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建筑史起始期考辨——20世纪初清末政治变革与建筑体系整体变迁

既有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囿于通史分期模式,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作为近代建筑历史的起点。文章拟从传统建筑体系的整体断裂、新式建筑教育的初兴与新型建筑师的出现、城市的早期现代化改造三个方面,阐述了清末“新政”与“立宪”时期中国建筑体系发生的整体性变迁,结果表明,中国古代建筑史与近代建筑史的真正分界点不在1840年而在1900年代。     

从“朝贡体系”到“条约体系”看近代中国外交的转型

近代中国的外交政策的转型,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关乎世界近代史与近代国际关系,不仅对中国现当代的发展有深远影响,也对于世界的发展有广泛影响。因此,研究近代中国外交的转型,不仅能对历史上的外交政策有更清晰的认识,更对当代外交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尽管对于近代中国外交,国内外已有大量的研究,但大多是对于近代中国外交思想的研究,外交制度或是外交人物的研究,较少有从体系变迁与外交政策变迁的相互影响的角度来研究近代中国的外交转型,并且国内研究大多是以“侵略说”为主,认为近代中国的体系转型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造成的被迫转型,而国外学者,以费正清为代表则认为近代中国的体系转型是“冲击一反应说”,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片面观点。该文以一个相对客观的,多角度的研究近代中国体系从“朝贡体系”到“条约体系”的转型以及其所带来的外交转型的意义及影响,并希望通过对于这次成功的外交转型的研究,对当代中国的外交能有所启示,以更好地与其他国家开展外交活动。     

中国加入近代国际体系的历程

东亚地区长期存在着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封贡体系　国际秩序。随着西方列强决意打开中国的大门,东亚传统的国际秩序与近代国际体系发生了　激烈的碰撞。中国在这一碰撞中遭受了沉重的冲击。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掠取了巨大利益的　西方列强调整对华策略,而清政府也被迫重新认识对外关系。１８６０年以后的近２０年里,中国　逐渐从被动接纳近代国际体系向主动加入近代国际体系转变。以７０年代末向欧美诸国派遣常　驻使节为标志,中国完成了加入近代国际体系的历程。     

嬗变与转移:近代长江三角洲城市体系之雏形(1842-1895)

1842年通商口岸上海开埠,这不仅仅成为改变上海城市自身命运的起点,也是近代以来以上海为区域中心城市的长江三角洲城市体系重构的新起点.在这一过程中,原有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中心发生了位移,即上海取代苏州成为长江三角洲的区域中心,而且该区域原有的城镇经济结构也在这一巨变中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改变.长江三角洲以上海为中心的新的"商业化"浪潮成为这一改变的推动力所在.     

近代“朝贡制度”概念的形成——兼论费正清“朝贡制度论”的局限

“朝贡制度”是中国古代史、近代史讨论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议题，但中外学界一直以来就其定义、范围、作用争论不休。归根究底则由于“朝贡”作为传统经史中对外关系的知识，被近代知识体系碎片化地整合为一“朝贡制度”的“学术概念”。因此，若要解决这些争论则应先从儒家经典释出“朝贡”一词的古义及其在传统经史知识体系的位置，继而分析其在近代知识体系建构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被纳入为中国近代史的命题。最后更要透过剖析费正清“朝贡制度论”，指出这一近代转型过程如何造成“朝贡制度”研究视野狭隘、史料单一等问题，从而反思如何突破目前研究困境。     

近代华北两种典型商品市场发育研究

18 4 0年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外国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取得了种种特权 ,对中国展开以商品输出为中心的侵略活动 ,形成了以通商口岸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市场体系的新格局。随着沿海和内地城市的相继开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向内地渗透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作用和影响下 ,华北传统的市场逐步由自给自足的内贸型经济开始向近代外向型经济转变 ,走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市场经济的发展轨道。本文旨在通过对华北近代的典型商品市场棉花棉布、市场和小麦市场的研究 (由于 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 ,战争破坏了正常的经济发展规律 ,中国转入战时经济 ,所以本文讨论的时间范围是 19世纪 70年代到抗日战争爆发前这一时期 ) ,探讨其中反映出来的近代华北市场发育的特点     

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历史与现状

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历史与现状杜语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的所谓城市化过程，实际上只是一个通商口岸化的过程。通过对通商口岸和通商口岸化的考察，准确地把握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沉的程度，可以准确地把握中国畸形城市外壳内部潜生的现代化种粒如何冲破重...     

市的兴起与近代中国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

民国时期市的兴起,改变了秦统一以来中国只有面状的地域型政区的行政区划模式,此后这种点状的城市型日益重要。本文回顾了民国时期市的出现和扩展的过程,分析了其间产生的151个市的空间分布状况,指出市最早产生在沿海通商口岸,口岸城市近代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是市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受此驱动的各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导致中国的城市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由于市能否设立主要依据城市的人口和税收数量,传统的各种等级的行政中心如果能够较早被设立为市,大多数情况是由于它们经济有所发展并承担起区域经济中心的结果,否则设市要慢一些甚至不能设市。     

“自开商埠”新议

商埠,是一个国家向其他国家开放的通商城市.中国古代称“关市”,近代又称“通商口岸”或“通商码头”。中国近代商埠,按其性质可分为两类:(一)“约开商埠”,(二)“自开商埠”。中国近代商埠的历史。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领域,有待于大家去开拓。而准确其概念的定义,当是研究的首要前提。现在史学界流行的说法是:     

