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诗可以怨”之本义及其悖论解读

孔子在仁德修养方面不主张怨,但在事君政事方面却是主张怨的。"诗可以怨"的本义是士人借用诗三百以讽谏政事,且并未有"怨而不怒"的要求。"诗可以怨"这一看似与孔子仁德相悖的主张,实质上却正是孔子推行仁德、以仁为本的政治实践的表达。它体现着孔子道统观念与一家一姓王朝政统之间的拉锯与抗衡,为士人阶层的品格塑造与参政途径提供了理论依据。     

魏晋隐逸诗的流变及与士人园林之关系

隐逸诗和古典园林是士人隐逸文化的组成部分。魏晋时期,隐逸诗和古典园林作为士人隐逸思潮的载体而兴盛。这期间,隐逸诗由游仙、招隐等题材逐步转向山水、园林题材,而士人园林的勃兴也反过来影响到隐逸诗创作意境的开拓。     

唐代省亲诗的忠孝观念

省亲是归家探望父母的礼俗。唐前省亲诗仅表达了个人思归的家园情结。唐代省亲诗则反映了唐代官员、士子、僧人等社会群体的省亲现象,及这些省亲群体的忠孝观念:官员省亲诗表现了唐代官员"忠大于孝"、"孝大于忠"或"忠孝两全"的不同伦理观念;士人省亲诗体现了科举士子扬名显亲的至孝观念;僧人省亲诗蕴含了中晚唐僧人、士大夫"孝能通禅"的思想。     

车盖亭诗案的历史还原

车盖亭诗案的发生并不在于蔡确诗中的"诽谤"言论,而在于邢恕肯定蔡确的"定策"之功及对高太后在立储一事上"别持异议"的暗中指控。高太后与旧党势力虽然在严厉打击新党方面高度一致,却又出于不同的动机和目的。作为士人群体,旧党对如何处理蔡确分岐严重,并在诗案发生后呈现出种种复杂心态,这种心态既表现出士大夫群体内部的文化冲突,更折射出专制政治对士大夫的精神戕害。     

论宋人的"诗人诗"、"文人诗"与"儒者诗"之辨

宋人依诗歌内容的学派属性或作者身份,将诗分为"诗人诗"、"文人诗"和"儒者诗"。这种分类,是学术派别促成诗歌新变的反映。特别是"儒者诗"的价值定位及理学家的诗歌史重构,开历史上以学术干预文学创作的先例,表现出理学家文学观的狭隘;而这种不遵循文学规律的"新变",只能造成诗歌的衰落。     

罗隐客游诗略论

叙述了晚唐诗人罗隐的客游生活及背景原因,研究其客游诗作的题材与风格,并以罗隐及客游诗为研究中心,进一步透视晚唐寒门士人客游诗的创作心态和其生活状态。     

《诗》源批评与赋的国家意识形态属性

无论是作为一种创作技法,还是作为一种文体,"赋"都与《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文体的赋,并非由作为创作技法的"诗六义"之赋独立发展而来,赋"文体化"的发生主要是基于"赋《诗》"言志行为的文本化。无论是赋《诗》之"赋",还是"失志之赋",都展现了士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关切以及对自身介入政治的渴望。     

兰亭雅集与隐逸诗的唱和探析

中古时期,隐逸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即注重对隐逸精神的追求,其隐逸的外在形式也有所变化,随着隐逸之风的大兴,士人积极营造隐居的生活环境———园林。因此,在园林集会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兰亭集会上,士人共同创制了大量的隐逸诗来表达自我的隐逸思想,改变了隐逸诗个性创制的特征,其诗歌又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元僧诗与僧诗文献研究

元代文学与元诗的特点之一是释、道、伊斯兰教、基督教四种宗教教士齐聚文坛。僧诗是元诗重要组成部分,但以往研究积累极少,文献散失亦多。本文对元僧诗基本情况作了概括,并就诗僧别集的散失、辑佚、考释等,作了专题研究。忽略元僧诗,导致元僧诗文献散失;文献散失,直接后果则是对元僧诗的忽略。两者互为因果。元僧诗文献研究可以证实:元代僧诗相当活跃;宋元之际士人出家与科举不再实行有一定关系,主要是出于生活方式的选择;迄于元,诗僧是受到南宋江湖诗派影响明显的群体。     

中古隐逸诗的文化功能探析

中国隐逸诗承载着其自身的文化功能:诗人运用隐逸诗,可以叙述自身“安贫乐道”、“不仕王侯”的隐逸精神,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统治者运用隐逸诗,可以召隐士归来从政;士人运用隐逸诗,可以进行政治批判,因而隐逸诗又具有政治实用性功能。     

从"新学之诗"到"新派诗"——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过程

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并非一蹴而就。实际上,早在梁启超于1899年正式提出"诗界革命"这一口号之前,已有不少诗人在进行着"诗界革命"的实践,而正是这些诗人或失败或成功的诗歌创作,促发了梁启超"诗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和理论体系的思考,其后又经由"专栏诗作"的进一步实践,最终确立了"诗界革命"的发展方向,并带来了近代"新派诗"的创作热潮。     

论王维的佛教诗

从文学品鉴的角度讲,山水诗与佛教诗,是王维奉献给时人与后人的两道文学盛宴。王维现存佛教诗40余首,大致可分为佛理诗、佛语诗、禅趣诗三类。佛理诗以宣扬佛学理念、言谈佛理为主,佛语诗是"佛家语"与"文学语"互为结合的产物,禅趣诗在艺术与审美上则是佛教诗的最高境界。王维的佛教诗不仅对于佛教文学的的开拓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于唐诗内容的丰富,典故艺术的创新,以及将山水诗推向艺术的巅峰等,都是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与影响的。     

