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性抗辩在新闻侵害名誉权案中的适用困境与出路

在新闻报道侵犯名誉权的案件中，真实性抗辩是媒体最常用也最有力的抗辩事由，但其适用关系到多方面的制度选择与利益平衡。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三方面困境。一是“真实”的标准不一，新闻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差异常常导致证据认定冲突；二是关于“真实”的举证责任分配逻辑混乱；三是合理性误信行为的过错认定标准不明。比较西方相关国家的立法及司法经验，我国真实性抗辩中的“真实标准”应予适当放宽并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同时明确合理性误信行为的注意义务。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认知分歧

如何应对认知分歧?以"调和主义"立场为基础的均等权重方案认为应该折中各自的观点,取得一个平均信念。以"坚持主义"立场为基础的整体主义方案则认为要在整体证据的基础上进行信念修正。以正确推理观为基础的确证主义方案认为,认知分歧可以通过分歧与自身其他特征间的相互作用得到解决。上述三种方案中,前两种方案存在一种立场和方案之间的紧张关系。均等权重观方案并不能真正代表调和主义立场,整体主义方案的结果更像是调和主义的。因此,有必要用一种改进了的确证主义方案来合理地应对认知分歧问题。首先,必须承认认知对等者这一概念具有一种可以被部分击败的特性;其次,主体必须对高阶证据进行评估,而且这种评估只能在对原先信念的重新确证中进行。     

真实性抗辩在新闻侵害名誉权案中的适用困境与出路

在新闻报道侵犯名誉权的案件中，真实性抗辩是媒体最常用也最有力的抗辩事由，但其适用关系到多方面的制度选择与利益平衡。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三方面困境。一是“真实”的标准不一，新闻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差异常常导致证据认定冲突；二是关于“真实”的举证责任分配逻辑混乱；三是合理性误信行为的过错认定标准不明。比较西方相关国家的立法及司法经验，我国真实性抗辩中的“真实标准”应予适当放宽并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同时明确合理性误信行为的注意义务。     

国共两党在抗日纲领上的分歧与“三民主义”论战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两党之间除了抗日之外已不可能再有其他政治上的共同点；两党用三民主义作为合作的政治基础的问题只是表示了一种可能性，并未见诸于双方共同承认的纲领；两党在抗日纲领上的严重分歧，最终导致关于“三民主义”的论战，表现了双方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尖锐对立；《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为这场论战作了总结，在思想理论上奠定了抗日战争和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     

知道信念与描述论“笛卡尔假定”的辩护

为了应对解释循环问题，描述论者不得不接受“笛卡尔假定”，认为个体使用名称的能力与其关于名称意义的知识相当。历史因果论者对此提出质疑，但也没有在其理论建构中尽然摆脱“笛卡尔假定”问题。实际上，个体一般拥有关于名称意义的多个有待于确定为真的信念———知道信念，只有在交流的语境下，个体才有可能和必要通过语言诠释确证其某个知道信念为真，从而获得关于该名称的知识。为此，存在一种通过解释个体如何确证其知道信念来为描述论“笛卡尔假定”辩护的可能。根据关于名称意义的形而上学研究，通过对个体如何确证其知道信念的三种相互关联的解释，可以构造一个关于知道信念确证的解释链条，寻求为描述论“笛卡尔假定”辩护的空间。同时，结合名称的指称和解释功能之分和克里普克式直觉的认识作用，有可能以意义契合解释个体对语言诠释兼容性的把握，为进一步消解对“笛卡尔假定”的担忧创造条件。     

关于《九歌》作者和时代的现代史研究

关于《九歌》作者和时代的现代史研究张树国关于《九歌》的作者问题，是在近现代伴随着人们对楚辞认识的不断深化提出来的。在千余年的楚辞流传史中，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分歧，但关于“楚辞作者是屈原”这一信念从未动摇过。至胡适《读楚辞》文出，对屈原有无这一问题的争...     

现代文学史起点小议

目前由《复旦学报》发起的“中国文学史分期讨论”，出现了许多相分歧的意见。伽达默尔说：”一切言说都以一种公共的语言为前提，或者说都在创造一种公共的语言。正如希腊人所说，中间放着某种事物，这是交谈的双方共有的．他们可以就它交换意见。因此谈话想取得的目的，即关于这件事达成一致意见，必然意味着在言说中首先要构造出一种公共的语言。”(《真理与方法》)在这次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的言说中，     

“康德与费希特之争”初探

康德与费希特关于康德哲学之精神的争论,既根源于双方对“自我意识”概念的不同理解,更源于双方对“形而上学”和“科学”概念的不同理解,正是这种分歧构成康德哲学与费希特哲学以及康德之后的德国观念论的不同之处。     

人类学文化变迁理论与黔东南民族文化变迁研究

西方人类学文化变迁的许多理论和观点不仅适用于黔东南民族文化变迁研究,而且与中国学者的研究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结论,双方使用的方法也不谋而合。但另一些观点和理论上有较大的分歧,比如关于文化人类学家作为变迁计划的促进者应为谁服务的问题;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和现代化是否由新教伦理所导致的问题;关于“同化”和“涵化”的定义;关于变迁目的和方向问题,等等。     

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变化及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出现了剧烈的动荡，这种动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美国对这种变化了的形势的判断和根据这种判断所作出的政策调整所导致的。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取决于两国能否从战略高度来寻求双方关系的共同点而不纠缠于一些具体的分歧和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