价格,这表明金融中介体系作为产权保护的替代机制,能够通过约束经理人行为以及提高企业效率为企业带来治理溢价.     

经济周期与企业金融化

当前中国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现象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企业金融化是否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有待检验.本文以2005年—2019年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经济周期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情境因素差异.实证分析发现，在经济上行期，企业金融化程度提高，表明当前中国上市公司配置金融资产的“投资替代”动机较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管理者面临业绩压力越大的公司，经济周期对企业金融化的促进作用越强，而在低高管持股比例、高融资约束和低行业竞争的公司，经济周期对企业金融化的促进效应被削弱.本文从宏观经济层面验证了企业金融化的“投资替代”动机，不仅丰富了经济周期和企业金融化相关领域的研究，而且对政府和监管部门引导企业适度配置金融资产、防范金融风险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政府干预、经济集聚与能源效率

本文在政府干预背景下经验分析企业、产业和区域3个层面经济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市场机制主导的企业集聚能够显著提高能源效率,由于政府干预和环境治理的"搭便车"倾向导致产业集聚无法对能源效率产生预期效果,能源效率与表征区域聚集的城市密度呈U型变动特征。此外,相机抉择使得政府节能减排战略对改善能源效率未能发挥应有效果。控制政府干预的核心因素金融发展变量后发现,金融发展规模扩张、地方政府干预增强导致的资源配置扭曲以及中央政府信贷干预的道德风险,均会抑制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改进,金融发展效率提高则有助于产业集聚提升能源效率。然而由于存在环境质量治理的市场失灵,借助市场力量和政府适度干预更有利于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     

融资约束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本文构建了纳入融资约束的实体企业投资组合选择模型,以刻画融资约束下实体企业的金融和实业两类资产的投资组合选择决策． 理论模型表明,实业投资的相对风险大小、金融资产收益率与负债利息率之差以及固定资产收益率与负债利息率之差均会影响融资约束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占比,前两者表现为正向推动,后者表现为负向抑制,并且金融资产收益率与负债利息率之差的正向影响大于固定资产收益率与负债利息率之差的负向影响． 本文使用1998年～2009年中国非上市实体企业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与理论模型相一致． 本文理论模型和实证结果都表明,金融资产收益率的上升比固定资产收益率的下降更能够推动融资约束企业的金融化．     

多元化经营与现金持有“竞争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基于现金持有"竞争效应"理论,本文放松其中隐含的行业内企业专业化经营的同质假定,理论分析与实证考察了多元化经营战略特征对企业现金持有"竞争效应"及其经济后果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专业化经营企业,多元化经营企业现金持有"竞争效应"更为显著,但对企业经营业绩的贡献偏弱。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制度背景的验证分析显示,这种现象仅在国有多元化经营企业中表现的显著,尤其是地方政府干预程度高的地方国有企业中。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影响--基于中国EPU指数的经验证据

层出不穷的"黑天鹅"事件加剧了市场恐慌情绪导致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创出新高。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投资行为会产生怎样影响?本文利用上市公司2007-2016年季度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实体投资与虚拟投资行为的影响。以Baker等开发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实体投资活动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导致企业实体投资下降;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虚拟投资活动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反而导致企业虚拟投资上升。(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导致实物资产投资成本上升抑制了企业实体投资活动,投资成本是不确定性影响微观企业实体投资的中介路径;相对而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却导致金融资产投资收益上升刺激了企业虚拟投资活动,投资收益是不确定性影响微观企业虚拟投资的中介路径。(3)政府干预弱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而市场竞争、公司治理强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政府干预、市场竞争、公司治理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研究力图打开企业资本配置内部结构黑箱,拓展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研究内容,揭示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内在机理与路径,为当前全球不确定事件的经济影响以及中国经济"脱实向虚"问题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     

中国实体经济资金效率与财务风险真实水平透析——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水平不高的症结何在?