元和后期诗风之变与<御览诗>

元和后期 ,随着宪宗前期清明政治的逆转 ,元、白针贬时弊 ,关注现实的“新乐府”诗失去存在的现实依托。在历经理想破灭、仕途坎坷的痛苦后 ,元和士人的积极进取精神和儒士的兼济情怀遭到严重摧抑。迷惘、失落中 ,他们普遍回归自我 ,在艳情或闲适中安顿心灵 ,寻求安慰 ,六朝诗风再次受到青睐。《御览诗》的编集正是当时整个社会士人心态和审美趣味的集中体现     

诗歌与宗教:天学诗集《闽中诸公赠诗》典故新诠

天学诗是指以传教士和西方宗教文化为题材的中国古典诗歌,是明清鼎革之际中国士人在政治和文化危机下感知西学和天主教之后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融合了中国士人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接受和想象。天学诗集《闽中诸公赠诗》的诗人们以用典为主要修辞手法,引用了大量的先秦诸子语典、寓言故事、上古神话和名人事典,将对古代圣贤治世的追思、对当时混乱时局的痛心和对传教士的赞赏融入诗中;天学诗用典是晚明文学复古倾向的表征,典故的选择与运用又受到了诗人的文化背景、社会地位,以及三教合一思潮的深刻影响。     

王梵志诗、寒山诗比较研究

王梵志诗、寒山诗比较研究陆永峰关键词：王梵志诗,寒山诗,唐诗,雅俗之别王梵志诗与寒山诗常被视为唐代白话诗的代表,这种并举有利于对唐代白话诗发展脉络的认识,但一定程度上也模糊了它们的区别,特别是对寒山诗全貌的把握。本文拟重新审视这种并举,揭示二者异同,...     

唐代落第诗折射的士文化心态

唐代落第诗在展示唐代士人的文化品格、自我价值观念、情感世界等方面,有着独特的文化价值。在此 着重阐述其所折射的士人文化心态:文场蹉跎、失意怀羞的心理;羁旅行役之感与怀乡念国之思;怀才不遇、感伤意 绪的流露;进取归隐、儒道意识的转换等。并进一步审视唐代科举之下文人特定的文化心理。     

清初关中遗民诗群的构成与王弘撰、李柏的诗歌创作

清初关中遗民诗群主要由以王弘撰、孙枝蔚、李柏等人为代表的士人阶层和以青门七子及其子弟为代表的故明宗室成员构成。由于受地域文化 ,尤其是受世代相承的关学的影响 ,这个诗群创作中的理性化特征较为明显。与此相联系 ,诗中所体现的关中地区所独具的自然景象与人文精神 ,以及那种不以唐宋为门户 ,以朴实自然为旨归的作风 ,在清初遗民诗界、乃至整个清代诗坛均有其独具的价值     

论宋初百年偈语诗的诗性品格及其文化价值

宋初百年偈语诗的诸多特点,是与此期诗歌的总体发展方向相矛盾的。此期偈语诗不讲究押韵、对偶、用事、平仄相对,以及句式组合灵活多变等语言特点,以阐释和宣扬佛教教义为主的诗歌内容,注重议论化、理趣化的表现手法,都是与偈语诗的功用相联系的。偈语诗传播佛法、点拨信众的功用,主要由僧人诗人继承下来,而唐代诗人那种以偈语诗的形式写作世俗人生情感体验的传统,则在宋初百年士大夫那里被疏离。宋初百年偈语诗的上述特征,与此期士人积极入世的人生追求紧密相关。宋初百年偈语诗的无意识的进路,对融合"诗"与"哲学"之争、寻绎自然界与道德界的同一性等问题而言,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进而言之,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亦会对当代文学史的书写提供若干学理性支持。     

论唐人边塞诗中的音乐诗

唐朝包容,汉音胡乐中外文化交响共融,唐朝激扬,士人争去边塞建功立业,如此,就产生了边塞诗中独张一帜的音乐诗。这些音乐诗或描绘边塞征战场面,表现战斗的气势和护国卫家的思想;或表达浓重的反战情绪,抒写思乡之情和闺怨之念;或描摹边地风光,记录边地人情,以其独特的思想内涵和表现手法,在泱泱唐诗大国中占据了重要一席。     

应制诗:妥协策略下的政治文本——以梁及唐访寺应制诗中佛教因素的消长为观照点

梁和唐是访寺应制诗创作的繁荣期,梁访寺诗的结尾多弘阐佛理,表达对佛法的解会、赞叹和皈依之情,而唐诗的结尾则无一例外为颂圣,并且以"大风"、"湛露"、"南薰"等有儒家意味的典故入诗.梁帝王多笃信佛教,且躬自修持,唐诸帝王虽尊崇佛教,然其目的在于利用佛教,援佛助儒.以为治国之纲.应制诗人考虑到身为"裁判"的帝王对佛教的态度,对自己诗歌的内容作出了微调,甚至不惜隐藏自己对佛法的怀疑或信仰,从而使梁和唐访寺应制诗出现了微妙的区别.这种情况反映出应制诗作为一种优质"文化资本"所具有的政治性、功利性以及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掩蔽"性,而对信仰的"隐藏"则表现出应制诗所具有的工具性.这些都使应制诗成为一种政治文本,反映出士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采取的妥协策略及其与王权"博弈"中的焦虑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