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执政党执政方式比较及其启示

对中西方执政党执政方式进行比较,从中找出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途径。我们不能全盘照搬西方政党体制和执政党执政模式。但是作为政党,其活动、发展乃至执政亦有其共同的规律。我们要主动研究并遵循这种规律以加强执政党建设。中国的执政党建设必须走改革与创新之路,包括构建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认可”机制和评估体系;进一步研究党在国家和社会两个层面的角色定位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科学规范党、人大、政府的职权;创新监督体制。     

党的政党意识、执政党意识及执政意识辨析

政党意识、执政党意识和执政意识是政党文化中的三个不同的概念。目前学界对三者理解不一,同时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概念混淆,二是内容界定不准确。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意识是指中国共产党全党成员和党组织形成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纲领、使命等各方面所达成的共识。执政党意识是指党以执政党的身份来思考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早日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等执政任务问题。执政意识指的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对于履行执政职能、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目标的思考,是党的执政实践活动在党的组织和成员头脑中形成的固有的执政思维方式。政党意识、执政党意识与执政意识三者的关系是：政党意识里包含执政党意识,而执政党意识里包含着执政意识,三者的层级依次从大到小。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意识内容包括革命党意识和执政党意识两大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意识主要内容为全面执政意识、忧患意识、改革开放意识、发展意识等;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意识内容则包括为民执政意识、依法执政意识、民主执政意识、科学执政意识、第一要务意识等。     

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历史考察及现实思考

回顾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演变,得出结论,即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是对党执政规律的准确把握,也是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要求。     

执政竞争力——执政党建设的新领域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能理解为用强化管制的方式强化党的"坐天下"的地位,而应该用尽快提高党和国家的竞争力这一客观标准来衡量.分析总结中国共产党及世界上其他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可以发现,影响执政党执政竞争力的因素有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组织状况、执政体制、社会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因而,提高执政党执政竞争力的着力点要在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努力转变和创新执政理念,不断改进和完善执政体制,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不断优化执政环境等方面下功夫,使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竞争力不断得到提高,实现长期执政、有效执政的目标.     

关于党执政体制的理论与现实思考

从理论层面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体制是指一个执政党其内部的构成要素，以及这些要素问的排列组合及其与社会其他系统间的横向联系等的制度化状态，影响和制约党的执政体制的因素主要有经济、政治和文化三方面。从现实层面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体制与西方国家相比在基础、职能、性质和内容等方面都具有不同的特征，但也面临着市场经济、基层民主、民间组织、历史文化和西方民主等多方面的挑战，必须从多方面加强与改进我党执政体制。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创新发展研究述评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政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竞争.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理论,研究它对于进一步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加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具有学术价值、理论意义和现实针对性.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理论的性质、内涵和框架、马克思主义执政观特别是列宁新型无产阶级执政党理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理论中国化、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等问题开展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今后进一步研究的若干建议:增强问题意识;强化原著经典研究;加强比较政党研究;运用政治学新方法.     

试论依法执政

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党建理论和法治思想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是依法执政的思想基础.依法执政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执政方式,依法执政水平是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体现,依法执政是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目标.依法执政要求执政党要领导国家的立法工作,要求执政党要带头守法,要求执政党要保证执法的独立性,要求执政党要不断推动国家法制化、规范化的进程.     

"三个代表"与党的执政安全

本文立足于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执政党这一基本事实,从国际安全困境,意识形态困境,政绩合法性困境三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进行了困境分析,指出未来党执政安全的趋势存在向好和向坏两种可能,而实践好"三个代表"党的执政安全就会获得体制内的保障。     

战后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发展对中国执政党建设的影响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发展对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建设产生的重要影响:促使中国共产党由一个革命党成为一个执政党;促使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执政方略的重大转变;促使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挑战及应对：再论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

社会结构的变迁、体制的转轨、阶层的分化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源面临着一系列新挑战。作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和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努力把握自身执政资源的发展变化,积极应对挑战。继续深化改革,发展科学技术,健全政治体制,繁荣先进文化,培养具有强大张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现社会和谐,是中国共产党应对新挑战的意志所在。     

哈萨克斯坦和新加坡威权政治体制的比较分析及启示

威权政治是中亚和东南亚国家转型时期所形成的民主政治模式,哈萨克斯坦和新加坡又是这两个地区中实行威权政治体制的典型国家。两国的威权政治体制既存在相同特征,又存在许多差异性。但是威权政治体制能适应两国国情,并且两国正确地处理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及威权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因此,在民主机制的载体中,哈萨克斯坦和新加坡威权政治的本质特征将会延续下去。      

