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和亲”非彼“和亲”

研究了《朝野签载》和《资治通鉴》中的相关材料,通过了解历史事实,对《朝野签载》中两个看似相同实则涵义并不同的和亲进行了探讨,指出了两个和亲的不同之处。     

此“和亲”非彼“和亲”

研究了《朝野签载》和《资治通鉴》中的相关材料，通过了解历史事实，对《朝野签载》中两个看似相同实则涵义并不同的“和亲”进行了探讨，指出了两个“和亲”的不同之处。     

《唐音统签》与李商隐诗学之推演

李商隐诗歌的价值经由清代学者笺释而得到了全面开掘，这种现象并不是孤立产生的。在明清诗学史上，晚明胡震亨编纂的大型唐诗总集《唐音统签》对于清代李商隐诗学的深入推演具有先导作用。《唐音统签》的出版规划、笺释理论与笺释范例，为清人重估李商隐诗歌留下契机、开示门径，与清代李商隐诗学构成多方面的内在呼应，体现出承前启后之功。     

夫妻“共签共债”规范的功能优化——以家事法目的性介入模式为指引

夫妻“共签共债”模式从司法解释进入《民法典》，确立了其在民法中的重要地位。当前，我国学界对夫妻“共签共债”入典的合理性以及司法适用价值存在争议。从理论层面来看，对夫妻“共签共债”规范的争议源于在道德层面、经济层面、入典必要性层面存在的肯定说与否定说的对立；从司法实践观察，夫妻“共签共债”模式存在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失衡问题。《民法典》的基本原则、主要法条、司法解释贯穿夫妻“共签共债”活动始终，而夫妻生活的亲密性、伦理性和隐私性压缩了家事法的适用空间，故目的性介入模式在夫妻“共签共债”规范的功能优化中具有适用正当性。家事法目的性介入婚姻家庭处理夫妻“共签共债”法律问题，需要接受后果主义思维的指引，从触及底线性道德、家庭内部调整功能失灵、夫妻共同体的解除与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三个维度由浅入深地推进。     

宋孝武帝至齐武帝时期宗王府典签与行事新探--以出镇宗王府为中心

南朝典签的权重现象并不是普遍的,即使在权重的宋孝武帝至齐武帝时期也仍然如此,弟系宗王府的典签权重于子系宗王府的典签.鱼复侯萧子响事件后,齐武帝对典签的弊端有所认识,对权重的典签予以制约,并惩治了他们的胡作非为.此外,本文对宗王不必依赖行事的年龄也作了探讨.     

望山一号楚墓新识签牌集释

对新从望山一号楚墓竹简中识出的5枚签牌(原编号146简等)内容作了集释,认为该墓竹简除了“卜筮祭祷”或“卜筮祷祠”简之外,尚明显存在另一个类别——签牌。     

从三个比喻分析民航院校对飞行签派员的职能定位

本文将飞行签派员岗位职能用三个比喻分别进行解释,以帮助民航院校学生和相关新从业人员对飞行签派员这一民航岗位的职能定位进行了解。     

浅论《唐音癸签》在唐乐研究中之史料价值

《唐音癸签》是我国古代"唐诗学"名著,虽然在史学思想和理论方法上没有独特之处,所征引的文献也系常见文献,但它将零散资料集为一帙,为后人从总体上把握唐代音乐文化的发展轨迹起到了引导作用,在唐乐研究中的史料价值不容忽视.     

读《诗》说四灵

读《诗》说四灵姚效先在《礼记·礼运》篇中，提到所谓四灵。其云：“域、凤、龟、龙，谓之四灵。故尤以为畜，故鱼鲸不论；凤以为畜，故鸟不裔；城以为畜，故兽不犹；龟以为畜，故人情不失。”这段话，不仅讲清了四灵所指，而且说出这四种东西神秘所在。这无疑是汉代人的...     

论提单签发的法律责任和风险防范

承运人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如实签发提单,承运人不如实签发提单的行为,如倒签提单、预借提单或凭保函签发清洁提单,无疑构成对收货人／提单持有人的一种欺诈,并应当对收货人／提单持有人因此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得享受中国《海商法》规定的赔偿责任限制。对此,承运人应当从严把握签单,对保函的接受亦应当慎重。     

《正纬》与谶纬--《文心雕龙·正纬》篇辨正

刘勰的《文心雕龙·正纬》篇是针对谶纬而作的。刘勰以“宗经”思想为指导,按经验纬,指出了谶纬的虚伪诡异、乖道谬典。然而,刘勰对谶纬的认识还是不全面、不科学的,其对谶纬的批判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虽然刘勰是以“宗经”而“正纬”,但是刘勰“正纬”的真正目的在于“为文”上。因此,《正纬》篇在指出谶纬的“无益经典”的同时,又从“事丰”和“辞富”两个方面,充分肯定了谶纬的“有助文章”,提出了“酌乎纬”,这正是《正纬》篇作为《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之一的意义所在。     

