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思州改土归流的历史意义

从文化的视角审视,明初思南、思州改土归流,与当时黔东地区儒家文化的快速传播紧密相联,是"大一统"价值诉求的使然.改土归流的成功运作,削弱了田氏土司的势力,结束了田氏土司对黔东地区的统治,对黔东地区乃至贵州全境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思南、思州改土归流,是建立贵州行省的助推器,是黔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分水岭,是黔东地域文化发展的里程碑.研究思南、思州改土归流,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     

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之我见

清雍正年间在上家族地区实施的改土归流是上家族社会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使士家族地区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土司统治，促进了土家族与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对土家族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就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的原因、特点、社会作用谈点粗浅的认识。一、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的原因元代统治者建立全国政权以后，为了强化中央集权，遂对少数民族地区加强治理。元代在宋代羁糜制度的基础上，创立了一套上司制度，以此来强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此时，土家族地区设立了许多军民长官司。明代在元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土司制度。有…     

明代广西土司制度的发展及改土归流的特点

明代广西土司制度是广西土司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明王朝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行土司制度的同时,又实行“土流并设”、“流官辅佐”,限制和削弱土官权力,并开始逐步进行改土归流。明代是广西土司制度的全盛时期,又是广西开始进行改土归流的时期。弄清明代广西土司制度发展及改土归流的特点,对于了解广西土司制度及广西社会的发展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四川改土归流及其对民族地区开发的意义

文章探讨了土司制度的缘起及改土归流的动议与实施,肯定了改土归流的历史意义及其对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程的积极作用.     

鄂尔泰改土归流的善后措施

改土归流是一个包括革除土司和善后工作两方面的全过程。鄂尔泰改土归流的善后措施包括调整疆界、选拔流官、设置营汛、查田编赋等 ,既有其成功的经验 ,也有失败的惨痛教训     

清末哈密“改土归流”研究

光绪三十三年,哈密通判陈天禄在清末边疆危机形势之下,利用哈密地区民众开展了"改土归流"运动,它反映了清末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矛盾和政治一体化的历史趋势。虽囿于诸多因素,此次运动最终失败,但是其对哈密地区影响深远。     

“改土归流”之后土著社会动荡原因探析——以来凤县土家族“改土归流”之后历史为中心的研究

“改土归流”是清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一场政治改革。“改土归流”的实行,打破了来凤原有的土著社会秩序,由于大量人口的迁入,生存空间的被挤占,导致土民生活极端贫困,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改土归流”使来凤这快蛮夷之地向人类文明社会迈进,但长期的反清战争却又给各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     

改土归流后湘鄂川黔毗邻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

湘鄂川黔毗邻地区是土家、苗、侗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自改上归流后，清王朝为了巩固和维护其对土家、苗、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实行了发展经济的措施。如革除土司规定的“火坑钱”、“烟户钱”、“锄头钱”，废止土司规定给大小官员馈送礼物，取消“蛮不出峒，汉不人境”的禁例，革除土司老残称收等等各种陋现二十多条。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减轻农民负担，促进生产的作用。随着农业的发展，这一地区的手工业、商业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值得探讨。一、手工业的发展湘鄂川黔毗邻地区在改土归流前，工匠主要从远方雇人，手工业水平不高…     

政治文化涵化:改土归流新论——以广西龙州县域土司社会为例

壮族地方基层政权从土司制度到流官制度的嬗变,从某种意义上可视为汉壮政治文化的涵化过程.广西龙州县域土司社会的改土归流,是汉族民本文化植入、集权文化渗透以及大一统文化推行的结果.     

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宗族制的儒化

改土归流前土家族宗族制出现并有所发展,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宗族制逐渐走向成熟、完备.土家族宗族削彻底完成儒化的过程,突出表现在土家族族谱修撰的规范化、祠堂建设的规模化、族规内容的儒家化.     

清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策略与效用

清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是一次重要的社会变革,也是明代以来诸多改土归流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本文根据新近披露的边疆大吏奏疏和其他史料,探讨此次改流的原因、实现改流的策略以及改流产生的效用,对以往的一些观点亦提出商榷,同时总结清雍正朝施政的若干特点。     

乾隆帝对大小金川土司改土归流析

乾隆帝平定大、小金川土司的叛乱后,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该地区进行全面的改土归流,应该说措施是完善的,也是成功的。本文就此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阐述了改土归流对嘉绒藏区在客观上产生的积极作用。     

