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21世纪的强盛--兼论祖国统一

当代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共同的民族渊源，二是共同的国家，三是这个国家的主体文化，这三个层面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是对中国国家及中华文化的归属意识，对增强民族的团结与凝聚力有重要的作用。在当代的中国政治格局中，中华民族认同是最能达成一致、最具有广泛性的要素，它对于在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上形成强大向心力、抑制分裂中华民族的思想、促使中国早日实现统一有积极的意义。     

“建制”与“安民”——边政学关于民族国家建设的思考及其当代启迪

民族问题，实则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如何处理内部群体与文化多样性的问题。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边政学的相关论述中，提炼出“建制”“安民”两个关键词，由此梳理边政学者关于中国民族国家建设，及如何在此背景下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思考。“建制”即将边疆地区纳入国家的统一管理之中，建立起有效的行政制度；“安民”意味着边疆民心安定，文化向化，并形成对于国家的认同。这两项任务的核心，均在于把握边疆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平衡。从“建制”“安民”的角度，可以将对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的理解推向更为深入的层面，并可为民族问题的比较研究提供框架。     

论中华民族的凝聚与复兴

民族凝聚力研究是实现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精神文明工程。历史上中华民族以中原为中心展开民族凝聚有两个原因：和而不同，以“心”征服的心理凝聚；心向中原，追求平地的地缘凝聚。其复兴典型有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中国在经历了鸦片战争以来民族磨难后形成的具有更强的凝聚力的中华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后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复兴，是历史的必然。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党的十九大上被正式写入党章,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民族问题的高度重视,是党和国家在新时代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崭新治理方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时代发挥着凝聚各方力量,增进各民族团结互信的现实价值。通过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我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事业,做好新时期的民族工作。     

习近平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重要论述的理论证成与实践路向

聚焦新时代民族问题的解决，习近平深刻阐述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价值意蕴、主要内容和根本遵循，形成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论述。这一论述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生活的理论为思想起点，厚植于中华民族统一性的文化传统，扎根于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百年经验，汇聚了根本意义论、人民主体论、现实路径论等理论内涵。新时代新征程，应当从强化政治保障、夯实经济基础、增强文化动力三个方面，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更好地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论五四后梁启超的“汉族”涵义上的“中华民族”研究

五四后的1922年,梁启超在18年前发表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的基础上写成《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在文中,梁启超不仅最先对清末以来就一直占据着中国学术界统治地位的“中华民族外来说”尤其是“西来说”公开提出质疑,而且还在他早年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形成过程和特点进行了全面考察和总结,这对于推动中华民族史研究和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他这时所说的“中华民族”却仍还停留在早年认识的基础上,亦指的是“国族”意义上的“汉族”,而非现在几乎所有研究者所认为的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当他要表达“汉族”的涵义时,使用的是“中华民族”;当他要表达“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涵义时,使用的是“中国民族”。在梁启超的笔下,“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的涵义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能看到他同时在使用“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就以为这两个观念在梁启超笔下可以替换,“中华民族”指的就是“中国民族”所指的“中国境内各民族”。     

论中国的国家认同建设

国家认同是民族国家时代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中国自从建立民族国家以后，国家认同问题就由于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而凸显出来。由于民族构成十分复杂，中国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在现实中，中国的国家认同也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甚至存在隐忧。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必须加强国家认同建设，提升国家认同的水平。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域下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刍议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均需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意义。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既是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观战略要求,也是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民族工作部署。在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上,不仅要重视大多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也要关注部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显现的个别性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中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应着重关注影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加强内外部条件支持、完善沿边开发开放政策体系、以制度完善和创新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上述五个方面关涉着影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思想观念、现实难点、内外环境、发展动力和基本保障等具体维度。     

教育对边疆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以明代以来凉山彝族地区教育发展为例

教育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历代中央政权为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都要构建一套连贯的制度性教育体制。自明朝以来，中央王朝在凉山彝族地区设置儒学机构，并通过科举制度传播中原儒家文化。民国时期现代教育的推行促进了制度性教育在中国的改革，彝族精英也积极推动现代学校在彝区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西南地区民主改革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教育事业将制度性教育推进到新阶段，并促进了凉山地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民族与文化:武陵民族走廊回族历史与文化探析

