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在“严打”中应正确处理好四个关系

根据我国新世纪面临的社会治安问题 ,中央就当前社会治安形势作出“严打”整治重大战略部署 ,并提出在两年内实现社会治安明显进步的目标。检察机关作为“严打”中的主力军之一 ,如何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 ,深入开展“严打”斗争 ,是新时期“严打”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 ,当前应正确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 ,以期实现社会治安明显进步的目标。一、正确处理执行刑事政策与适用刑法的关系我国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 ,在本质上反映的是党和国家与刑法的关系。刑事政策作为政策的一种 ,它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 ,具有特殊的地位 ,对刑事立法和…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弱势群体刑法保护

弱势群体刑法保护可分为正向保护和反向保护,需要通过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加以实现,应当将其纳入到当前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加以考量.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该严则严”是弱势群体刑法正向保护的需要,体现了正义需要、秩序要求、报应观念和预防理念,刑事立法上应通过定罪规范的“犯罪化”和刑罚规范的“严厉化”加以实现,刑事司法上则要求量刑应依法从严.“当宽则宽”是弱势群体刑法反向保护的需要,体现了人本主义、公平理念、刑法谦抑和刑法人道,刑事立法上的实现途径是定罪规范上的“非犯罪化”和刑罚规范上的“轻缓化”,刑事司法上则要求量刑应依法从宽.     

网络时代社会治理迭代升级与犯罪控制协同化的刑事政策

如何因应网络时代的犯罪态势与典型特征对我国宽严相济等刑事政策进行更新和调整,建构与之动态适应的协同化刑事政策,是当下我国刑事治理领域面临的难题。网络时代社会结构升级以技术驱动为推进力量,技术及其风险贯穿社会治理全过程,协同化刑事政策应遵循相对主义犯罪观,重点关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引入社科法学思维、控制技术创新行为出入罪等议题。刑事政策的协同化不是平行多轨的同步化,而是在消极预防性刑法理念基础上的网络时代的社会治理与刑事政策、适应时代性的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融通。网络时代的刑事政策是一种以宽严相济为基础的“社会治理迭代升级与犯罪控制协同化”的刑事政策,其动态调整过程是“社会治理的演进”与“刑事政策的演进”的双向互动过程,也是刑法体系与刑事政策协同演进的过程,协同化方案体现为对刑法理念、立法和司法的全方位调适。     

刑事政策与刑法的二重协奏——1949年以来中国刑事政策的演进与刑法的变迁

刑事政策的演进意味着国家通过刑罚权的运用,在配置罪与罚的问题上一直在作选择,而这种选择的结果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刑事立法.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形势的变迁,刑事政策亦审时而变,经历了由“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再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演进历程,相应地,刑法也经历了一个制定后不断修正的完善过程.立足于刑事政策与刑法的互动关系的史实分析可知,刑事政策的理性化有利于指导立法的理性化,立法因时制宜回应政策的变化也有助于刑事政策的作用充分而理性地发挥.     

刑事立法过度回应刑事政策的主旨检讨

刑事立法过度回应刑事政策的倾向渐露端倪,"以策入法"是传统刑法思维惯性的延续,这与理论中对于刑法与刑事政策关系问题研究的裹足不前也有很大关系。理论不仅没有为实践提供武器,反而在为实践合理性作注脚。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区别是明显的。刑法与刑事政策不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应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轻罪刑事政策的理论溯源

轻罪刑事政策以较和缓的手段处置轻罪犯罪人,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轻罪刑事政策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具体包括刑法谦抑思想、刑法经济思想、刑法人道思想和刑法教育思想.轻罪刑事政策在我国的法律实现体现在立法、司法和执行等环节,表现为多种法律制度,坚实的理论根基为轻罪刑事政策的贯彻奠定了前提.     

论党的刑事政策与我国刑法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对刑事法制的领导是中国刑事法制的一大特色。这种领导主要是通过刑事政策来实施的。在《刑法》颁布实施以前 ,党的刑事政策曾经起过《刑法》的作用 ;在《刑法》颁布实施后 ,党的刑事政策仍然起着指导、审视、修改、完善《刑法》的作用 ,无论对刑事立法还是对刑事司法 ,都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坚持党对刑事立法和司法的领导 ,这是我国刑事法制的一条政治原则     

刑罚的结构性缺陷及其化解——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法化为视角

我国现行刑罚结构总体上存在着"当重不重""当轻不轻"的倒挂性局面.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传统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复归,它应当是新时期的基本刑事政策,任何刑事政策都应实践性地转化为刑法规范,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应当加速其刑法化的进程.以刑事政策刑法化的视角来分析,我国应尽快用修改刑法的方式来根本扭转刑罚轻重失衡的局面.     

