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和国会的战争权:谁决定美国开战

美国宪法对战争权的规定在总统和国会之间留下一片不明朗的“灰色区域”,造成总统和国会对战争权的竞争 ,但这种竞争并不是无条件的。实践表明 ,美国国会在决定美国开战的决策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其影响不容忽视。尽管在历史上某些“帝王式的总统”当政时期 ,国会因其自身运作机制的特点在战争决定权中属于次要的地位 ,但是由于宪政理念、人民主权观念的深入人心 ,公众反战运动的努力及美国国会自身的努力 ,总统战争权会进一步受到国会的限制 ,国会在美国战争决定权的地位会得到不断的提升。     

美国国内政治与第一次台海危机中《台湾决议案》的出台

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对第一次台海危机中《台湾决议案》的出台进行个案研究,探讨决议出台时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行政部门提出决议的国内政治动因和国会迅速通过决议的国内政治因素等。《台湾决议案》的迅速出台与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有着直接关系,该决议的出台也对此后的美国国内政治产生很大影响。它标志着国会在战争决策权方面对总统的第一次实质性退让,无形中扩大了总统的战争决策权力,致使此后总统的战争决策权力不断膨胀,并最终导致了"帝王式总统"的出现和总统与国会在战争决策权问题上的严重冲突。     

"二元民主"权力架构下的美国府会战争权

在美国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下,国会与总统分享外交决策权力,并形成了独特的"二元民主"外交权力架构,本文分析了这一二元性权力架构得以形成的原因,并以府会在二战后围绕战争权力的争夺和交锋为重点,探讨了国会作为该架构下相对独立的一极,其战争权力的起伏消长及其对美国相关政策制定和实施所具有的影响.     

从“遏制”战略的形成析美国对外政策决策模式

美国外交决策是通过其国家政治过程完成的，符合美国社会政治结构的普遍规定。以总统为核心的总统政治中心在决策中掌握着最主要的权力。国会和舆论界在决策中的作用不可忽视，然而终究是次要的。这一方面体现出国家安全事务的紧迫性对决策过程的技术要求；另一方面更表现出政府、国会、新闻界共同的运作基础，表现出华盛顿与华尔街亦步亦趋的真实关系。     

论朝鲜战争决策中美国高层的政见分歧与权力斗争

本文在民主共和两党、文武官员集团和总统与战区司令三个层面上,讨论和分析了朝鲜战争决策中美国高层的政见分歧与权力斗争.通过对问题的研究,一方面揭示出美国政治体制和行政运作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与美国外交政策推行和全球战略确立之间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在美国外交决策中高级文官对武将的权力制衡能力.文章特别提出以杜鲁门总统最终下令解除麦克阿瑟战区司令职务和控制朝鲜战争发展态势为核心点,进一步从党政体制的角度阐明美国宪法所确立的“军人必须接受文职政府领导”原则的不可撼动性.     

浅析冷战后美国国会在外交上的“复兴”

冷战结束后 ,由于内因 (制度安排 )与外因 (环境变迁 )的交相作用 ,美国外交决策过程发生了重大变化 ,出现了“私有化”趋势。在“私有化”趋势下 ,总统外交权力相对削弱 ,国会外交影响显著扩大。面对国会在外交上的“复兴”攻势 ,总统及其下属的行政当局不得不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然而 ,由于自身职能的特点和局限性 ,冷战后国会在外交上的能动性既不意味着国会在外交上的优势地位 ,也未根本改变总统主导外交政策的局面。尽管如此 ,在外交决策过程的“私有化”趋势作用下 ,国会的积极介入还是对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国情咨文

国情咨文是总统向国会提出咨文的一种。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是最具代表性的。每年年初国会开幕时,总统向国会提出关于国内外情况和政府认为应当采取的政策措施的报告,实际上就是美国政府的施政纲领。在草拟国情咨文的过程中,总统也要征询国会领袖的意见。因此,国情咨文在形式上虽然不能产生法律上的任何后果，但随着行政权的日益扩大，它逐渐具有国会工作纲领的意义并变成总统操纵或进行立法活动的工具。国情咨文起源于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第一篇国情咨文言简意赅，全文只有850字。随着美国疆土的不断膨胀和扩展，国情咨文的篇幅越来越冗长。     

论一八六八年对美国总统的弹劾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在按怎样的原则来重建南部问题上,北方分裂成两大派。一派以继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为代表,另一派以激进派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为代表。由于对南部处理意见分歧,导致双方矛盾日益激化,最后,激进派控制国会于1868年对约翰逊总统提起了弹劾。由此爆发了一场三权分立宪法的大危机。在评价激进派弹劾时,历来史家大都站在激进派国会一边,对总统的重建措施大加     

论美国总统与国会外交决策权的消长

为了防止集权暴政,美国宪法对外交决策权进行了分权与制衡式安排,这给总统和国会日后争夺外交主导权提供了动力和目标。19世纪里,秉承宪法有 所侧重的授权和美国民主传统,国会基本上居于外交决策权的主导地位。进入20世纪之后,总统利用自己在处理危机上的优势、外交领域的某些特殊性和世界日趋一体化的趋势,夺取了美国外交决策的主导权,并将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继续保持这一优势地位;与此同时,国会自身的不断退让和法院对于总统的某种偏护也对这种状况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朝鲜战争中美国决策的特点

