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低碳发展、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研究立足于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背景，构建“经济—环境—社会”统筹协调的绿色低碳发展评价体系，聚焦于企业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的发展影响路径中产生的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不同规制工具、不同地理区域的差异化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不同地理区域表现异质性中介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下，绿色创新在东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传导效应，而在西部地区发挥微弱正向驱动效应；市场激励型规制下，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正向中介效应占比极高，而西部地区未显现创新驱动效应；公众参与型规制的正向中介效应同样呈现“东部显著，西部不显著”分布特点且占比较低。不同创新水平表现异质性门槛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呈现倒“U”型影响曲线，市场激励型规制呈现“U”型影响曲线，而公众参与型规制仅在高创新水平地区发挥激励效应。据此提出具有区域差异化特征的环境政策建议，加快提升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复合型环境政策工具体系的完善与改革方向：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要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离不开环境政策工具的支持和推动,如何完善环境政策工具体系已经成为学术界和政府共同关注的问题。为此,本文运用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理论的定性分析和模型推导上比较不同环境政策工具的作用机制及效果,分析环境政策体系的完善与改革方向。分析结果表明：（1）环境政策体系的构建“宜早不宜迟”,越早实施环境政策,环境质量恢复得越快;（2）环境政策工具的强度与环境质量呈非线性关系,只有足够强度的环境政策工具对环境质量有长期作用;（3）在考虑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不同环境政策工具适用于不同的场景,因此需要建立包含各种环境政策工具的复合型环境政策体系。     

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视角

该文立足于研究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在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基础上,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整体呈波动式下降,各省间绿色经济发展存在明显差异;环境规制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不同,行政型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呈倒"U"型关系,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抑制作用。因此,政府看清西部地区绿色经济运行形势,选择恰当的政策工具,制定强度适宜的环境规制,有助于实现西部地区环境保护和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双赢"目标。     

气候政策金融化:问题与对策

自20世纪90年代碳排放交易市场体系确立之后,金融化便成为气候政策过程的主导逻辑。一般而言,金融机构代理关系、股东价值最大化偏好以及去监管与市场导向等多元变量共同推动了气候政策金融化的深入。全球气候治理行动从气候政策金融化过程中获得了大量资金。但是,气候领域金融工具的大肆运用衍生出包括碳市场投机、碳定价下跌以及横纵双向的阶层地理分化等在内的负面政策后果,制约着全球减排目标的达成。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应调整碳交易市场买卖双方责任关系,改革失衡的碳交易体系,并适当应用碳税和碳定价等政策工具,结合气候治理与金融治理,创建平等平衡的新型气候政策金融化参与方式。此外,中国应汲取欧美气候政策过度金融化的经验教训,在有效利用金融工具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加强政策监管,预防潜在风险。     

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绿色物流效率的影响研究

为探讨碳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否促进绿色物流效率的提升,以碳交易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绿色物流效率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碳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绿色物流效率的提升;碳交易试点政策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绿色物流效率的提升,而绿色技术创新在碳交易试点政策影响绿色物流效率的过程中起到负向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和非资源型省份绿色物流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资源型省份的绿色物流效率尚未起到显著促进作用。因此应大力推进物流业碳交易市场的完善,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针对不同地理位置和不同资源禀赋的省份实行差异化政策,从而完善中国碳交易市场并推动物流业高质量发展。     

“双碳”目标下的低碳试点效果再评估

中国作为探索和实践“双碳”目标的“先锋”,低碳试点的先试先行为其低碳转型作出了有力探索。既有研究大多肯定了低碳试点的积极成效，但部分研究也指出了低碳试点存在的困境。在低碳试点陆续结束和中国迈向“双碳”目标之际，对低碳试点的低碳状态和减排趋势进行再评估。研究结果表明，三批低碳试点的效果可能并没有大多评估研究认为的乐观，低碳试点整体上尚未达到和形成显著的低碳状态和减排趋势。仅有2010和2012年开始的第一、二批低碳试点显现出碳减排的趋势，但其依然未进入低碳的状态；2017年开始的第三批低碳试点在减排趋势和低碳状态上均未显现出显著的效果。在政策试验阶段，低碳试点缺乏上位法律、总体规划和核算体系的指导以及相容的激励机制，这对其维系低碳发展效果产生了挑战。在迈向“双碳”目标阶段，国家层面需要加强制度安排的指导性和激励机制的相容性，完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增强规划可行性与约束力，构建激励相容的长效机制，确保地方层面低碳政策设计和执行的综合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全国碳市场扩容策略的经济和排放影响研究

为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政府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并计划通过碳交易政策促进减排目标的实现。2021年全国碳市场从电力部门展开运行,将逐步覆盖其他部门。构建加入碳交易模块的动态CGE模型,评估中国碳市场不同扩容策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碳市场在2022年即纳入其他七个碳密集部门的减排成本和宏观经济损失最小。此时,到2030年碳价为110元/吨,较基准情景累计减排5.11%,累计GDP损失为0.18%。若全国碳市场在“十四五”规划时期内未完成扩容,将导致单位减排的GDP损失较加速扩容情景提高32.77%。从部门角度,纳入碳市场的部门中,电力部门在碳交易政策下的减排量和经济损失最大,非纳入碳市场的部门中,煤炭生产加工部门的经济损失最大。此外,还讨论了模型参数和碳市场机制设计的不确定性对结果的影响,并为全国碳市场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引导低碳消费的政策分析及工具选择

国内外的双重压力显示了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迫切性,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引导低碳消费是有效途径。对此英国、法国、美国和日本引导低碳消费有绿色税收、法律规制、绿色采购、绿色购物等政策经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愿性、混合型、强制性3种政策工具,根据我国国情应该合理使用这3种政策工具。     

