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空间比较路径选择模型的碳生产率区域差异性研究

在考虑各地区内在联系的前提下，为以最少的双边比较次数，实现地区间可传递的多边比较，本文把最小生成树理论与空间结构分解分析相结合，提出了空间比较路径选择（SCPS）模型。利用2007年和2012年中国27地区的投入产出表，以碳生产率的五因素乘法分解为例，示范了SCPS模型的构建过程，并对中国碳生产率区域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部门碳强度是影响区域碳生产率差异性以及各省碳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最终需求和产业结构也对碳生产率差异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各地区可通过加大低碳投资力度，增强信息、技术及其他资源的跨省区合作，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等措施，缩小碳生产率差异性，提升碳生产率的整体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向低碳绿色模式转型。     

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TFP增长的空间差异和影响因素

运用DDF模型和ML生产率指数,对中国分省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区域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采用Theil指数测算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异并按照多种空间尺度进行区域分解;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采用广义空间面板自回归最小二乘法对资源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2010年之前,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差异总体上呈下降态势,地区内而非地区间差距是造成总体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空间计量模型回归估计结果表明,资源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和科技创新水平对资源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要素禀赋结构等结构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和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基于前沿分析方法的中国工业部门 广义碳生产率指数测算及变化分解

碳生产率能将低碳经济的两大目标融为一体,工业部门作为能源密集型部门,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体,其碳生产率的变化深刻影响着中国整体碳生产率的格局。目前,大部分学者都用GDP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比值作为衡量碳生产率的指标,然而二氧化碳排放空间作为一种投入要素,其产出除了经济绩效外还包括环境、就业等综合绩效。本文基于广义碳生产率的概念,通过对前沿分析方法的比较,选择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DEA方法,测算了中国工业部门各细分行业从2004-2009年的广义碳生产率指数,并对其变化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1)中国工业部门广义碳生产率指数整体小于1,说明广义碳生产率水平整体上存在下降的趋势;(2)引致工业部门广义碳生产率指数整体小于1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低下。     

绿色生产率及其对工业低碳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1995年至2009年碳排放特征分组的中国工业投入产出数据,采用方向距离函数估算工业的生产效率和绿色生产率,基于方向距离函数的SML指数方法测算绿色生产率增长指数,从时间和行业两个维度比较分析工业绿色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和行业差异,结合改进的STIRPAT模型面板数据模型估计方法,就绿色生产率对工业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及影响工业低碳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不考虑碳排放的生产效率,绿色生产率在高碳排放强度行业上升,在低碳排放强度行业下降;绿色生产率先升后降,对工业低碳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高碳排放强度行业作用更大;绿色技术进步对工业绿色生产率增长和低碳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绿色技术效率;碳排放强度与经济产出关系具有U型曲线特征,化石能源结构调整不能促进工业低碳发展.     

过犹不及事缓则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与全要素生产率

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经济体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干预"会显著影响地方政府经济行为。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经济效率影响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以2002～2014年中国230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为样本,检验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当经济增长目标制定采用"留有余地"的设定方式时,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对较高,而在采用"之上"、"确保"、"力争"等硬约束表述时,地级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经济目标硬约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技术效率(TE)上。(2)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明显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种抑制作用在2006年以后更加严重并表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各个组成部分。(3)如果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目标采用"留有余地"设定方式,经济增长目标实际完成情况则会更好,全要素生产率也会得到一定地提升。(4)中间机制检验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通过竞相投资的潮涌效应,扭曲投资结构,抑制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挤占以及导致企业间资源要素错配等机制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以上实证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仍较为稳健。本文可以为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一系列独特现象,如GDP水分、重复建设等问题提供重要线索。     

基础设施与企业生产率:市场扩张与外资竞争的视角

以往文献对基础设施与企业生产率关系的探讨主要基于Barro(1990)的公共支出内生增长模型,认为基础设施对企业生产率可以产生溢出效应(或外部性),但并未对基础设施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内在机制做更细致的分析。本文从基础设施可以带来市场扩张和竞争这一基本功能出发,研究基础设施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理论分析发现,基础设施一方面促使企业"走出去",扩大企业的市场规模,实现企业研发行为的规模经济,提升企业生产率;另一方面,基础设施也鼓励企业"走进来",加剧了市场竞争,这对企业的市场规模形成压缩效应,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省级层面的基础设施数据,借助工具变量回归方法解决基础设施的内生性问题,发现尽管基础设施的竞争效应降低了企业生产率,但市场扩张效应是基础设施影响企业研发,进而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更重要因素,这使得基础设施总体上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本文为基础设施的外溢效应提供了机制上的解释,有利于深化公共支出与企业生产率关系的理解。     