法律近代化与律师公会制度的建立

《大清律例》是传统法律的集大成者,但康乾时期仍开创了“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的”修例原则。近代中国发生“几千年未有之变局”,晚清政府反而停止了修例,表明传统的法律已经不能适应转型的近代社会。“以夷制夷”没能有效地治理外国人,反而丧失了“治外法权”。为废弃“领事裁判权”,晚清政府移植、模仿西方律师制度,启动中国法律近代化。近代西方将律师界定为自由职业者、律师公会为非政府组织,近代中国在定性自由职业者与社会组织性质的同时融合了中国元素,建构了国家与律师公会双重治理模式,规范了律师公会治理体系,建立了律师公会制度。     

近代烟台贸易与城乡关系变迁

传统城乡“无差别的统一”关系日益明显地向对立统一关系转变。以对外开埠通商为契机 ,近代烟台城乡关系开始转型。在贸易推动下 ,烟台成长为近代化新型工商业城市 ,出现了新的阶级、新的生产力和新的文明 ,并引发了周边乡村社会的互动反应 ,使之卷入近代化潮流之中。     

中国近代通商口岸城市的外部市场研究——以近代福州为例

关于中国近代通商口岸城市的研究,学界一般强调开埠通商后外部国际市场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进而着重关注口岸城市与腹地经济的有效互动.然而,从长时期的角度来看,近代口岸城市的发展是与其参与海洋亚洲的建构息息相关的.以福州为例,长久以来,借着亚洲内部的贸易关系,琉球与台湾成为福州城市与港口发展最深刻的历史记忆.然而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开埠通商,与更大的国际市场建立联系,福州的发展反而形成了一种偏离.在丧失传统亚洲外部市场之后,福州及其腹地都被迫转向"内在",表现出极大的内向性发展.     

试论转型期中国政治文化结构的整合与创新

深入剖析一国政治文化的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对于了解该国政治体系的运作具有重要意义。转型期中国政治文化在精英和大众层面都存在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统政治文化、民主政治文化三种类型的交织与分化。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应以发展和权利、民主、法治为核心理念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为指向,探寻其整合与创新的路径。     

公民社会与中国德育发展

中国现代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公民社会的出现.公民社会是与传统的"臣民社会"不同的社会,这给德育提出了从传统德育向现代德育发展的要求.德育功能将在坚持政治意识形态导向功能的同时趋向于强化育人、协调和发展等功能;同时将形成并推崇"主体-发展性"德育,这是中国现代德育发展的必然趋向.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口政策演变探讨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人口政策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是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体系向现代生育文明转变的分水岭。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人口政策可分为三个时段：1966年至1968年,政治动乱导致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传统的生育文化体系在社会上占支配地位,人口生产处于一种无管制的增长状态;1969年至1972年,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政府适时提出了＂有计划地增长人口＂的口号,但只是单个部门的单独行动,没有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所取得的成果有限;1973年至1976年,国家在＂有计划地增长人口＂的基础上形成了＂晚、稀、少＂的人口政策,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较好的预后效果。＂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口政策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和生育价值取向,奠定了现行人口政策的根基。     

谈谈北仑城区建设构想

北仑城区建设作为整个宁波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的一部分,必须按照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的标准,纳入规划,搞好发展,加强管理,塑造形象。首先必须在思想上珍惜开发开放步入新时期的绝佳机遇,理清思路,加大开发建设的力度,搞好城区建设．在规划设计上,按现代化港城目标要求,高起点,富规划,走整体、宏观、超前之路,体现现代港城特点,体现当代民族风格。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人民城市人民护”的路子,使城区“发展、建设、管理、服务”四大功能统一协调,从而推进港城建设向现代化国际水平迈进。     

政治文明建设视域中的依法执政

依法执政不仅是改革与完善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最恰当选择,对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全局性影响,而且是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具体机制,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最核心内容;应站在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大平台上推进依法执政,立足于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战略高度,着力在法治轨道上改善国家政权领导者同国家政权执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改善国家政权领导者、执掌者同国家政权所有者、保护者之间的关系。     

晚清督抚衙门房科结构管窥

晚清是我国古代至近代政治制度发展的重要转型期。房科作为清代职官体系外的非正式机构,事实上成为各直省督抚衙门内部行政职能运作的基本载体。随社会变动与政治格局变化,晚清督抚衙署房科结构日趋复杂。其新旧杂揉的特征,与文案处及文案委员的出现相辅相成,既反映出近代行政职能扩展和业务细分化的趋势,奠定了1907年外官改制的重要基础,同时亦表明变化中的旧式督抚衙门已渐具近代省级政府的雏形,成为从传统幕府转向近代职官制的重要过渡。     

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探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无法创生现代法治,其惰性因素严重阻滞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实践。要实现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必须着眼中国社会现实,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及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进行模式构建:从中国经济政治变革中寻找根本动力,实现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不断摒弃传统法律文化的阻滞因素,正确处理继承淘汰与移植创新关系;构建理性法律文化及先进的法治理念;培育现代法律观念,树立法律信仰。     

对建构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几点思考

建构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体系是关涉到我国文艺学学科发展前景的重要命题 ,该体系的建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在进行该体系的建构时 ,不能单以古代文论或西方文论为建构的母体 ,而是应该在立足现代文论的基础上打通古今 ,以古、今、中、外各方文论参加的“四方会谈”为建构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