威廉斯的大众传播思想研究

依据大众传播系统中隐含的权力关系,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者雷蒙·威廉斯研究了3种主要的大众传播体系控制方式,即专制系统、家长制系统和商业系统,提出了构建第4种系统——民主的系统的吁求．同时,威廉斯还批判了大众传播研究中的技未决定论、传播技术发展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情境,强调了技术的社会特性．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提出缘由和基本范畴

本文着重论述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提出缘由和基本范畴。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提出,从根本上说,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具体地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缘由:高度重视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一贯做法;重视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成功应对现实考验和挑战的英明决策;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我党以世界眼光“海纳百川”而做出的历史决策。根据胡锦涛同志2004年两次讲话精神,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执政环境等要素,构成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基本范畴。     

东南亚七国政体比较研究

在全球性经济与政治自由化的浪潮中,文莱的二元君主制政体及其所表现出的权力高度集中表达出它仍处在宪政主义的萌芽状态。在其他六国中,多种政体共存,既体现了宪政主义对文化和历史的包容性,如在虚位国家元首化下,柬埔寨、泰国的君主立宪制照顾了王族和僧侣的文化性和宗教性,马来西亚的君主立宪制则吸纳了世袭苏丹的历史性和地方性,且此三国都建立了立法与行政分立的议会和政府以及相应的议会内阁制;也体现了对政体形式的超越。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确立的立宪主义总统制和包含总统相对实位化元素的新加坡议会制均在于防御集权和威权主义的复辟。宪政主义框架下的不同形式的政体已在东南亚各国成为主流。     

对构建党的政治合法性的思考

合法性是权力的一种形态,是“没有权力的权力”,是任何政权都必须要认真面对的问题。21世纪的今天,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考虑政治现代化问题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合法性运动”问题,以建构、加强党的政治合法性。     

2011年埃及政治转型何以发生?——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回溯性分析

2011年埃及政治转型是窥探当代埃及政治逻辑的窗口。其吊诡之处是在强威权国家未见明显衰弱的情况下,民众抗议运动能在短时间内推翻穆巴拉克长达三十年的统治。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回溯性分析可以发现,转型之前的埃及在国家层面上体现出"一体两面"特征。一面是一个未曾出现衰弱迹象的强威权国家形象:经济总量实现持续增长、国家能力保持中等强度、威权执政者绝对掌控国家机构。另一面则是在四种因素侵蚀下呈现出的脆弱性。它们分别是经济增长之下的严重民生问题、低效且脆弱的国家治理、相对独立的司法机构、相对自由的社会空间。而在社会层面,埃及呈现为深刻的官民对立与分裂:阶层分野的日益极化、严重的政治冷漠、对总统和议会以及执政党极低的信任程度、不公平的公共资源分配。当时机成熟时,严重的官民对立则成为极化民众动员的最佳催化剂。2011年政治转型的发生正是强威权埃及脆弱性与严重官民对立在特殊时间节点相互作用的产物。而未曾衰弱的强威权国家则为塞西的威权复归准备了条件。     

论权力变异与政治腐败

腐败的因素有许多 ,关键的一点在于权力异化。权力尤其是政府权力的变异产生腐败 ,要从权力的角度来抑制腐败的产生。     

论与时俱进的科学执政观

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我们党的执政观与时俱进,在执政的理论基础、阶级基础、社会基础以及执政的方式、执政的理念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执政观。本文对这种新的执政观做了初步探讨。     

中国古代的“国号”与历史上的“中国”

中国古代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与＂中国＂不是一个概念,中国古代的国号只代表某一个政权,而＂中国＂的涵义则有很多,主要的并非是一个政权的名称,即使用来指称政权,也常常不指一个政权,或指同时并立的几个政权,或指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的多个政权。经过元朝和清朝的转换,到中华民国定国号为中国,＂中国＂与＂国号＂最终实现了统一。古代历史上任何一个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元朝和清朝除外）都不能等同于历史上的＂中国＂,历史上中国的疆域也不是以国号为代表的某个政权的疆域,而是包含了为中国所继承的当时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政权所控制的疆域。     

建设学习型政党是完善党的执政方式的关键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面对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使命、执政环境和执政队伍发生的新变化,我们党在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等方面还有许多不适应之处。建设学习型政党,使党成为不断学习和创新的政治组织,是完善党的执政方式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