从《文心雕龙·正纬》看刘勰对谶纬的态度

刘勰对谶纬的态度，研究界曾经给予了较多的负面评价。随着谶纬研究全新视角的开启，两汉谶纬之学的文化价值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它与远古先民“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有内在的承继关系，在汉代的文化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心雕龙·正纬》直面这一文化现象，并把它作为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肯定，表明刘勰对谶纬的认识超出了时代局限。     

由“占筮”到“德义”——据帛书《易传》析论《周易》解释的视域转换

早期易学解释的视域,存在着一个由"占筮"到"德义"的内在转化过程,这在马王堆帛书《易传》中有较明确的体现。《周易》本源于占筮活动,早期巫史多将其用于占筮实践。随着人文理性的崛起,占筮活动逐渐纳入丰富的德性、义理内涵而转成为"德占",《周易》也被赋予涵盖一切的哲理内涵。后来的儒者完全摒弃《周易》的占筮之用,将其看成圣人之"遗言"或教导,以一种较为彻底的"德义"视域实现了《周易》之经典化、文本化。     

巴人占卜用域考

巴人是一个巫风浓郁的民族,巴人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根据民族、地域、物产等特点,创造了丰富的占卜文化,占卜用域广泛,涉及到城建、祈雨、制盐、丧葬等诸多领域。研究巴人占卜的用域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巴人的占卜文化、信仰文化及与其它文化的交融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凉山州北部地区尔苏藏族的卦术研究

尔苏藏族仍保留着古老的原始占卜习俗,尔苏人称打卦为“什我”。尔苏人随时部可以打卦,任何事件任何东西都可以和卦象联系起来。有棍卦、绳卦、头帕卦、羊膀卦、猪脾卦、鸡头卦等．另外,尔苏萨巴。们世代相传一种图册,尔苏语叫“略玛识达”。萨巴借助于《略玛识达》测算日子和打卦、打卦,是原始宗教的范畴,是尔苏人大自然崇拜和山神崇拜的一种表象。二十世纪中叶以后,打卦占卜行为仅仅作为礼节性的行为,存在于待人接物之中。作为原始宗教的遗迹,它已经远离尔苏人民。     

占灯术源流考：德藏吐鲁番出土文献Ch 1634发微

根据德藏吐鲁番出土文献Ch 1634《杂占要抄》中的“占灯吉凶法”，可以解明唐代占灯法的基本性质，其法当为燃灯置于灯轮之上，逐次转动灯轮，根据想要占卜的事项所对应的灯的状态进行吉凶占验，是糅合了数占、杂占、阴阳五行、禄命行年的一种“易杂占”。占法的灵验性与药师佛信仰和仪式密切相关，法器则借用了佛教灯轮。写本学分析以及Ch 1634与摩尼文中古波斯语占卜书M556中的占灯预兆的印证，表明Ch 1634的抄写者可能为粟特裔摩尼教教徒。占灯术在宋代以后逐渐发展成以灯焰、灯花占察风云气象和人事吉凶，进入道教灯仪，并曾在我国西藏、蒙古和卡尔梅克地区以及日本广泛传播。占灯术的重新发现不仅有助于重建中国数术文化的世界史，也为从知识—信仰—社会生活层面理解丝绸之路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影响提供了新的思考。     

谶纬与魏晋南北朝赋

谶纬包罗繁富,是魏晋南北朝士人的必读书。它推动了赋的繁荣。谶纬的五德历史观是赋家颂扬君命天授的最有力工具。谶纬的祥瑞之象是赋家歌功颂德的最佳材料。赋家还广泛吸收借鉴了谶纬中的天文地理等丰富内容。谶纬的想象丰富、语言精美还影响到赋的奇丽之美。     

纳西族象形文字《二十八宿值日星占图》研究

纳西族象形文字《东巴经》中记录着上百种原始占卜方法,它是构成东巴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各种占卜既反映着纳西族的社会历史、传统民俗,更反映着古代的天文、历法、医学乃至哲学。把原始象形文字记录的那些关于用自然界客观事物变化———诸如星宿运动变化去观察、预测未来的神秘占卜破译出来,对研究、发掘纳西族传统文化,尤其是古代天文、历法知识,很有意义。     

敦煌相书残卷S.3395、S.9987B1V考论

敦煌相书残卷S.3395、S.9987B1V是同一写本的两个残片,可以拼合。通过对此残卷的篇目划分、语言、内容解说的分析考察,比较了它与敦煌许负系统相书的异同,认为它是在许负等传统相书基础上,汇录当时的各种相书及流行相法,重新编纂而成的一部新的相书,是居许负相书与传世相书之间的一种具有过渡性质的相书,反映了唐代相术发展的实际情况。     

漫谈游戏之卜

游戏之卜是占卜在当代文化中一种突出的表现形态，是人类卜精神与游戏精神在现代文明中的一种结合，在精神层面上更偏重于体现一种游戏精神，带有明显的游戏性质和特征。游戏之卜不同于传统认知中的宗教之卜和迷信之卜，它以文化的延续、游戏性生活方式以及以人的某种日常生活感性行为气质的养成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