"武陵民族走廊"这一学术概念是费孝通1980年代左右继"藏彝民族走廊""南岭民族走廊""西北民族走廊"之后所提出并逐渐在学术界兴起的"走廊"研究概念.武陵民族走廊这一区域大抵位于东经108-110°,北纬28-30°,同时这一区域在地势上也是我国第二区域向第三区域的过渡地带.在这一区域上广泛分布着大量的散杂居民族,如侗族、苗族、土家族、白族、蒙古族、回族等大大小小30多个民族.但在武陵民族走廊各民族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集中在主体民族上,对其他的民族关注不高.因此本文拟对武陵民族走廊中的回族这一散杂居民族历史与文化进行阐述,希冀能够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研究做出微薄贡献.     

反思与整合:构建当代多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道德文明

中华文明千百年的发展与和谐是靠了各个民族的自我规范、自我制约和自律机制才形成的。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56个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观念汇聚成了中华民族的道德文明。不应囿限在“孔孟”或“儒家”的圈子里来谈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遗产,而应从更广的角度来梳理和研究中国各民族的优秀道德文明,各民族都应该相互吸取传统的优良道德观,只有进行整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优秀道德整合,才会使中华民族的文明和民族精神不断焕发出生机。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国家观

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是民族问题的核心,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核心。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是关系中国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新中国的国家结构采取单一制的形式,民族区域自治是新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上述观点构成中国共产党民族一国家观的基本内容。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述要

本文从中国近代史学对民族史的研究、中国民族史学对近代史的研究两方面总结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的成绩与不足,认为近代史和民族史学科界线分明,较少交叉与对话,同时影响了两个学科的全面发展,从而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民族史视角"观点,主张从我国多民族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问题。     

中华民族的中国认同意识及其影响因素

长期以来,在中华各民族人们的脑海中都客观地存在着一种忠诚、持久而且强烈的对“中国”的归属意识,即中国认同,它包含中华大地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国家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四项基本内涵,它受到来源于传统的具有既定性、持久性和可继承性的“被给予”因素和与后天的对现实利益需求的被满足程度密切相关的“选择”因素的制约,对各民族人们的中国认同有着重要影响,从“被给予”和“选择”两方面入手,强化各民族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的中国认同,对于构建边疆社会稳定与民族和谐、祖国统一大业的最终完成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均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梁启超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及其对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的贡献

在20世纪初期中国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大背景下,梁启超开始了中国民族史研究。其目的是想激活中国人的自觉意识、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精神,但客观上却在民族概念、民族源流、民族关系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众多学术成果,为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最早提出中国民族史的学科概念,把民族史作为中国史研究的核心,认为中华民族的起源是多元的,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国历史。     

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民族关系:和谐共处

研究中国民族关系的演变与发展应当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共存历史和现实的自觉认同为基础和前提。在这一前提下,以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为主题,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落脚点在于促进各民族和谐共处。     

论我国朝鲜族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过程

我国朝鲜族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过程,始于清代,经民国、伪满、解放战争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最后成为我国公民。在这一过程中,朝鲜族人民与其他民族一道,在开发东北边疆和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患难与共,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和不可分割的关系。朝鲜族人民不断吸收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逐步发展成为当之无愧的我国56个民族之一。     

司马迁的民族史研究及其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贡献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多民族的系统研究始于司马迁，他开创了“四裔传”的先河，使中国民族史研究有了明确的时空概念、明确的对象和丰富的内容，奠定了中国民族史学发展的基础。司马迁还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角度，在民族研究中建立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整体观，说明了民族发展与国家发展具有互动性，提出了黄帝是“华夷”的共祖等思想。这些思想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是深远的，贡献是巨大的。     

民族国家陷阱与多民族国家构建

从民族国家、苏联民族问题以及中国民族问题的性质与特点等几个方面,阐述中国国家构建应避免陷入民族国家的泥沼。借鉴欧美社会的民主共和思想,凭借中国多民族共处的传统经验,以及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民族区域自治等制度框架,从民族个体和民族群体两个角度考虑,提出中国是构建多民族共和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