技术进步偏向性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基于CES生产函数分解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考察技术进步偏向性对要素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应,证明技术进步偏向性变动会通过改变要素结构从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数据显示,我国整体经济和东中西部地区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程度逐年减弱;技术进步偏向性变化趋势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且技术进步偏向性与要素结构适配性逐年增强,并呈现出愈加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趋势。     

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企业要素转化能力的基础性指标,能反映公司治理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的变化,有关终极控制股东的治理因素与其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建立平衡面板数据模型,使用2003年～200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数据,研究终极控制权、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终极控制股东类型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终极控制权在低水平时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产出增长效应占优;在高水平时与其负相关,产出替代效应占优,两者呈倒U型曲线关系。当产出增长效应向产出替代效应转化时,政府控制的公司转化的临界值最高、其他类型的次之、自然人或家族的最低。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政府终极控制股东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建议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终极控制链的信息披露质量,对终极控制股东形成有效监管,加强产出增长效应,弱化产出替代效应,以提升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     

制造业结构变化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

一、前言结构变化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用“结构红利假说”加以说明。其主要内容是 ,由于各部门生产率的水平和增长率具有系统差别 ,因此当投入要素从低生产率或生产率增长慢的部门向高生产率或生产率增长快的部门转移时 ,就会促进由各部门组成的经济体的总生产率增长 ,而总生产率增长率超过各部门生产率增长率加权和的余额就是结构变化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 ,也即“结构红利”。这一假说的基本思想较早反映在克拉克和库兹涅茨等人关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成果中 ,并继而成为增长核算文献的一个分析重点 (Ｄｅｎｉｓｏｎ，１９…     

继续引进外资,深化"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的途径 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技术外溢,是指由于广义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内含的人力资本、研发等因素通过各种渠道导致技术的非自愿扩散,促进了当地生产率增长,进而对东道国经济长期增长作出贡献.那么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什么渠道实现溢出,从而促进了东道国生产率的提高呢?     

市场化转型、就业动态与中国地区生产率增长

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渐进式改革已经持续了30多年,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更是进一步加快。本文以此为背景来评估市场化转型对中国就业动态变化(包括就业创造与就业破坏)以及地区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本文发现,市场化转型通过"提升就业创造率"和"降低就业破坏率"两个途径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就业净增长,并且前者的影响更大。本文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市场化转型促进了劳动力资源由低生产率企业向高生产率企业的转移,即通过改善就业再配置效率进而显著地促进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上述发现对于深入认识和理解转型国家的就业变动模式与生产率增长的动力来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变

基于"资源-能源-经济-环境"构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分析框架,设计测算指标,改进EBM模型并结合ML指数从静态和动态视角测算并解析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源泉,采用核密度函数和空间马尔科夫链从时空视域分析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演变规律。结论：一是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更真实、合理反映农业效率。二是2006-2016年间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微幅波动上升趋势,增长的动力源泉在于农业绿色技术进步。三是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差异明显,长期内区域差异不会缩小,区域差异的根源在于农业绿色技术效率。四是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空间集聚特性,空间滞后类型对区域转移的稳定程度具有显著影响;"以邻为善"与"以邻为壑"并存;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较高区域相邻,会降低向低水平转移的概率,但跨界式增长难以实现。政策含义是制定区域差异化的AGTFP增长策略,实现中国农业区域协调、绿色增长。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就业变动及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在Reijnders和de Vries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基本框架下同时考虑行业和技能异质性,并利用WIOD数据库以及相配套的劳动力就业数据库,多维度考察中国就业变动的整体、行业和技能特点。按照各因素的相对贡献,本文利用链式结构分解方法,深入探究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劳动投入系数效应、中间投入外包效应、最终需求外包效应、最终需求规模效应和最终需求的产品结构效应对中国就业变动的影响,得到的基本结论如下：中国整体及细分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新增就业规模庞大,加入世贸组织后服务业相较于制造业实现了更快增长。此外,各类技能劳动者的工作时长明显增加,并以低技能劳动者的工时延长最大。结构分解结果表明,最终需求规模增加对中国就业增长的贡献相对最大,技术进步显著抑制就业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效应相比,劳动投入系数下降是抑制中国就业增长的关键因素。外包对就业的影响因生产工序不同存在显著差异,但最终需求外包增加对中国就业的促进作用明显更大。当纳入细分行业和技能就业的考虑,这些驱动因素的影响同样具备差异性。本文研究结论对我国如何实现更充分和更高质量的就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基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R&D投入对制造业影响评价

首先运用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进行了测算,发现产业的技术密集度越高,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增长越高.然后对具有较高R&D密集度的高技术产业,考察各种不同R&D活动的作用,发现企业内部R&D主要通过提高技术进步、公共R&D主要通过推进技术进步对高技术产业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显著影响,外资活动仅对技术效率的增长产生影响,未能产生明显的技术扩散效应.     