资金(资本)的本性是逐利避险。资金效率与财务风险信息不仅是资本市场引导资本配置和资本流动的基本依据,而且也是各级政府研判经济运行态势和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依据。由于传统财务分析体系存在的资金(资本)与资产概念相混淆、营业性负债与金融性负债不加区分以及经济活动分类不当等理论缺陷,导致传统财务分析体系提供的资金效率与财务风险信息被严重扭曲,资金效率被严重低估,财务风险则被严重高估。对除金融类上市公司之外其他所有行业上市公司2008～2017年10年期间数据的分析显示,传统财务分析体系使资金效率被低估30%以上,而财务风险则被高估40%以上,让本来处于转型升级艰难时期的实体经济"雪上加霜"。严重的信息扭曲导致资本市场上实体经济被极度唱衰、投资价值被严重低估,从而误导趋利避险的金融资本远离"低回报"、"高风险"的实体经济。不仅如此,传统财务分析体系还使经营活动资金回报率被低估40%以上,而投资活动资金回报率却被高估50%以上,从而误导企业内部资本市场资金更多从经营活动(实体经营)流向投资活动(资本经营)。这为我国近年来出现的"金融脱实向虚"、"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以及"实体企业金融化"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水平不高问题的原因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也为政府客观评估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竞争视角下的剩余收益来源分析

利用剩余收益估价模型能提高股票价格的解释能力和预测价值的准确性,因此剩余收益的来源显得至关重要.以2001年～2005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Panel Data和OLS回归方法,从竞争的视角对公司剩余收益的来源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剩余收益确实来源于企业的经活动,并随着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增强而降低;公司不同性质的负债杠杆对剩余收益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经营负债杠杆产生正面影响,金融负债杠杆产生负面影响,这种影响随着竞争程度的减弱而增强;同时剩余收益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市场份额的拓展、产品差异化和资产专用性程度的提高而提升.     

外部治理环境、产权性质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

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我国各地区的外部治理环境存在较大差异.文章以2003-2012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政府干预、金融发展水平以及法治水平三个维度考察了外部治理环境、产权性质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全样本的实证结果表明,降低政府干预程度、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加强法治水平建设有助于改善上市公司投资效率;(2)当上市公司产权性质为非国有企业时,金融发展水平和法治水平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正相关;(3)在我国经济转轨初期,当上市公司产权性质为国有企业时,政府干预、金融发展水平和法治水平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负相关.上述结论可为政府等监管部门制定发展对策提供参考,有助于实现我国经济转轨的健康有序进行.     

城市规模、生产率优势与资源配置

本文以城市空间作为企业生产率分析边界,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通过生产率分解方法对中国大城市企业生产率优势进行分析,间接测度出大城市具有较高和改进较快的资源配置效率,从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视角为大城市的制造业生产率优势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并指出之前对集聚效应、选择效应等的估计可能有偏。本文的研究发现,中国大城市的制造业兼具企业生产率的静态和动态优势,即不但生产率水平高,而且提升快,这可以构成大城市吸引和汇聚企业的主要经济原因。虽然城市加总企业生产率提升主要来源于企业自身的成长效应,但不同规模城市间生产率提升差异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不同,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贡献能够解释大城市企业生产率提升的39.50%,而中小城市仅能解释22.95%,大城市因较高的资源配置效率改进贡献而实现了企业生产率的较快提升。研究还发现,大城市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与中小城市的差距在逐步放大,大城市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了24.98%,而小城市却下降了25.56%,同时城市内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主要来自于非国有企业。可以预见,大城市的吸引力会进一步增强,这一系列发现对于破解"大城市病"、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都具有启示意义。     

人口老龄化、金融资产结构与宏观经济波动效应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平均年龄异质性家庭和创新异质性企业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效应得出: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家庭持有的流动性金融资产占金融总资产的比例上升、资本性金融资产所占比重逐渐下降,从而引起宏观金融结构的变动;中国人口老龄化引发的金融结构变动将导致劳动减少、消费减少、产出降低,甚至影响企业创新投资降低,进而导致高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变化。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劳动增长依赖、投资增长依赖、技术模仿依赖都难以为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应集中到创新方面,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是市场机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引导市场资金对技术创新型企业的投资支持,同时应避免企业技术创新投资的剧烈上涨造成经济震荡。     