1950年———1953年的朝鲜战争是中国与美国两个大国在各自境外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美国作为战后的超级大国,具有称霸世界的野心和实力,但同时又要面对与苏联的对抗。这场战争中,从美国决策的角度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美国从始至终都站在全球与苏联对抗的高度和角度对战争进行判断,战争决策中都贯穿着美国冷战的宏观战略指导思想,即遏制苏联,中心在欧洲,不能在东亚耗费过多国力。本文从美国对朝鲜战争性质的界定以及在战争过程中的决策两方面来对此特点进行论证。     

再论美国总统眼中的宪法及其启示(上)——以美国总统的竞选演说为分析范本

分析美国总统的宪法观,具有多方面的学理价值。美国总统在竞选演说中对宪法的论述,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强调宪法保护公民权利,这是杜鲁门、肯尼迪与克林顿论述宪法的全部内容;另一方面是表达对宪法的信仰、赞扬与尊奉,这是福特与卡特论述宪法的基调。这两个方面启示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根本法"并未彻底揭示宪法的特质,宪法的特质在于它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法,是保护人权的根本法。     

"特洛伊计划"——美国冷战心理宣传战略探微

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逐步形成了全球冷战战略,在全球冷战战略的统领下, 美国政府还进行了冷战心理宣传攻势.杜鲁门总统公开进行的宣传攻势"真理运动"(Camp aign of Truth)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进行的隐蔽宣传行动形成了一场总体的心理宣传战.其中,美国之音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能够突破苏联对美国之音的广播干扰 , 美国国务院组成了由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等名校22名专家教授在内的研究项目组,代号为"特洛伊计划".通过对这个"最高机密"计划的研究,可揭示出美国在冷战初期进行的种种心理宣传手段,进而全面认识美国的全球冷战宣传战略.     

美国民众对苏联态度的转变与“杜鲁门主义”的出台

二战结束后 ,美国杜鲁门政府便改变了战时与苏联合作的政策 ,举起反共大旗 ,对苏联进行遏制。然而 ,作为一个实行民选制度的国家 ,在制定如此重大政策时 ,不得不考虑民众的态度和意愿。为此 ,杜鲁门政府利用媒体不断批评、指责苏联 ,极力将苏联刻画为一个“极权主义国家” ,从而迅速转变了苏联在战时给美国民众留下的良好形象 ,为推行“冷战”政策奠定了民众基础。     

艾森豪威尔政府结束朝鲜停战谈判的政策论析

艾森豪威尔出任美国总统后对于朝鲜停战谈判,一方面继续沿用杜鲁门政府的所谓"自愿遣返"战俘的政策,另一方面又在国际国内诸因素的制约下急于停战.由于苏联新领导人改变了原有的对美强硬政策,中国方面不得不在朝鲜谈判中做出某些让步.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政府亦表示出一定的谈判诚意,在有关战俘协议的细节问题上对中朝方面做出了一些让步.虽然在谈判接近尾声时美方一度发出核威胁的信息,企图逼迫中朝方面尽早同意缔结停战协议,但是这种核威胁根本未发挥任何作用,谈判依自身逻辑而结束.     

罗斯福总统与美国二战期间对香港政策的演变

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罗斯福总统出于战争和战后全球战略的考虑 ,提出“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 ,以促使中国全力进行战争和战后协助维护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和地位。为此 ,罗斯福总统逐步形成支持战后香港主权归还中国的政策 ,并为实现这一政策在战争的各阶段在多层次与中国和英国进行多次外交努力。对此 ,中国的蒋介石政府曾寄予巨大希望。由于英国坚持维护自己的殖民主义利益 ,加上罗斯福总统战争结束前夕的逝世 ,尤其是由于美苏对抗的国际格局的出现 ,美国政府自己改变了这一政策 ,致使战争结束时英国重新占据香港     

冷战初期（1951-1961）美国对日本工会心理战政策探析

工会组织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阵营争夺的重要目标。冷战初期,为了清除共产主义对日本的影响,加强其亲美导向,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政府对日本工会组织实施了形式多样的心理战活动。美国对日心理战政策的效果往往受到美日关系的深刻影响,在短期内很难显现成效。但从长期来看,美国对日本工会持续的文化与宣传活动,一方面培养了一批认同西方理念、追随美国的工会领导人;另一方面成功导致了日本工会的分裂。更重要的是,美国倡导的“温和”斗争路线逐渐被日本工会所接受,并最终使工会组织成为日本政治格局中的“温和的反对派”。     

"期成宪草"探微--抗战时期民主宪政运动的重要成果

1940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修正草案>(简称"期成宪草")的提出,是抗战时期民主宪政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的爱国民主人士坚持抗战立宪并举,借鉴西方议会民主制度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首次尝试.本文运用阶级分析和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阐明"期成宪草"于当时必然流产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它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文章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国民党统治下的民国行宪之艰难,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团结各民主党派,领导中国人民推进民主宪政的斗争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