国际性无形技术外溢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考虑国际性技术外溢中技术外溢方和吸收方互动因素的基础上,本文测算了我国各省吸收同化的无形国际性外溢R&D存量,将其代入Coe和Helpman推导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利用我国各省的面板数据估计了自主R&D存量和无形国际性外溢R&D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系数,同时,应用了分位数回归分析了无形国际性技术外溢对TFP的贡献随着各省市TFP的分位点的变化而变化的趋势。研究结果表明,自主R&D投资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我国各省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力;无形的国际性技术外溢同样促进了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其作用要小于自主R&D投资对各省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分位数回归结果进一步表明,随着各省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无形的国际性技术外溢对各省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步降低。     

集约增长的体制条件

时下颇为流行"集约增长"的一种观点是:靠增加要素投入实现的增长是粗放增长,靠提高要素生产率实现的增长是集约增长。我对这种二分法持异议,如果更新设备使产量大大提高,但同时增加了一定的投资支出,这种增长是集约的还是粗放的?集约增长并非投入量的绝对减少,只要变动期的产出投入比率大于基期,即使投入量增加了,仍可视为集约增长。我理解,斯密以来经济学家所论及的多是库茨涅茨所说的"现代经济增长",亦即始于大工业革命,集约度递增的经济增长。可是,在决定集约增长的众多因素中,到底哪一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却历来众说不一。斯密——资本决定论斯密的看法是资本最重要。他的逻辑是:劳动是财富之源,故财富增长主要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生产率又主要靠分工。但是,生产率因分工提高,意味着单     

重点产业政策、资源重置与产业生产率

产业政策是否有效提升了产业生产率是产业经济实践领域一个关键的实证问题。本文整理了中国省份五年规划的重点产业政策信息,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了省份制造业二位码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实证检验了重点产业政策对生产率的影响。我们发现,地方政府的重点产业政策总体上显著提高了地方产业的生产率;重点产业政策对产业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在不同产业类型上具有显著差异;将资源导向生产率增长率更高企业的程度不同导致了重点产业政策的资源重置效应因产业类型而异。本文的发现意味着,政府提高重点产业政策生产率效应的一个有效途径是,提高产业内部企业之间资源重置效率。     

出口与中国本土企业生产率——基于江苏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运用来自江苏省本土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通过构建一个测度企业生产率的综合指标体系,利用联立方程计量方法,在解决企业出口和生产率之间内生性基础上,本文实证考察了企业出口与生产率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就测度企业生产率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标而言,出口虽然不是促进中国本土企业TFP增长的因素,TFP却是促进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的因素;就作为测度企业生产率的资本生产率(S_K)要素生产率指标而言,S_K不仅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同时,出口又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的S_K的提升;就作为测度企业生产率的资本—劳动比率(K_L)单要素生产率指标而言,K_L不仅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而且,出口也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K_L的提升。更进一步,我们按企业规模和按产品特性分组划分,深入研究了企业出口与生产率的相互作用关系,发现不同规模与不同产品特性的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关系,存在显著差异。这就为从更深入角度全面考察企业出口与生产率之间可能具有的复杂相互关系,提供了来自类似中国这样发展中大国的经验证据。     

双循环技术溢出视角下中国产业技术进步的网络效应研究——基于全球生产网络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传导测算

全球生产网络的技术溢出传导效应打破了技术进步的独立性假设,而以往全要素生产率测算较少考虑网络循环效应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来考察技术进步的网络传导效应,结合“空间—时变”随机前沿参数估计方法和国内国际循环外溢乘数的分解,实证考察了双循环条件下国家和产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溢出效应。研究发现,考察期内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呈逐渐放缓态势,其中国际循环的网络效应在金融危机后受全球价值链收缩的冲击较大,而国内循环的网络效应则为产业技术升级提供了重要的内生动力,制造业是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技术进步的网络效应对全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呈上升趋势,说明中国不仅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推动世界技术进步的重要引擎。     

技术创新与新创企业生产率——来自VC/PE支持企业的证据

现代经济中,国家的竞争力取决于创建高生产率的创业企业,这些企业能够创造新产品和服务、财富以及新的工作岗位。本文利用2007—2011年PE/VC支持的新创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技术创新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我们采用LP方法估计了新创企业的生产率,在充分控制企业异质性及可能的内生性后,研究发现:(1)研发投入对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且存在滞后效应;(2)高新技术行业的研发投入弹性系数明显高于非高新技术行业;(3)研发投入对不同生产率水平企业生产率的贡献具有明显差异。此外,企业规模和资产负债率均对新创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盈利能力和行业需求的增长有利于新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