普惠金融的山东样本值得关注

正互联网金融在我国正成为一种新兴业态,由此引发的金融市场的"鲶鱼效应"和"普惠金融"理念,正在倒逼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服务创新,进而成为影响未来金融发展格局的重要变量。互联网金融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正名。按照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要求,要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密切监测跨境资本流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让金融成为一池活水,更好地浇灌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之树。     

“政资分开”能改善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吗?

我国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向是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实现“政资分开”.本文选择实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作为促进“政资分开”的重要举措，发现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对投资过度的国有企业、高干预地区的国有企业，以及对具有较高程度预算软约束的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具有更大的改善作用，说明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干预以及约束预算软约束下的投资过度行为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作用机制.这些发现为深化国企改革，优化国有资本配置，及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兼容性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     

零售商运营视角下投贷联动最优投资结构模型

投贷联动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驱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与推动"产融结合"的重要手段，而合理投资结构成为探索投贷联动机制以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本文刻画了供应链鲁棒风险模型支持下投融资博弈的新特征，构建了零售企业投贷联动融资模型，探讨合理投资结构存在性。研究表明：投资方参与零售企业投贷联动融资博弈时，存在协调投资方利益最大化的"投贷联动区间"与最优投资结构，且最优投资结构受市场成长性主导。此外，企业所得税降低导致负债税盾效应减弱时，存在"反啄食顺序"的投资偏好。     

财政纵向失衡、地方激励异化与企业投资

在“收入集权，支出分权”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失衡可能引发地方激励异化，进而对辖区内企业的投融资决策产生影响。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表明地方政府财政纵向失衡会显著提升区域内企业的投资支出水平。机制检验表明，政策扶持力度增强和土地价格上升是财政纵向失衡影响企业投资支出的正向渠道；而财政纵向失衡带来的政府投资增加是影响企业投资支出的负向渠道。异质性检验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对企业投资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低市场化程度地区和高经济竞争地区更加明显。此外，财政纵向失衡对企业投资的促进效应是偏离最优效率水平的，主要体现在增加了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本文的研究发现揭示了各层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影响辖区内企业决策的微观机制，将有助于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助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城市级别、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错配

本文从城市行政级别这一全新视角重新解释了城市的生产率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我们发现,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其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平均水平也越高,但城市级别对TFP的正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和外资及港澳台企业,高级别城市民营企业的TFP反而更低;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错配程度越严重,并且这一效应集中体现在国有企业和外资及港澳台企业,城市级别对民营企业的资源配置反而具有改善作用。城市级别发挥作用的渠道包括高级别城市的企业政府补贴更多、人才优势更大、融资便利更多、地方税负更小,其中前3个渠道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地方税负主要体现在外资及港澳台企业。本文的研究推进了对城市生产效率的理解,并且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揭示了行政手段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意义。     

中国制造业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以金融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切入点,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间和不同类别企业间金融资源配置的现实背景,构建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的分析框架,测度中国制造业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及其扭曲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研究发现：（1）制造业行业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高,而行业内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在行业内配置中,债务配置效率和融资规模配置效率相对较低。（2）在样本期内,制造业总体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年均为37.30%,其中,行业内和行业间配置扭曲导致的生产率损失年均分别为31.54%和5.76%。在行业内配置扭曲导致的生产率损失中,债务配置扭曲和融资规模配置扭曲是主要来源。金融资源配置的“所有制歧视”比“规模歧视”导致的生产率损失大,且非国有和小规模企业内部配置扭曲导致的生产率损失较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各类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显著减少。（3）重点产业前期金融支持政策形成的“好”扭曲不同于传统非重点产业的“坏”扭曲,随着重点产业的发展,“好”扭曲会缓解,全要素生产率损失也会因此下降,“好”扭曲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这一作用规律对当前金融助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