西南各族土司制度的瓦解与清代前期的改土归流

本文试对清代前期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的原因,及如何评价改土归流的历史地位,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一) 在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上,土司制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历史上,我国西南各少数民族多聚居于地贫土瘠、交通闭塞的山区,自然条件既差,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也相当落后,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十二世纪时,在壮族人集中居住的邕州左右江一带,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依然存在,其贵族首领,不断通过攻剽附近的部落居民以及“博买嫁娶”等方式,掠夺“家奴”或“家丁”,当地的“家奴”或“家丁”多达四万余人。这些“家奴”或“家丁”“生杀予夺,尽出其酋”,“为之力作终岁而不得一饱,为之效死战争而复加科敛”。川、     

清代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的移民及其社会影响

清代雍正年间土家族地区基本完成改土归流,移民通过招民垦荒、自发移民、官兵及家属的落业入籍等方式大量流入土家族地区。从土家族地区姓氏的增加、改流初期人口民族构成结构的变化、雍正和乾隆两个时期人口数量的变化、移民会馆的大量出现与增加等情况判断移民数量成倍增加．这给土家族地区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     

明王朝对藏区控制研究:以四川龙州土司集团为例

明王朝对处于汉藏边缘的四川龙州土司集团的社会控制是中央王朝成功治理土司的一个典型范式。终明一代,龙州土司集团和明王朝基本上保持了一种和谐的政治关系:一方面对于四川龙州土司集团而言取得了国家认同,并为维护明王朝的统治也做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明王朝在龙州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完善龙州地区的土司统治网络,最后通过改土归流融入封建官僚体系,实现了封建政权对该地区的社会控制。     

谈对广西土官制及改土归流的评价问题

《学术论坛》1984年第1期刊发的《广西土官制的流弊及改土延缓的原因》一文(以下简称《流弊》),展读之后,受益非浅,但对文中的某些观点,尤其是对土官制及改土归流作用的评价问题,笔者不取苟同。特提出几点粗浅看法。一、历史上土官制是否起过积极作用历史上,活跃于桂西民族地区的大小土官,世袭罔替,雄踞一方,延续千余年之久,对广西尤其是桂西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都发生过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流弊》一文只谈消极因素,对土官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     

广西土官制的流弊及历代改土延缓的原因

改土归流是历史上一项历时长远的政治改革。近年来我区史学界屡加探索,展读之后,深受启发。但对其中某些见解,不敢苟同,故披陈陋见,以就教于高明。有的同志认为,宋朝“土司制才算走上全盛轨道”,是“上升阶段”、“是一种比较进步的民族政策”。其实早在宋代,有识之士就已经看出土司制度是一种落后的制度。宋范成大言:土官“舆骑居室服用皆似公侯”。张(?)言:土司“首领世袭,人自为战,如古诸侯民兵之制”。明人田汝成亦云:“比封建之遗焉”。近代的黄绍竑也说:“土司官完     

国家在场:从清代滇南盐官营看国家边疆治理

从雍正时期滇南盐井收归官营先行、改土归流跟进的一系列国家边疆政策的实施可以看到,盐井收归官营作为一种制度实践,目的在于试探土司势力对国家推进治理边疆的反应,中央从而根据其态度相机实施改土归流以维护边疆秩序稳定,加强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与此同时,盐井官营所体现的"国家在场",还通过盐课、专卖管理等措施将国家意识涓滴...     

明清时期云南“土流并治”管理模式与边疆治理逻辑

明清时期云南普遍实行“土流并治”的管理模式,即便改土归流也不是对该模式的完全否定。通过改土归流,不少府州县的治理方式和权力格局从“令土官为之钤制,以流官为之弹压”转变为“以土目管土人,以流官管土目”,流官的权力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因此得以加强,但是王朝国家在当地的治理逻辑仍为典型的“土流并治”。从里甲名色和赋税征收标准的制定过程来看,改土归流之后,地方流官对于西南边疆地区的治理并不会完全采用中原内地的统治方式,更不是刻板地“复制中国式社会”,相反地,流官会充分尊重甚至倚赖于原土司的管理传统,将其作为构建新治理秩序的重要基础。     

藏区基层政治变迁"应为"裂变与重构——"博峪事变"与卓尼藏区基层政治变迁

1937年,卓尼世袭土司兼洮岷路保安司令杨积庆及家属,被其部下姬从周杀害于博峪村,史称"博峪事变".事变后,经多方博弈与妥协,甘肃省政府藉善后之机"改土归流",设立卓尼设治局,从此国家基层政权进入卓尼藏区,开启了世俗性国家政权对卓尼藏区地方政教体系的更替进程,引发了卓尼藏区基层政治体制的裂变与政治合法性基础的重构.