刑事政策视域下的刑法立法解释

随着刑事法治的蓬勃发展,刑法解释已不仅仅是刑法学术领域的独有命题,也是刑事领域的实践命题,其中刑法立法解释穿行于立法与司法之间、刑法立法权与刑法解释权之间,不同解释立场、不同解释目标的存在加强了刑法立法解释的取向多元化、功能复杂化,在此种格局中对刑法的立法解释进行刑事政策立场下的考量亦成为可行的路径,研究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的互动和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功能,有利于刑法适用的明晰和刑法原则的统一。     

刑事政策在刑事裁判中的法源性探析

刑事政策的法源范围广阔,整体可以分为制定法源和非制定法源,刑事政策则是非制定法源中的重要一部分.基于将刑事政策作为刑法裁判规范之非制定法源这一研究视角的需要,可以将刑事政策分为作为公共政策范畴的"刑事政策"、作为特定领域政策的"刑事政策"和作为刑事法律规范的"刑事政策".在法治社会中,刑事政策通过其刑法化对刑事案件的裁决过程产生影响.其路径只有两条:转化为法律或者在法律内运作.刑事政策转化为法律,可以通过主动地刑法创制的立法过程完成;刑事政策在法律内运作只能通过被动"刑法化"的司法过程实现.     

论我国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

<正> 在我国,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建立后的若干年里,刑事政策都曾经代替刑法,起过刑法的作用。就是在刑法及其有关的刑事法律创制过程中和颁布实施后,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以及刑法的修改与完善方面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讲究并弄清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不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两种刑事政策的关系 许多伺志认为,所谓刑事政策就是党的刑事政策,甚至一些论著和教科书也这样认为,     

从“厉而不严”到“严而不厉”：中国刑法结构的发展趋向

“严而不厉”和“厉而不严”是我国著名刑法学家储槐植教授在对世界各国罪刑配置深入比较的基础上，提出的两种刑法结构类型。前一结构更有利于实现刑法关于犯罪控制和人权保护的两大机能。刑法和刑事政策的转变表明，我国刑法结构正在由“厉而不严”向“严而不厉”这一更加科学的方向发展。     

“三常”法治观的刑法哲学之维

在“西方现代性范式”大行其道的中国“法治”语境中,陈忠林教授所倡导的“三常”(常理、常识、常情)法治观弥足珍贵。“三常”不应是倡言者一个人的“三常”。笔者以刑事法治为分析中心,运用刑法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位一体的立体思维模式对其予以解读和反思,并得出结论认为:其中贯穿始终的“三常”范式超然于“应然”与“实然”之间,为人们寻求“应然”与“实然”高度结合的刑事法律制度开辟了一条崭新的理论道路。最后,笔者也提出了进一步的追问和质疑。     

关于“严打”的刑法学思考

我国从1983年开始的历次“严打”斗争,都取得了一定成效,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然而,当前我国面临的犯罪高发态势并没有彻底缓解,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为此,本文拟从“严打”刑事政策的刑法法理基础、发展特点以及对“严打”过程中的法律关系的认识等三方面进行探讨,以促进我国刑事政策的科学化和刑事实践的高效化。     

毛泽东与列宁刑事法律思想的比较分析

毛泽东对列宁刑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刑法的“死缓”制度 ;二是坚持列宁“对罪犯实行强制劳动”的基本观点 ,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造第一 ,生产第二”的劳动改造罪犯的刑事政策和实践措施 ;三是在治党方面 ,坚持和完善了列宁“从重惩处党员干部犯罪”的刑事法律理论。     

刑事法治视野中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指导,刑法理论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的刑事政策观的确立。本文以刑事法治为视角,对我国的刑事政策进行检讨,并进而探讨刑事政策的基本问题,认为在法治社会,刑事政策受罪刑法定原则、罪刑均衡原则与刑罚谦抑原则的限制。     

计算机犯罪的刑法规制缺陷及理论回应

计算机犯罪是新型犯罪类型,我国刑法对计算机犯罪的规制存在犯罪客体错位、侵入的“领域”狭小、单位犯罪主体缺失、主观罪过形式单一、刑事责任年龄偏高等犯罪构成缺陷,以及刑事处罚种类较少、刑事罪名不完备、网络空间管辖冲突和其他有关刑法理论问题,有必要在刑法上健全计算机犯罪构成和法定刑,增设计算机犯罪新罪名,确立网络空间刑事管辖权,新型刑法理论,完善计算机犯罪的立法模式。     

论我国刑法中情节的概念及其基本特征

“情节”一词在刑事法领域被广泛使用。而当前我国刑法学界对情节的认识缺乏统一认识。笔者认为:我国刑法中的情节,是指刑法规定的或者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对定罪、量刑或者行刑产生影响并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及其程度的各种主客观事实。同时认为我国刑法中的情节具有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及其程度的统一、法定性与酌定性的统一、概括性与具体性的统一、单一性与多样(元)性的统一等基本特征。     

宽严相济：中国耕地资源保护的刑事政策选择

当今中国正在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耕地问题是当前许多重大社会问题之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长期治理犯罪的经验总结,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虽然,我国执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尤其体现在涉地犯罪的刑事立法上,但是刑法对保护耕地的实践效果并不理想。反思刑事立法存在的缺陷和刑事司法的错位之后,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立场,刑法在耕地资源保护中的角色定位应当是：保护耕地的刑事政策以严为主,区别对待,对涉耕地职务犯罪应＂从严惩治＂,严厉打击违法批地、用地等渎职行为,对涉耕地非职务犯罪则＂从宽对待＂,注重化解社会冲突,恢复耕地原状。     

对贯彻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思考

我国刑法颁布施行以后,法学界对于还要不要继续贯彻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曾有不少争论。主张继续贯彻执行的同志认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是我们党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这一基本刑事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实践一再证明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