基于演化博弈分析的水泥企业碳减排决策选择研究

面对日益严格的碳排放管制,企业应该加大减排投资还是直接到碳交易市场购买配额,以实现碳成本最低,碳减排收益最大化？这是每一个高能耗高排放企业都必须面对的决策问题。文章拟建立AB两家水泥企业的碳减排策略的博弈模型,通过对此模型进行演化博弈分析,以发现影响企业低碳减排决策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水泥企业是否选择在生产过程中加大减排投入取决于其单位碳减排成本与消费者对低碳产品的偏好程度和碳价之和的大小比较。因此,要实现低成本减排的目标,水泥企业应积极开展低碳生产技术和减排技术的研发,追踪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碳元素流,针对碳排放量较高的重点生产工艺进行碳减排改造。政府则需要加快推进碳交易市场建设,为企业参与碳交易提供稳定的市场环境。同时加大对低碳产品的宣传,强化消费者对低碳产品和水泥企业碳减排行动的认可。     

环境规制工具选择及政策启示

在比较分析市场交易型环境工具和命令控制型环境工具不同政策效应的基础上,运用污染产品和劳动力要素的竞争性均衡模型,阐述了环境税的“双重红利”及其对环境工具选择的启示,最后结合国外环境税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在我国环境保护中实施绿色环境规制,开征独立环境税,坚持环境税收中性和组合运用多种规制手段等政策建议。     

中国能源消费行业碳排放研究——基于“碳排”投入产出表的编制

从方法学角度,利用分行业能源消费数据对价值型投入产出表进行改进,编制出中国“碳排”投入产出表.从生产和最终消费两个角度设计了直接和完全碳排放系数,对2007年中国国民经济43行业进行碳排放系数的测算以及碳排放关联效应的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无论从生产角度还是最终消费角度,电、热生产和供应部门的碳排放系数都是最高的,并且在国民经济碳排放系统中占主导地位.     

“双碳”目标下的农业转型路径: 从市场中来到“市场”中去

基于市场演进的视角,结合传统生态智慧、数量型经济增长理论和生态文明思想,文章揭示了"双碳"目标下农业转型的理论渊源,进而分析了农业转型面临的"薄市场"挑战及其成因,提出了依托市场机制驱动农业转型的可行路径。研究认为,按照"双碳"目标要求,在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前提下,农业既要通过减排和增汇减缓气候变化,又要增强自身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尽早关注农业转型可以防范"吉登斯悖论",并降低"双碳"目标实现的社会成本。然而,农业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功能具有典型的外部性特征,存在价格生成困境,需要通过构建多元市场交易体系,推动农业低碳生产的成本投入与收益获取在边际上维持均衡,并使得以低碳农业为代表的生态环境部门的价值与经济社会其他部门的"价值"相均衡。     

“双碳”目标背景下农业碳减排的实现路径——基于数字普惠金融之验证

依托数字普惠金融实现农业"双碳"目标是可行的数字化路径。利用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验证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担起农业碳减排"重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降低了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农业碳减排效应;运用解释变量替代法、面板分位数回归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后,结果依然稳健。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可通过农民创业效应和农业技术进步效应实现,而城镇化发展水平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具有农业碳减排效应,但效应大小存在差异;相较于"胡焕庸线"以西地区,该线以东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农业碳减排效应,侧面反映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还未突破"胡焕庸线";与粮食主产区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在非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碳减排效应更显著。     

"双碳"背景下的宁夏农业碳排放时序特征、驱动机理与脱钩效应研究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背景下,更应重视农业领域的碳排放问题.基于农地利用、农田土壤、水稻种植和畜牧养殖四大类农业碳排放源,测算分析了宁夏2000—2019年农业碳排放时序特征,运用Kaya恒等式分析了农业碳排放的驱动机理,并进一步采用Tapio脱钩模型分析了农业碳排放量与农业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研究表明:1)2000—2019年宁夏农业碳排放量呈现总体上升的趋势,但增速逐渐趋缓;2)农业生产效率、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劳动力因素对碳排放具有负向驱动作用,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因素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正向驱动作用,其中,农业生产效率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最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最强;3)2000—2019年宁夏农业碳排放量与农业经济增长的脱钩弹性特征以负脱钩为主,增长连接和强脱钩的脱钩特性次之.总体来看,宁夏农业经济增速保持持续增长的同时,农业碳减排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碳限额与交易机制下零售商模糊库存模型优化求解

为探讨不确定条件下碳交易机制对库存管理中排放控制和成本优化的影响,用梯形模糊数描述各参数和决策变量,建立碳交易机制下模糊经济订货批量模型和排放模型,对比分析不同决策下经济订货量的关系,讨论碳交易机制对模糊成本与碳排放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模糊模型能有效降低决策的不确定性;模糊参数满足一定条件时,考虑碳交易机制前后和仅考虑碳排放最小时的经济订货量不相同,适宜进行碳交易;碳限额增大能有效降低成本,对经济订货量和排放无直接影响;碳价与排放负相关,而对成本的作用则取决于给定碳限额的范围。     

“低碳”视野下大学生环保理念与行为的培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资源紧张、污染严重、生态恶化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对人民生活生存质量的不良影响在不断加剧,由此＂低碳生活＂理念应运而生。当代大学生是未来国家的建设者,他们的价值观与行为将会影响到我国的长远发展。在高等教育阶段对他们进行环保理念的培育有利于为缓解和改变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生态恶化问题、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生存质量、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这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长远发展都有着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